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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125章: 一个人成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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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几年,因前任科长调任,加之他在几次学生闹事处理、经费核算中表现出难得的细致和稳妥,上司赏识,同僚间也无太大反对,这才在去年,也就是1932年,被擢升为第三科科长,主管庶务、会计、出纳及部分学产管理——一个事务繁杂、油水不多但责任不小的位置。

    在祖父和海淀镇林家亲友眼里,这就已经是“光耀门楣”的大出息了。

    能凭读书考学,不靠祖荫(林家也无荫可庇)不靠巨款捐纳(林家也捐不起大官),在堂堂北平市政府里做个正经的科长,管着一摊子事,月月有稳定的“官俸”可拿,这就是老林家几代人“诗书传家”结出的最实诚的果。

    更别提,还在北平城里、紧挨着教育部衙门的“教育部街”上,有了这么一座独门独院的宅子。

    每次林崇文回乡省亲,镇上的乡绅、族老们都会高看一眼,言语间满是羡慕与恭维。

    这宅子,不仅仅是住所,更是林家在从“乡下土财主”向“城里体面人家”跃升过程中,最直观、最硬气的一块招牌。

    傍晚的街上很安静,只有几户人家门口亮起了电灯,昏黄的光晕在渐浓的暮色中晕开。

    隔壁院里传来留声机咿咿呀呀的唱腔,是梅兰芳的《贵妃醉酒》,给这静谧的街巷添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浮华气息。

    林怀安付了车钱,提着藤箱,站在门前,竟有些恍惚。

    不过离开一个半月,这熟悉的门庭却让他感到一丝微妙的疏离。

    门里是他循规蹈矩、被父亲规划得清晰明确的人生轨迹,而门外,是他刚刚经历的、混杂着乡土苦难、市井算计与国族危亡气息的驳杂世界。

    两者之间,仿佛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

    他定了定神,抬手叩响门环。

    “谁呀?”

    门里传来一个中年妇人的声音。

    父亲林崇文只是市政府里一个谨小慎微的科长,薪俸有限,家里用不起全职的管家仆人,只请了一位姓王的妈子,每日白天来帮忙洗衣做饭、打扫庭院,晚上便回自己家去。

    “王妈,是我,怀安。”

    “哎呀,是少爷回来了!”

    门吱呀一声开了,王妈那张圆润朴实的脸出现在门后,满是笑意,“老爷太太念叨一天了,快进来!

    太太在厨房盯着火呢,说给您炖了汤。”

    林怀安跨过门槛,熟悉的庭院映入眼帘。

    院子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

    正房三间,东厢房是父亲的书房兼偶尔的客房,西厢房是厨房和堆放杂物的屋子。

    没有影壁,进门便能看到正房门口那棵有些年岁的石榴树,此时已挂了果,沉甸甸地压在枝头。

    一切都和离开时一样,透着一股中下层官吏家庭特有的、精心维持的体面与清寂。

    “怀安?”

    继母王氏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手里还拿着锅铲。

    她穿着半旧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头发在脑后挽了个简单的髻,脸上带着操劳惯了的、温柔而略显疲惫的神色,看到儿子,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可算回来了!瘦了些,在海淀吃了不少苦吧?

    瘦了,也黑了。在铺子里吃了不少苦吧?你二叔也真是的,让你干那些粗活……”

    “娘,我不苦,二叔和婶子都很照顾我。”

    林怀安忙道。

    “汤马上就好,一会就吃饭,你爹在书房,快去见见,这一身尘土。”

    王氏推着他往正房方向去,又对王妈吩咐,“王妈,把少爷的箱子拿屋里去,再把那盆热水端来,让少爷擦把脸。”

    林怀安知道母亲的脾气,便不再坚持,转身向东厢房走去。

    父亲林崇文的书房门虚掩着,里面透出灯光和淡淡的烟丝味道。

    父亲偶尔会抽一袋水烟,那是他少有的、略显奢侈的嗜好,通常只在深思或疲惫时才用。

    林怀安在门口站定,抬手,轻轻叩门。

    “进来。”

    父亲的声音平稳地传出,听不出什么情绪。

    推门进去,父亲正坐在书桌后的藤椅里,就着那盏绿色玻璃罩的台灯看一份文件。

    灯光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这是他在市政府里的标准装扮,既不过时,也不出挑,符合他低调谨慎的性子。

    他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眉头微蹙,似乎在斟酌文句。

    听到林怀安进来,他放下文件,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父亲,我回来了。”

    “嗯,坐。”

    林崇文指了指书桌对面那把榆木椅子,语气平淡,是惯常的父子相处模式。

    林怀安坐下,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

    一个半个月的分别,隔开的似乎不仅是时间,还有经历带来的无形沟壑。

    他想说北安河的见闻,想说铺子里的风波,想说报纸上那血腥的消息,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这些沉重驳杂的东西,与书房里这安静到近乎凝滞的空气格格不入。

    林崇文也没有催促,只是拿起桌上的白铜水烟壶,慢条斯理地装上一小撮烟丝,用纸媒子点燃,咕噜咕噜地吸了一口。

    淡淡的青烟袅袅升起,模糊了他脸上惯有的那种谨慎而略显严肃的神情。

    “在海淀这一个半月,感触颇深吧?”

