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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洛阳城在“大周东寺”的土木轰鸣与日益洪亮的梵呗声中，日益浸润于佛教的金色辉光时，梁国公李瑾的府邸书房内，却弥漫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气息。这里没有檀香，只有墨香与淡淡的茶烟；没有诵经声，只有书页翻动的轻响与偶尔的议论。面对武则天日益高涨的崇佛热潮及其背后隐含的思想一统倾向，李瑾并未选择直接对抗——那既不明智，也非他所愿。他选择了另一条路径：在不触动崇佛大局的前提下，以一种更务实、更兼容并包的方式，倡导思想的多元与实用，试图在日渐浓郁的“佛光”之外，为帝国保留一片理性与实用的土壤。
他的策略，首先体现在对《大唐报》的进一步引导上。尽管报纸必须报道诸如“大周东寺”奠基、天后驾临法会、高僧讲经等“盛事”，并适当刊登一些劝善的佛理文章，以符合“大势”，但李瑾指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必须确保报纸的主体内容和基调，牢牢锁定在“经世致用”上。
于是，在“佛门祥瑞”和“高僧法语”的版面之外，《大唐报》持续且显著地增加了以下内容：
大量关于各地农桑水利、屯田实边、劝课农桑的报道。详细介绍先进的耕作技术（如曲辕犁的改进、水稻移植法）、水利工程（如修复的古渠、新开的陂塘）、新作物（如占城稻的试种推广）的成效。表彰那些兴修水利、鼓励耕织、颇有政绩的地方官员，将其事迹详细报道，树为楷模。
深入剖析朝廷重大政策。如对“两税法”试行得失的讨论（并非批评，而是探讨如何在各地更好执行、避免弊端）；对府兵制面临困境的分析及“长征健儿”等募兵制探索的介绍；对漕运、盐铁、市舶等经济事务的解读。文章注重数据和事实，语言平实，旨在让官员士子了解国策，启发思路。
介绍实用技术与科学知识。虽然版面有限，但李瑾坚持保留了一个名为“格物”的专栏，介绍一些实用的算学新法、简易的工程技艺（如测量、建筑基础）、改良的纺织工具、基本的医药常识、天文历法修订（与太史局的“祥瑞”报告区分开，侧重其实用性）等。尽管有时会被士人讥为“奇技淫巧”，但李瑾认为，这些才是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连载“良吏传”和“名将谱”。选取历史上和本朝有作为的能臣干吏、善于治军的将领，记述其务实政绩或成功战例，总结其经验，文风力求生动，避免空泛的道德说教。李瑾希望通过这些故事，潜移默化地塑造一种重实效、重事功的价值取向。
针砭时弊（有限度的）。在把握分寸的前提下，刊登一些揭露地方积弊、反映民间疾苦（如某些地区赋役不均、胥吏扰民）的调查文章，或就某些社会问题（如溺婴、厚葬、土地兼并隐忧）展开讨论，引导舆论关注实际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此外，李瑾还利用他主持或参与修订典章制度、科举条规的机会，进行着更根本的努力。他提议，在科举取士中，除传统的经义、诗赋、策论外，应适当增加对时务、算学、律法、地理等“实学”内容的考核比重，至少应在吏部铨选时，作为重要参考。虽然此议遭到不少崇尚文学辞章、认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守旧官员反对，进展缓慢，但李瑾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进。例如，在选拔低阶官吏或专门人才（如掌治河、管仓库、理刑名）时，他力主加试相关实务知识。
更重要的是，李瑾开始有意识地在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等最高学府，倡导一种更开放、更务实的学习风气。他利用其宰相身份和参与“重释经典”工程的便利，在与祭酒、博士、学生们交流时，屡屡强调“学以致用”、“博采众长”。他并不公开反对儒家经典的正统地位，而是倡导在精通经义的基础上，应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史书律令、乃至算学、地理、医药等“有用之学”。
