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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原流寇已经偃旗息鼓，但崇祯心里很清楚，要想发兵进剿西南，必须先稳住辽东。
历史已经证明了，每当关内剿匪战事进行到关键时刻，京畿就会被关外的东虏给搅得天翻地覆，从而导致剿寇功亏一篑。
他绝不允许同样的错误再次上演。
杨嗣昌闻言，立刻躬身回应道：
“请陛下放心，议和之事臣一直在暗中推进，不敢有丝毫懈怠。”
“微臣已经秘密派人联系了宁锦巡抚方一藻，以及监护太监高起潜。”
“与东虏接洽议和之事，现在已全权交给了他们两人负责。”
朱由检听了这话，眉头却皱得更紧了：
“议和之事，关乎国体，非同小可。”
“此前朕一再强调不可声张，为何杨卿还要联系宁锦巡抚？”
“那方一藻毕竟是外臣，若是走漏了风声，被朝中言官御史们知晓，恐怕不会轻易罢休。”
“届时弹章如潮，你我君臣可不好轻易收场。”
但杨嗣昌却显得胸有成竹，语气十分笃定：
“陛下明鉴，正因此事机密，所以才需要寻一可靠之人。”
“实不相瞒，方巡抚此前就收到过关外那皇太极送来的议和信。”
“只是慑于朝廷舆论，唯恐陛下怪罪，所以一直不敢上报。”
“微臣派人与他暗中联系，表明中枢意思后，他立刻就应承了下来，表示一定极力促成此事。”
“陛下放心，此事有方巡抚在台前周旋，再有高公公在一旁监视，可谓是万无一失。”
听了这番解释，崇祯紧绷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了一些。
既然是这样，那说明方一藻还算谨慎，想必应该知道其中利害，不会轻易泄密。
可这君臣二人终究未曾亲历边塞烽火，对前线的真实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
他们并不知道，自从皇太极继承汗位以来，对大明一直采取的是软硬兼施、边打边谈的两手策略。
一方面，他屡次组织入塞，劫掠人口财物，打击明朝国力军心；
另一方面，他又持续不断地向大明各处边镇送去议和信，极尽迷惑、分化、试探之能事。
不止宁锦前线，就连蓟镇、宣府、大同等地，甚至远在海滨的登莱，都收到过皇太极的议和信。
各地的巡抚、总兵们，哪个不是官场上的老油条？
他们虽然接到了书信，但却没一个人敢将其呈送大内。
毕竟袁督师“擅主和议”的下场人尽皆知，谁也不愿意步其后尘，被押送至京师千刀万剐。
因此所有关于议和的书信，都被他们死死压在了手里，绝口不提。
可如今形势不同了。
有了皇帝身边第一红人杨阁部的暗中授意，方一藻岂能不明白其中的关节？
杨嗣昌可是官场最炙手可热的新星，皇帝最信赖的心腹，有他出面，并且还拉上了太监高起潜。
这分明是皇帝本人也想议和，只是碍于面子不好公开表态，需要他们这些臣子来“体会圣意”。
有了这层默契，方一藻的胆子立刻壮了起来。
辽东前线压力巨大，他生怕哪天城池被破，自己性命不保。
如今能有议和的机会，自然是求之不得。
于是在崇祯十一年四月初三，方一藻拉上了太监高起潜，共同操办此事。
他俩派了一个名叫周元忠的算命先生作为密使，带着六名随从，秘密出关拜见皇太极，商议议和一事。
消息传回沈阳，皇太极得知后，第一反应是诧异。
明廷竟然主动遣使来议和了？
他时常把议和挂在嘴边，无非是一种迷惑明廷君臣、为自己行动争取时间的策略罢了。
而大明朝廷一直以来态度都非常强硬，摆出了一副天朝上国与逆虏不死不休的架势。
难不成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皇太极心存疑虑，于是决定暂时不亲自出面，以免过早暴露己方态度。
他先是派了内弘文院大学士希福、礼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詹霸等人前去迎接，设宴款待来使，探探口风。
与此同时，他立刻派出精干探子，火速潜入京畿地区打探消息。
探子的动作很快，不到半月便带回了几个关键情报：
崇祯皇帝和他的兵部尚书筹划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为了彻底剿灭境内的流寇。
明廷倾尽全力增兵十二万，布下了四正六隅之网。
