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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文学副刊编辑部里堆满了信,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处都是。
信封各式各样,有的精致,有的粗糙,有的带着香水味,有的沾着咖啡渍。
编辑助理皮埃尔从门缝里挤进来,怀里又抱着一摞。
他把信扔在已经堆成小山的桌子上,喘了口气:“今天又两百多封,全是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
主编佩里维耶站在窗前,背对着房间,只问了一句:“信里都说了什么?”
皮埃尔抹了把汗:“说什么的都有。骂的,夸的,说不懂的,说看哭的——还有人说这根本不是。”
佩里维耶这才转过身,走到桌边,随手拿起几封信拆开。
第一封字迹工整,用的上好的信纸:
【……《太阳照常升起》我已忍耐阅读到三期,我必须说,这是对文学的侮辱。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塑造,没有道德立场,只是一群浪荡子无意义的对话和酗酒记录。
法国刚刚经历耻辱的战败,我们需要的是振奋民族精神的作品,不是这种消沉堕落的呓语!
如果贵报继续刊登此类文字,我将取消订阅!】
这封信的落款是“一名老共和派,1870年志愿兵”。
佩里维耶放下信,又拿起第二封,这封字迹潦草,用的普通信纸:
【我看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他们为什么总在喝酒?为什么总在说话但什么都不说?作者想表达什么?
战争过去了,生活要继续,这些人为什么不工作?为什么不思考法国的未来?作者自己想清楚了吗?】
第三封信看起来是一位女性写的,笔迹秀气:
【作为一个女人,我感到被冒犯了!里无论是女主角贝尔特,还是其他出现的女人,都只是男人欲望的对象。
作者没有给她们灵魂,没有给她们声音。男人在里用冷漠掩饰软弱,用酒精逃避责任。
而我们女人只能看着,等着,被爱或被抛弃。这不公平!】
佩里维耶一连看了十几封,又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街道。
《太阳照常升起》已经连载了五天,收到的反馈既没有一边倒的赞美,也没有一边倒的批判。
而是充满了分裂和困惑,还有不安的骚动。
这不像莱昂纳尔以前的作品——
《老卫兵》让人同情,《合唱团》让人温暖,《雷雨》让人震撼,《咖啡馆》让人反思。
但《太阳照常升起》——让人不舒服。
不是讨厌,就是不舒服,读者读完每天的连载,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又走进了一个太安静的房间。
这种感受,让整个巴黎都开始抑郁起来。
——————————
圣日耳曼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三个男人坐在角落。
他们都在看《费加罗报》,看《太阳照常升起》今天连载的部分。
其中一人把报纸放下,喝了口咖啡:“还是没看懂。”
第二个人也说:“我也没看懂。”
第三个人没说话,盯着报纸,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昨晚又看了一遍前面的。”
另外两个追问:“然后呢?”
第三个人说:“然后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坐在‘双偶’里。不是我常去的那个位置,是雅克坐的那个角落。
我看着窗外,外面是巴黎的街道。然后我醒了,发现才凌晨三点。我睡不着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第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脸上有皱纹,手指关节粗大,他是个木匠,战时在国民自卫队待过。
木匠突然说:“我认识雅克这样的人,不是真的认识,但我见过。在酒馆里,在街上。
他们总是下午才出来,眼睛发红,不说话,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个男人年轻些,三十出头,是个小公务员。
公务员则说:“科恩那种人我也见过。总说要写东西,总说有事要做。
但永远都把时间消磨在咖啡馆里,也永远在说‘我明天就开始’。”
第三个人是画家,留着长发,他自己的生活就放荡不羁。
画家补充道:“贝尔特那样的女人我见过更多。舞会上的寡妇,沙龙里的常客。她们笑得很响,说话很快。
但你看她们的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连废墟也没有。”
木匠拿起报纸,又看了看今天连载的那段,然后摇了摇头:“这算什么?什么都没发生。”
画家不以为然:“其实已经发生了,只是没写出来。”
公务员追问:“什么意思?”
画家指着报纸:“贝尔特在告诉雅克她昨晚在别人那里跳舞到三点,还喝别人的酒。
雅克听懂了,但他只说‘哦’和‘是吗’,而不问‘你为什么去’‘你和谁跳舞’‘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他不问,因为他知道问了也没用。贝尔特也不会说真话。”
木匠皱起眉:“你想太多了吧?”