“圣人设教，并非要人死守章句，而是要通晓世事，辅佐君王，治理国家。管子通权达变，富国强兵；商君厉行法治，秦国以霸；孙子洞悉兵机，百战不殆；墨子擅守御，重实用；甚至医者扁鹊、工师公输，皆有其专精，有益于世。吾辈读书，当以圣人之道为体，以百家之长为用，方不负平生所学，不负朝廷养育。” 在一次视察国子监，与师生座谈时，李瑾如是说道。
这番话，在崇尚“君子不器”、以经学诗赋为正途的士林氛围中，可谓别开生面，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在场的许多年轻学子，尤其是那些出身寒微、渴望通过实干出人头地的士子，却听得心潮澎湃。长期以来，他们被束缚在汗牛充栋的经典注疏和精雕细琢的诗赋格律中，虽然熟读圣贤书，却对如何实际治理一方、解决具体问题感到茫然。李瑾的话，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
李瑾还鼓励学官们开设一些“杂学”讲座。起初响应者寥寥，毕竟这与主流学风不符，也缺乏“名师”。但李瑾身体力行，他利用自己多年从政、治军、理财的丰富经验，以及超越时代的见识，亲自在崇文馆开设了一系列“时务讲座”，每半月一次，题目诸如“论漕运利弊与改进”、“边镇屯田实边之策”、“钱帛兼行与物价”、“蕃情分析与边事应对浅谈”等。讲座不重虚文，只讲实际，分析问题，提出对策。消息传出，不仅国子监、弘文馆的学生趋之若鹜，许多年轻官员乃至一些对实务感兴趣的中低级官员，也纷纷前来旁听，常常座无虚席，甚至需要提前占位。
这些讲座的内容，经过整理，部分被允许在《大唐报》上刊载，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渐渐地，在两京的士人圈子中，谈论“实学”、“时务”成为一股新的、不那么主流但颇具活力的风尚。一些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如兵部侍郎裴行俭（善于用兵、通晓蕃情）、将作监的能工巧匠（擅长工程）、户部精通钱谷的吏员，也开始受到更多关注和尊重。
当然，李瑾的这种倡导，并非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并非来自武则天——事实上，只要李瑾不公开质疑崇佛，不影响朝政大局，不挑战她的权威，武则天对李瑾这些“务实”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默许甚至乐见的。毕竟，一个高效、务实、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官僚体系，对她的统治同样重要。真正的阻力，来自固守传统观念、以文学经术为晋身正途的守旧派士大夫。
一些清流言官，如右补阙朱敬则，就曾上疏，委婉地批评这种“重术轻道”、“舍本逐末”的倾向，认为“朝廷取士，当以德行为本，经术为先。今有司或重簿书期会，或奖巧技工算，恐长浮薄竞进之风，有损敦本崇儒之化”。对此，李瑾的回应是，在朝堂上公开表示：“朱补阙所言，持正之论也。德行经术，固为根本。然则，牧民理政，非空谈可成。通晓钱谷，方能裕国；明习律令，方可断狱；知晓边情，方能御侮。此非‘末技’，实为‘经术’之用也。二者本为一体，不可偏废。朝廷取士，自当德才兼备，经世致用。”
他巧妙地将“实学”纳入“经术之用”的范畴，既肯定了传统价值观，又为自己倡导的务实之学争取了空间。武则天对此不置可否，未加干预，实际上等于默认了李瑾的解释。
另一阻力，则来自佛、道势力。佛教方面，虽然目前得势，但一些高僧对李瑾倡导的、明显更重现实功利、与佛教出世思想有别的“实学”风气，内心并不以为然，只是碍于李瑾位高权重，且未直接攻击佛教，不便多言。而道教方面，在官方支持减弱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反而从李瑾“百家鸣”的主张中看到了一丝机会。既然“独尊儒术”（实际是“崇佛”）的局面被打破，那么道家、墨家、法家乃至兵家、农家等思想，是否也能在“实学”的旗帜下获得一席之地？一些不得志的道士，或对丹鼎符箓兴趣不大，反而对天文、历算、医药、地理有研究的道家学者，开始尝试与李瑾倡导的“实学”圈子接触。