闹得最凶的闯王兵败后被生擒活捉，随后押赴京师凌迟处死；
其余如张献忠、罗汝才等巨寇也纷纷投降，中原乱局初定。
得知这个消息，端坐在龙椅上的皇太极不免有些感叹：
“中原果然地大物博……”
“眼看着明廷已经日薄西山，内忧外患不断，竟还能短时间拉出十二万人的大军剿匪。”
十二万人是什么概念，他满洲的男丁也就差不多这个数。
“毕竟是享国两百多年的大明，底子真厚。”
可越是感叹大明底蕴深厚，皇太极对中原的觊觎之心就越发强烈。
议和是不可能议和的。
但借此机会，从崇祯手上狠狠地敲一笔竹杠，却是完全能做到的。
客观上来讲，皇太极确实是一代枭雄。
他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仅能虚心听取别人的建议，而且还能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良。
当初范文程只是给皇太极提供了入主中原的战略思路，欲得中原，必先夺取北京，威胁华北，再待天时。
但具体怎么夺取北京，范文程就抓瞎了，还得皇太极自己想办法。
而皇太极经过思考后，形象地提出了“伐明如伐树”的理论思想。
他不止一次强调道，要避免与明军硬碰硬、避免强攻坚城堡垒。
而是要通过不断的小规模骚扰、劫掠，逐步剪除其外围屏障，持续损耗大明的国力、军力、民心，
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待大明根基腐朽，再一举推倒这棵参天大树。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给大明放血，等到它血流干了，自然也就亡了。
如今，面对主动送上门来的议和请求，皇太极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给大明“放大血”的绝佳机会。
于是他立刻召集心腹，拟定了一份狮子大开口的议和条件，并通过使者回报给了方一藻和高起潜。
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皇太极要求明朝皇帝正式册封他为“大清皇帝”，以获得与大明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
其次，明朝需将山海关以外的全部土地割让给清朝；
最后，明朝每年需向清朝馈赠黄金五千两、白银五十万两，而清朝则以人参、貂皮等特产回赠；
这封信件传到方一藻和高起潜手中，两人只看了一眼，就吓得面如土色。
他们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答应分毫，只能火速将皇太极的要求密报京师。
果然，当这份议和条件送到崇祯皇帝的御案上，朱由检只看了一眼，便勃然大怒。
他将奏疏狠狠摔在地上，怒骂道：
“建奴欺人太甚！”
“朕乃天朝上国皇帝，岂能向一隅叛逆屈膝纳岁，割地求和？”
“简直痴心妄想！”
一旁的杨嗣昌见状，连忙开口劝解：
“陛下息怒！”
“皇太极此乃漫天要价，我等亦可坐地还钱。”
“议和之事，本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条件可以慢慢谈，不急于一时。”
“说不定谈着谈着，就能糊弄过去，为我朝廷大军争取剿灭四川贼寇的宝贵时机。”
“只要做好保密工作，免得朝中那些言官大臣们出来搅局，此事就尚有转圜的余地。”
“等日后平定了西南，自然也就可以腾出手专心对付东虏了。”
然而，依照大明朝如同筛子般的传统，想让这等大事完全不泄露，无异于痴人说梦。
很快，朝廷正暗中与东虏议和、杨嗣昌通敌卖国之类的流言，不知道就从哪个角落里传了出来，迅速蔓延开来。
朝野上下，瞬间炸开了锅。
尤其是那些以清流自居、擅长道德文章的大臣们，纷纷义愤填膺地站出来表示反对。
御史、给事中等言官们更是如同打了鸡血，弹劾奏疏一封接一封地往宫中送。
他们措辞激烈，怒骂杨嗣昌“通敌卖国”、“其心可诛”，堪比历史上的秦桧之流。
虽然这些人打仗没什么本事，但论起耍嘴皮子、搞道德批判，整个大明朝都没几个人是他们对手。
眼看朝中舆论汹汹，几乎要将自己淹没，杨嗣昌知道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他决定亲自站出来，在朝堂之上向众臣工解释，压下反对的声音。
