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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20日，上午9时，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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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这种静不同于图书馆的肃静，不同于老年公寓的安宁，而是一种……被死亡浸透过的、沉甸甸的静。像是走进了一座巨大的、由沉默砌成的坟墓，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林征站在纪念馆入口的广场上。
四月的南京，已经有初夏的燥热。但站在这里，却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灰色花岗岩铺就的地面，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广场尽头，那尊巨大的雕塑——一个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仰天痛哭——在晨光里投下长长的、扭曲的影子。
他深吸一口气，走进展厅。
光线很暗。
只有展柜里打着一束束惨白的光，照亮那些物件：生锈的刺刀、破碎的眼镜、烧焦的棉袄、孩童的鞋……
每一件物品都沉默着。
但林征觉得，他听见了它们的呐喊。
展厅里人不多。几个中学生由老师领着，小声地听讲解。一对老夫妻互相搀扶着，在一张照片前驻足良久。一个年轻人拿着手机，对着展柜拍照，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像一道短暂的、苍白的闪电。
林征放慢脚步。
他这次不是来寻访某个具体的人。
他是来找……一个名字。
或者说，找三十万个名字中的一个。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接下来的六周里，这座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三十万人被杀——这是历史的数字。
但林征想知道的是：这三十万人，都是谁？
他们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有什么爱好？临死前在想什么？
史料上写着：“平民”、“战俘”、“妇女”、“儿童”……
都是类别。
不是名字。
他走到“遇难者名录墙”前。
那是一面巨大的黑色大理石墙，从地面延伸到天花板。墙上刻满了名字，密密麻麻，像黑色的蚂蚁。
他仰头看着。
第一个名字：王秀英，女，32岁，裁缝
第二个名字：李有财，男，45岁，人力车夫
第三个名字：张小妹，女，9岁，学生
……
一个个看过去。
看得眼睛发酸。
看得心里发冷。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名字：
周文彬，男，34岁，校对员
同名同姓。
同样的职业。
同样的年龄。
但不是同一个人——重庆的周文彬死在1940年，不是1937年。
但林征还是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他想起了重庆的周敏老人，想起了那支钢笔，想起了那句“好好读书，把今天的事写下来”。
如果这个周文彬也有女儿，那她现在该多大？九十多岁？她还记得父亲吗？
他不知道。
因为这个周文彬，可能没有留下后代。
可能全家都死在了那场浩劫里。
“同志，你在找什么人吗？”
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
林征转头。
是个老人，很老了，坐在轮椅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纪念章。头发全白，稀疏，但梳得很整齐。脸上布满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但那双眼睛——锐利，清澈，像能看透一切。
“我……”林征顿了顿，“我在看名字。”
“看名字？”老人问，“看名字做什么？”
“想记住。”林征说，“想让他们……不只是数字。”
老人沉默地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推我出去吧。这儿太闷了，我带你去看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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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馆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棵银杏树。四月的银杏刚抽出新叶，嫩绿色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玉。
老人让林征推他到一棵最大的银杏树下。
树下有个石凳。
“坐吧。”老人说。
林征坐下。
老人从轮椅侧面的袋子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缘已经磨得发毛。
“这是什么？”林征问。
“名册。”老人说，“我父亲留下的。”
他翻开笔记本。
里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用钢笔写的，字迹工整，但能看出岁月的颤抖。
王德福，男，48岁，卖烧饼的，住中华门西街
赵翠花，女，29岁，织布女工，有两个孩子
陈小宝，男，6岁，喜欢踢毽子
……
每一页都是名字。
每一页都是人生。
“这是我父亲记的。”老人缓缓开口，“1937年，他在金陵大学教书。南京沦陷前，学校让教职工撤离，我父亲没走。他说：‘我是教历史的，我得留下来，把历史记下来。’”
林征屏住呼吸。
“他躲在城南的一个地窖里，躲了四十多天。”老人继续说，“每天夜里，等鬼子睡了，他就偷偷出来，去那些被烧毁的房子里，看还有没有人活着。如果发现尸体，他就把名字记下来。”
“怎么……知道名字？”林征问。
“看门牌，看遗物，看邻居的证言。”老人说，“有时候能找到身份证件，有时候只能问还活着的人。问一个，记一个。”
他翻到某一页。
上面写着：
无名女，约18岁，穿红棉袄，死在中山路路口
无名童，约3岁，手里攥着半个烧饼
无名老者，约70岁，眼睛被刺刀捅瞎
无名。
还是有无名。
“我父亲记了六百三十二个名字。”老人说，“但这只是……沧海一粟。”
他抬起头，看着林征：
“你知道六百三十二和三十万的区别吗？”
林征摇头。
“区别就是，”老人一字一句地说，“六百三十二，你能想象。你能想象六百三十二个人站在你面前，是什么样子。但三十万……三十万就是个数字。太大了，大到超出了人的想象能力。”
林征感到胸口闷得难受。
是啊。
三十万。
他试着想象：三十万人站在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望不到头。