麟德四年夏，在国子监一次关于“水利与农政”的辩论中，就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位来自嵩山、精通地理堪舆的道士，与一位工部的水部员外郎，就某地水渠改建方案争论不休。道士引述《山海经》及道家风水理论，论述地形水脉；员外郎则依据实际勘测数据和前代治水经验，提出工程方案。双方各执己见，引来众多学子围观。最后，是李瑾出面调和，他肯定了员外郎方案的数据详实和可行性，同时也指出道士对当地地质水文的独特观察（源于其多年游历勘验）亦有参考价值，建议结合两者之长，进一步完善方案。此事传开，成为一时佳话，也让人看到，在“实学”的框架下，不同背景、不同思想的人，或许可以找到共同语言，解决实际问题。
李瑾深知，要真正扭转数百年来形成的重文学经术、轻实用技能的社会风气和士人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他所能做的，只是在“崇佛”和“重释经典”这两股强大的官方意识形态浪潮旁，开辟一条不那么显眼但切实可行的“务实”溪流。这条溪流，不追求思想上的独占和神圣性，只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实际效益的提升。
他继续通过《大唐报》传播务实信息，通过国子监讲座影响年轻士子，通过铨选和考核的微调，激励官员关注实务。他甚至授意手下，开始搜罗、整理散佚的各家实用著作，如《墨子》（尤其是城守诸篇）、《管子》、《商君书》、《齐民要术》（贾思勰著）、《水经注》（郦道元著）等，或组织人力进行注释、摘编，希望为“实学”提供更多的经典文本支撑。
这一日，李瑾在府中接见了一位来自河北的年轻士子。此人并非科举正途出身，而是因在乡里组织修筑堤防、防治水患卓有成效，被地方官举荐至京。他带来了一卷自己绘制的当地水系图，以及一份详细的治水方略。李瑾仔细翻阅，见其图绘精细，方略条理清晰，且颇多因地制宜的创见，远胜许多只会空谈“禹贡”、“河渠书”的官员。他大喜，不仅亲自接见嘉奖，还破格将其留在身边，暂置于工部水部学习行走，并指示《大唐报》可对其事迹酌情报道。
送走这位士子，李瑾对身边的谋士沈谦感叹道：“天下之大，岂无真才实学者？惟科举以诗赋文章取士，不知埋没了多少实干之才。我倡‘百家鸣’，非欲贬低经学文章，实盼朝廷能开此一路，使怀才抱器者，不独以雕虫之技进身。农桑、河工、匠作、算学、律令、边情……诸般实务，皆治国安邦之要，需专才治理。若能使天下人皆知，通晓这些学问，一样能为国效力，得朝廷重用，则何愁人才不济，何愁百业不兴？”
沈谦点头道：“国公高瞻远瞩。只是……如今朝野上下，目光多聚焦于‘大周东寺’之辉煌，热议于‘宝雨经’之玄妙，恐国公所倡‘实学’，应者虽有心，其势未成啊。”
李瑾望向窗外，远处“大周东寺”工地的喧闹声，即便在梁国公府也能隐隐听闻。他淡然一笑：“佛寺巍峨，经典玄奥，可慰人心，可固权位。然则，饥者需食，寒者需衣，河患需治，边关需守。这些实实在在的事，终究需要实实在在的人，用实实在在的学问去解决。佛光普照，固然炫目，但照亮脚下之路，还需人间灯火。我此举，便是想多点燃几盏这样的灯火罢了。不争一时之显赫，但求细水长流，润物无声。”
他知道，思想的构建是一场漫长的竞赛。武则天以无上权威和宗教热情，正在快速建立起一座光芒万丈的“神圣高台”。而他，则选择在台下，默默夯实着“经世致用”的地基。这座地基或许不如高台耀眼，但或许，更为持久，更能支撑起一个庞大帝国真正的繁荣与稳定。百家争鸣，未必是喧嚣的辩论，也可以是不同思想、不同技艺，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中，发出的务实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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