崇祯十一年五月初三，常朝之上，气氛格外凝重。
待一般政务奏毕，杨嗣昌手持玉笏，出班躬身，朗声道：
“陛下，臣有本奏。”
“近日朝中于辽东之事议论纷纷，多有不明就里者，妄揣圣意，诋毁国策。”
“臣忝居兵部，职司所在，请求据理陈情，以正视听。”
他接着引经据典，发表了一番精心准备的策论。
其核心，便是以天象变化为佐证，试图为“议和”这一敏感话题披上“顺应天命”的外衣。
“臣观天象，近来荧惑失度，太白昼现，此皆兵戈之兆也。”
“考诸史册，东汉建武年间，亦曾有火星犯昴，主胡兵之象。”
“光武皇帝何以应对？”
“乃遣使与南匈奴修好，互通关市，终得边境安宁，成就建武盛世。”
“此乃顺应天时，以柔克刚之理。”
他顿了顿，又举出反例：
“反观宋太宗时，月掩荧惑，异象频生。”
“太宗不察天意示警，悍然兴师北伐契丹，终有高梁河之败，精锐尽丧，国力大损。”
“此岂非逆天而行，自取其祸乎？”
杨嗣昌扯了半天，无非就是想借一些历史典故，来论证他主持议和的正确性与必要性。
但这番牵强附会的言论，立刻遭到了猛烈驳斥。
詹事府的少詹事黄道周第一个站了出来，指着杨嗣昌的鼻子便是一顿痛骂：
“杨阁部此言，实乃大谬！”
“天象示警，乃是告诫人君要修德明政，亲贤臣远小人，岂能成为你与虎谋皮、屈膝事贼的理由？！”
他大帽子一扣，紧接着又话锋一转，直指杨嗣昌的个人品行，
“夫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孝悌忠信，人之根本。”
“杨大人，你父丧守制未终，便被夺情起复，入参机务，难道不是违背圣人之教，悖逆人伦天理？”
“一个连基本孝道都不能恪守之人，有何颜面在此谈论天象、国策？”
“有句话说得好，其心不正，其言自伪。”
接着，黄道周又将矛头直指议和本身：
“东虏者，建州野人，屡屡犯我大明，掳我百姓，毁我城池，此乃不共戴天之仇！”
“皇太极狡诈无信，其所谓议和，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
“从古至今，未有与虎狼讲信修睦而能保全者！”
“谁若信其鬼蜮伎俩，力主和议，非愚即妄，实则与通敌卖国何异？！”
他越说越激动，虽未直接点崇祯之名，但句句都戳在他的心窝上：
“春秋大义，华夷之辨，凛然不可侵犯！”
“今日有人竟欲效仿五代旧事，割地输款，有何资格为天下士民之主？”
黄道周这番话已经不是指桑骂槐了，简直相当于贴脸开大。
五代旧事，割地输款，这不就是指的儿皇帝石敬瑭吗？
满朝文武听得心惊肉跳，都为黄道周捏了一把汗。
果不其然，端坐在龙椅上的朱由检，脸色早已由白转青，再由青转红。
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直冲顶门，他自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自认非亡国之君，却处处遭遇亡国之象。
如今竟被臣子如此当廷指斥，简直岂有此理？！
“够了！”
朱由检猛地一拍御案，指着黄道周，声色俱厉地怒喝道，
“你休要在此巧言令色，颠倒是非！”
“朕看你不是不懂，分明是借题发挥，诋毁大臣，讥讽君上！”
“如此暴论，与古之少正卯何异？”
“巧言乱德，辩言倾政，读了一肚子圣贤书，却只学成了佞口狡辩！”
“按太祖皇帝训示，似你这等妖言惑众、扰乱朝纲者，当斩不赦！”
这个“斩”字一出，大殿内空气几乎凝固，所有人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句。
但朱由检终究还有一丝理智，他知道杀了黄道周这样的清流领袖，必致物议沸腾。
于是他强压心头杀意，喝道：
“上天有好生之德，朕生性仁慈，不愿轻开杀戒。”
“着即贬官六秩，滚出京城，去江西按察司当个八品照刷磨堪官（负责核对文书的小吏），好好反省你的狂悖之罪！”
“退朝！”
说罢，崇祯再也不顾满朝文武，直接拂袖而去，只留下一个充满怒气的背影。
皇帝如此震怒，并直接出面为杨嗣昌站台，驳斥黄道周将其远贬。
这等强硬姿态，总算是压制住了朝堂上的反对声音。
众臣见皇帝态度如此坚决，一时间噤若寒蝉，不敢再轻易出头。
可就在风波即将平息的关头，一封来自宣大的奏疏，却又再次掀起了波澜。