    还是林崇文先开了口,语气像是上级询问下属的工作,带着一种程式化的关心。

    林怀安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他讲得比在母亲面前更条理些,也更克制些,但那些核心的见闻与冲击是无法掩饰的:北安河赤贫的震撼与“识字班”的天真挫败,铺子里银钱往来的算计与人情世故的冷暖,同行竞争的暗流,以及今日报纸上那触目惊心的密云惨案。

    他努力想让自己的叙述显得客观,但说到铁柱家被高利贷逼迫的绝望,说到“哭婆”演技下的算计,说到那“二百五十多”这个数字时,声音仍不免微微发颤,放在膝上的手也不自觉地握紧。

    林崇文静静地听着,偶尔吸一口水烟,烟雾后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儿子,没有打断,也没有流露过多的情绪,仿佛在听下属汇报一件棘手的公务。

    只有当林怀安提到“福瑞祥”钱掌柜上门施压时,他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提到密云惨案时,他拿着纸媒子的手停顿了片刻。

    林怀安讲完了,书房里只剩下水烟壶里液体翻滚的咕噜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极远处的市声。

    沉默在蔓延,但这次的沉默,与以往父子间因隔阂而无话可说的沉默不同。

    这次的沉默里,流淌着林怀安那些未经完全消化的震撼、困惑与寻求答案的渴望,也沉淀着林崇文数十年来在宦海与俗世中沉浮所积累的、复杂而审慎的思量。

    “铁柱家那五块钱,后来如何了?”

    林崇文忽然问,问题精准地指向了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细节,而非那些宏大的感慨。

    林怀安略感意外,答道:“暂时解了燃眉之急,还了部分利息,刘三没再立刻逼债。

    但……如您所知,高利贷是饮鸩止渴,那点钱,改变不了根本。”

    “嗯。”

    林崇文点点头,又问,“那个装可怜要钱的‘哭婆’,后来还来铺子吗?”

    “又来过两次,但老张没再给钱,只给了点剩饭。她后来就不来了。”

    “那个用劣钱换钱的客人呢?”

    “再没见过了。”

    林崇文不置可否,又问,“你二叔应对钱胖子,后来用了什么法子?”

    “二叔说,不惹事,不怕事。

    他降价是他的事,我们只管做好自己的货品和服务。

    若是造谣生事或动用下三滥手段,再想法子应对。”

    “你二叔是生意人,他的法子,是生意场上的法子。”

    林崇文将水烟壶轻轻放下,发出“嗒”的一声轻响,“那你觉得,这法子如何?”

    林怀安沉吟了一下:“在商言商,二叔的法子稳妥,是长久之计。

    但……总觉得有些被动,若对方不守规矩,步步紧逼呢?”

    “步步紧逼?”

    林崇文嘴角似乎弯起一个极淡的、近乎讽刺的弧度,“这世道,处处都是步步紧逼。

    日本人逼过来,是明枪;生意场上的倾轧,是暗箭;衙门里的倾轧,是软刀子。

    被动?

    能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出大错,已是不易。

    你二叔在商海浮沉二十年,深知‘稳’字之要。

    有些时候,退一步,慢一步,看似被动,反而是保全之道。”

    这话说得平淡,但林怀安却听出了话外之音。

    父亲在市政府那个位置,想必每日面对的,也是各种或明或暗的“步步紧逼”,他的“稳”与“慎”,恐怕正是这样历练出来的。

    祖父当年倾尽积蓄,甚至借了债,为他“捐”得这个科长的缺(当时虽已有学堂,但实缺难得,捐纳仍是途径之一),看中的不就是这份衙门里的“稳当”与“体面”吗?

    这份“体面”,是林家在海淀镇乡亲面前挺直腰杆的资本,也是父亲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与枷锁。

    “那……密云的事呢?”

    林怀安终于问出了压在心底最沉重的问题,声音有些发干,“父亲,报纸上写的……都是真的吗?

    死了那么多人,就这么……算了吗?

    我们……就这么看着吗?”

    林崇文没有立刻回答。

    他重新拿起水烟壶,却没有点燃,只是用手指慢慢摩挲着冰凉的壶身。

    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台灯的光晕将他半边脸照得清晰,半边脸隐在阴影里。

    “怀安,”

    良久,他才开口,声音低沉了几分,“你觉得,你爹我这个小小的市教育局第三科的科长,手里有几条枪?能调动几兵几卒?”

    林怀安一滞。

    “我每日经手的,是各学校的经费预算、教职员薪俸审核、课本审定、学产管理……最要紧的,也不过是筹划秋季各校的开学事宜,防止学生闹事。”

    林崇文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深深的疲惫,那是日复一日案牍劳形、如履薄冰积累下的倦意,“密云的惨案,是真的。

    但真的,又怎么样?

    报上登了,是新闻。

    不登,就没人知道了吗?

    知道了,又能怎样?

    外交部的大员们尚且只能抗议、交涉,我一个管学校杂务的科长,除了看着,还能做什么?

    我每月那点微薄薪俸,要养家,要应付同僚上司的人情往来,要维持这教育部街的体面,还要按时寄钱回海淀,帮你爷爷撑着他那点‘诗书传家’的门面……怀安,你说,我能做什么?”

    这一连串平静甚至有些冷漠的反问,像一盆冰水,浇在林怀安心头那团灼热的困惑与愤懑上。

    他张了张嘴,却发现无言以对。

    父亲说的每一个字,都沉甸甸地压在现实的土地上,让他那些基于热血与义愤的诘问,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所以,就什么都不做吗?”

    林怀安的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不甘。

    “做?”

    林崇文抬起眼,目光锐利地看向儿子,“怎么做?

    像你那些同学一样,上街游行?

    喊喊口号?

    然后被警察驱散,抓几个带头的人,关上几天,再让学校家长去保释出来?

    除了在档案上留下污点,除了让家人担惊受怕,除了给上司和同僚添些谈资和麻烦,能改变什么?

    能让密云的死人复生?

    能让日本人的飞机大炮掉头?”

    他的语气并不激烈,甚至算得上平缓,但字字句句,都像针一样,刺在林怀安心上。

    “怀安,你长大了,看到了一些事,有了一些想法,这很好。

    但想法归想法,现实归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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