画家呵呵一笑:“不是我想太多。是作者写得太少,只能我们自己去想。”
公务员点点头:“我也有这种感觉,这像一堆碎片,你得自己拼起来。”
木匠摇摇头:“我还是不懂,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讲故事——
讲清楚谁是谁,为什么这样做,后来怎么样了。”
画家嗤笑一声,反问:“那生活呢?生活讲清楚了吗?”
木匠和公务员都愣住了。
画家继续说:“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画室,画画或者不画画,吃饭,喝酒,睡觉。
没什么故事,没什么‘后来怎么样了’,就是这么一天天过。”
公务员低声说:“我也是——办公室,家,咖啡馆……没什么变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馆。战争之前是这样,战争之后还是这样。只是……”
“只是什么?”
木匠叹了口气:“只是感觉不一样了。战争之前,我觉得我在建设法国。
战争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个木匠,做桌子椅子,换钱吃饭。没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公务员忽然说:“这写的就是这个。”
“什么?”
公务员的语气笃定起来:“就是‘没了’!战争把什么东西打没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别的东西。
是什么?说不清。但这里的人,他们都感觉到了——‘没了’。”
画家看着报纸:“所以作者不写‘没了’,他只写这些人怎么活着。虽然人还活着,但感觉没了。”
木匠终于点点头:“我好像有点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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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聚会上,几个院士坐在休息室里,他们也在谈《太阳照常升起》。
埃内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说:“简直是胡闹。不像,随笔不像随笔!”
夏尔·德·马扎德点头:“这个索雷尔写的是什么?酒馆笔记?战地通讯?还是旅行随笔?”
于勒·西蒙更严厉:“这是逃避。面对国家的耻辱,他写的不是反思,不是奋进,而是一群人的堕落。
这些人为什么不思考法国?为什么不谈责任?为什么只喝酒、谈女人、到处游荡?”
这时路易·德·洛梅尼开口了,他已经八十岁了,经历过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现在是第三共和国。
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很慢:“我读了,我也不喜欢。这的笔调太冷,描写太空白,没有抚慰我的精神。
但我却忘不掉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他看着其他人:“我儿子就是这样的。1870年他二十岁,上了前线。幸好没受伤,活着回来了,但他变了。
以前他热情,有理想,想当个律师,想服务国家。现在他没工作,没结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馆坐到深夜。
我问他将来怎么办,他说‘不知道’。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不知道’。”
说到这里,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骂过他,劝过他,帮他找过工作,但是都没用。
他就是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么。这写的就是我儿子。不是故事,不是情节,就是那种状态——
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么。”
埃内斯特·勒南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来:“我不喜欢这,它让我难受。但它说的是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它是真话。”
说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埃内斯特·勒南低声说:“也许我们老了。”
“什么意思?”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战败、耻辱、复仇的意志、国家的重生。就像索雷尔自己在《米隆老爹》里写的那样。
但我们忘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有些人卡住了,停在耻辱那里,走不到复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们就卡在那儿。”
这个总结,引发了更漫长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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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开始发生变化,变得简短,但更沉重:
【我父亲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说话,只会喝酒,已经十年了。】
【我哥哥从战场回来后就变了。他以前爱笑,现在只是坐着。我们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有事。
这说出了这种看着没事,其实有事的状态。】
【我在银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样。我有时想,我和雅克有什么区别?他坐在咖啡馆里,我坐在银行里。
我们都等着什么,但不知道等什么。】
主编办公室里,多了说“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节,是懂了那种感觉。
原来这不是关于战争,不是关于失败,不是关于道德;
而是关于战争之后、失败之后、道德之后,法国一代人所剩无几的内心。
随着讨论的深入,《费加罗报》的销量开始默默增长。
不像《现代生活》连载“福尔摩斯”时的爆发式增长,而是很稳定的,一天一两千份的持续增长。
看着报纸的销量数字,主编佩里维耶心理默默说了一句:“这才是《费加罗报》应该刊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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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一篇维克多·雨果亲笔撰写的评论,发表在《共和国报》上,为这场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大讨论,又火上浇油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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