这封奏疏自然是卢象升递来的，目的也是为了反对议和。
但卢象升很聪明，他并没有像黄道周那样贴脸开大，直接驳斥皇帝和杨嗣昌的议和之举。
他巧妙地引用了皇帝此前在兵部咨文中的原话“插部可赏，而东虏万万不可赏”，来作为立论的依据。
他在奏疏中表示，陛下金口玉言，早已明辨夷狄，区分对待。
要是皇太极真有和谈诚意，必须先归还其侵占的辽东故土，以示悔过。
否则，一切免谈！
至于东虏威胁，请陛下放心，臣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但也略知武备，不敢有负圣望。
臣督师宣大，经年以来，勤加操练，秣马厉兵，麾下已有敢战之志，亦有可战之兵！
请陛下放心，臣有信心，可为大明守住国门，抵御东虏！
听了卢象升这番掷地有声的保证，崇祯沉默了，而满朝的文武大臣们也都沉默了。
只是这沉默中，还夹杂着许多不以为然。
谁不知道关外女真兵锋锐利？
坊间早有传言，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
自萨尔浒之战后，官军几乎是逢战必败。
你卢总督虽然素有知兵之名，但说出“有信心能抵挡东虏”这种话，是不是有些过于托大，甚至可笑了？
但卢象升自己可不这么觉得。
他只知道如今的宣大边防，确实已是兵强马壮，今非昔比。
自从他临危受命，接任宣大总督以来，就雷厉风行地开启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
由于清军屡次入寇，宣大地方早已是十室九空，大片都是无主荒地。
因此，卢象升的屯田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不仅恢复了卫所军屯，而且还大量招募了流民。
这些荒地以官府雇佣的形式分给流民，按季度发放米粮作为工钱，产出的粮食则大部分收归官仓，以充军资。
史载，卢象升“大兴屯政，谷熟，亩一钟，积粟二十余万。”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解决了吃饭问题，卢象升立刻开始着手整肃兵马，打造一支能战的强军。
他立刻着手淘汰军营中的老弱残兵，招募精壮勇士入伍，并大力改进训练方法，提升边军的战斗力。
与此同时，他又对军中奖赏制度进行了改革。
他公开宣布，从专门负责偷袭、侦察的“奇兵”开始，凡是能割下真鞑首级的，一律赏银五十两。
其中，直接割首者得三十六两，协助的同袍分十四两。
即便无法斩首，要是能缴获敌军弓箭一把，便按市价赏赐等价银两；
要是能夺获战马一匹，同样按马价给予赏银。
这套清晰、丰厚且及时兑现的赏格，极大地刺激了将士们的求战欲望和勇气。
对于明军缺马的问题，卢象升则是上书崇祯，请求恢复与蒙古各部的互市。
哪怕蒙古诸部大多都倒向了后金，但这也是一个机会。
他在奏疏中提议，朝廷可以理直气壮地断绝岁赏，只互市不抚赏。
互市的核心目的，就是为宣大边军购买急需的军马。
起初，崇祯接到这份奏疏，内心是极其抗拒的。
他对“互市”二字有着本能的警惕和厌恶，毕竟当初袁崇焕的罪名之一就是“擅开马市，资粮于敌”。
这种事，在他看来只能默许，绝不能明旨批准。
但在杨嗣昌的再三游说下，崇祯最终竟然朱笔一挥，直接批示同意了。
有了皇帝的点头，卢象升立刻在宣大开办了马市，搞得风风火火。
不久，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出现了。
远在漠北的外蒙古喀尔喀部，竟然绕过了被后金控制的地区，偷偷派人来到大同请求互市。
不仅如此，喀尔喀部带来的马匹价格也非常便宜。
原来，这喀尔喀部远在漠北，从来没受过大明的岁赏，他们此前一直想与大明互市，但都被二道贩子土默特等部隔绝了。
现在他们直接偷渡来到大同卖马，不但人和气，马便宜，而且还不要岁赏。
就这样，卢象升上任不到一年，就以极低的成本，为宣大收购了近两万匹战马。
同时，他也借此机会，与外喀尔喀各部首领建立了初步的联系，试图以此撬动后金对蒙古的掌握。
就这样，卢象升凭借其卓越的理政和练兵才能，硬是在残破的宣大地区，练出了一支堪称劲旅的部队。
这支劲旅也并非什么天雄军，而是每个督抚都有的标营。
天雄军当初其实是卢象升私自召集乡勇，集结起来的部队，哪能跟督抚标营比。
毕竟正儿八经的总督了，得按照大明制度练兵，不能跟以前一样，胡乱起个番号招兵买马。
只不过，卢象升的标营规模有点大。
他这支标营，有宣府、大同两地抽调出来的精锐一万人，马兵全部都换上了新武器、战马。
步兵则按照火器与冷兵器，二比三的比例进行混编，力求在接战中先以火力大量杀伤敌人。
再加上宣府、大同、山西三镇营兵，卢象升直接掌握的总兵力达到了三万多人。
而且都是实打实的、经过严格训练和筛选的战兵，并非只存在于名册上的虚额。
还有一个显著变化，由于明军能吃上饭了，宣大地区几乎已经瘫痪的夜不收，竟然又开始活动起来了。
要知道，自万历末年以来，由于粮饷严重短缺，宣大地区的夜不收早已名存实亡。
逃亡的逃亡，摆烂的摆烂，根本无法出塞侦查敌情。
这直接导致了明军对长城以外的蒙古、后金情报不明，往往要等到敌人已经破关入塞，地方官府才后知后觉。
想要让明军恢复战斗力就是这么容易，你给他们一口饭，他们自然就肯卖命了。
崇祯十年三月时，宣府宁远堡的十个夜不收出塞探查。
出塞四十里后，被几个喀喇沁的蒙古人逮住了。
按理说，逮住明军哨探，这帮蒙古人完全可以杀了他们，割了首级去向皇太极请功。
但蒙古人知道卢象升在张家口开了互市，于是也没有上报清廷，只是把这十个夜不收的衣服扒了，将其驱逐回去。
消息传到卢象升耳中，他十分惊讶，十个人怎么会被区区几个蒙古人如此轻易地制服，还被扒光了衣服？
于是他亲自过问了此事。
临了他才发现，明军的夜不收因为常年饥饿，营养不良，根本没有搏杀的力气与体格。
见此情形，卢象升是既痛心又愤怒。
于是他立刻下令，增加所有夜不收及边哨人员的口粮配给，鼓励军中体魄强健、身手敏捷的年轻人加入夜不收队伍。
同时，他严令各边堡守将，不能仅仅依赖夜不收，必须定期派遣本堡的精锐骑兵，轮流出塞巡逻、侦察，扩大预警范围。
他明确规定，哪个防区不能及时发现敌情，导致敌军潜入，就严厉追究该地守将的责任。
自此之后，宣大长城沿线的明军又开始活跃起来，一改往日被动挨打的颓势。
在卢象升不懈的努力下，宣大地区的明军开始从饥馑涣散中逐渐恢复过来。
不仅士气得以提振，装备训练更是换了一茬，情报系统得以重建，战斗力肉眼可见的提高了不少。
有了卢象升的强势表态，再加上他确实有拿得出手的军改成果，朝中刚刚被压下去的反对之声又重新冒了出来。
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反对。
弹劾杨嗣昌“挟虏自重、坏我华夷大防”的奏疏，又是一封接一封地送到通政司，堆满了崇祯的御案。
面对这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尤其是卢象升用事实证明边防尚有可为后，朱由检和杨嗣昌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朱由检可以强行贬斥黄道周这样的言官，却无法忽视卢象升这种军政全才、封疆大吏的意见。
君臣两人在乾清宫的暖阁内相对无言，大眼瞪小眼，脸上写满了无奈。
迫于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只能放弃与后金议和。
议和一事没了着落，崇祯又不敢轻易派兵去攻打四川。
在没有解决北方威胁的情况下，他实在不敢轻易调动重兵，远涉险地攻打西南。
可在崇祯眼里，西南贼寇是心腹大患，不除掉简直寝食难安。
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贼寇坐大，最终养成不可收拾之势？
崇祯急，但杨嗣昌更急。
他比谁都清楚，为了扫荡群寇，朝廷几乎透支了未来数年的元气。
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必须要求速战速决，一举成功。
如果能一鼓作气将流寇和西南叛军统统剿灭，那么所有的投入和风险都还值得。
但就怕战事拖延不决，变成一场消耗国力的持久战。
每多拖一天，那十几万大军就要消耗海量的粮饷，而要喂饱他们，就不得不继续加征饷银。
简直是一个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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