然后，六周之内，全死了。
怎么死的？枪杀、刀砍、活埋、火烧、奸杀……
他想象不出来。
因为太残忍了，超出了人类心理的承受极限。
“我父亲记完这六百三十二个名字，就疯了。”老人平静地说，“不是发疯的那种疯，是……心死了。他说他每天晚上做梦，都梦见那六百三十二个人站在他床前，问他：‘你为什么还活着？’”
林征感到脊背发凉。
“后来呢？”他轻声问。
“1945年，抗战胜利了。我父亲把这本名册交给国民政府，希望他们能立个碑，把名字刻上去。”老人说，“但那时候，百废待兴，谁顾得上这个？名册被退了回来，说‘等以后再说’。”
“等以后。”老人重复这三个字，语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这一等，就等了一辈子。”
“您父亲……”
“1985年去世的。”老人说，“去世前，他把名册交给我，说：‘儿子，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要让后人知道，这些人，曾经活过。’”
老人摩挲着笔记本的封面：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1985年到现在，四十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寻找这些名字的后人。”
“找到了吗？”林征问。
“找到了一些。”老人从轮椅袋里又拿出几个文件夹，“你看。”
林征翻开文件夹。
里面是照片、信件、采访记录。
王德福的儿子，现在合肥，退休教师
赵翠花的侄子，在上海开出租车
陈小宝的妹妹，在南京养老院，去年刚去世
每一份资料，都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但这个，”老人指着“无名女，约18岁，穿红棉袄”，“没找到。这个，‘无名童，约3岁，手里攥着半个烧饼’，没找到。这个，‘无名老者，约70岁，眼睛被刺刀捅瞎’，没找到。”
他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
“大多数人，还是找不到。”
林征沉默。
他想起了王石头，那个死在黄河洪水里的少年。
想起了***，那个731部队的受害者。
想起了所有那些没有名字、没有后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死者。
他们就像一滴水，滴进历史的海洋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您……”林征艰难地开口，“您觉得……这样做有意义吗？六百三十二个名字，对三十万来说，太少了。”
老人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了一个故事。
“1995年，我找到了一个老人，她叫李秀兰。1937年，她八岁，全家都被杀了，只有她躲在米缸里活了下来。我拿着名册去找她，问她认不认识上面的人。”
“她看了很久，指着一个名字说：‘这个，王德福，是隔壁卖烧饼的王爷爷。每天早上，他都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烧饼，不要钱。’”
“她又指着一个名字：‘这个，赵翠花，是给我娘做衣服的赵阿姨。她手可巧了，做的衣服又合身又好看。’”
“她一个一个指过去，说出他们的故事：这个人爱喝酒，那个人爱唱戏，这个人有个傻儿子，那个人刚娶了媳妇……”
老人停下来，深深吸了口气：
“那天下午，李秀兰说了三个小时。说完后，她哭了，说：‘四十年了，我第一次能说出他们的名字。谢谢你，让我觉得，他们没白死。’”
“她第二年就去世了。临走前，她女儿给我打电话，说：‘我妈说，让你一定把名字刻在碑上。她说，只要名字还在，人就还在。’”
老人看着林征：
“你说，这有意义吗？”
林征感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有意义。
当然有意义。
对一个八岁的幸存者来说，能在四十年后，说出那些死去邻居的名字，这就是意义。
对一个死在1937年的普通人来说，能在八十年后，还有人记得他的名字，这就是意义。
“所以您……”林征说，“您一直在做这件事？”
“一直在做。”老人点头，“从1985年到现在，四十年。找到了两百多个名字的后人，整理了他们的故事。剩下的……还在找。”
他拍了拍轮椅：
“我老了，走不动了。但我有学生，有志愿者。他们会继续找。”
“直到找到所有六百三十二个名字的后人？”
“直到找不动为止。”老人说，“就算找不到后人，至少把名字留下来。名字在，人就在。”
名字在，人就在。
这句话，像一把锤子，砸在林征心上。
他想起了***，在731部队的铁床上，临死前说出的那段话：
“我叫***……我爹叫刘富贵……我娘叫王秀英……我有个妹妹……叫小娥……”
他是多么想留下自己的名字。
多么想证明，自己存在过。
“您……”林征问，“您父亲记这些名字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老人沉默了很久。
银杏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作响。
“我父亲说，”他终于开口，“他记每一个名字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人，昨天还在呼吸，今天就不在了。这个人，可能早上还在和邻居打招呼，中午就被杀了。这个人，可能刚买了菜，准备回家做饭，就再也没能回家。”
“他说，记名字，不是为了记住仇恨，是为了记住——生命有多脆弱，和平有多珍贵。”
不是为了记住仇恨。
是为了记住生命。
这话，和周敏老人的话，如出一辙。
林征突然明白了。
这些经历过战争、失去过亲人、见证了死亡的人，最后得出的结论，不是仇恨，而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珍惜。
因为他们太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了。
“我能……看看名册吗？”林征问。
老人把笔记本递给他。
林征一页页翻看。
那些名字，那些简单的信息，在他眼里，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王德福，每天早上给邻居孩子热烧饼
赵翠花，手巧，做的衣服好看
陈小宝，六岁，喜欢踢毽子
无名女，十八岁，穿着红棉袄，可能刚订婚
无名童，三岁，死前还攥着半个烧饼
无名老者，七十岁，眼睛被刺刀捅瞎
这些人，曾经都是活生生的。
会哭，会笑，会爱，会痛。
然后，在1937年的冬天，全死了。
“您……”林征合上名册，“您觉得，后人会记住他们吗？”
老人看着他，反问：“你觉得呢？”
林征想了想。
“会。”他说，“只要有人在记，有人在写，有人在传，就会记住。”
老人笑了。
笑得很欣慰。
“那你就在书里，给他们留个位置吧。”他说，“不用多，几行字就行。让读者知道，在南京大屠杀里，有这么一个人，曾经活过。”
“好。”林征郑重地说，“我会的。”
他从背包里拿出录音笔：“我能录一段吗？录您父亲的故事，录这些名字的故事。”
老人点头。
他对着录音笔，缓缓讲述。
讲他父亲如何在地窖里躲藏，如何夜里出来记录，如何用一生去记住那六百三十二个人。
讲他自己如何接过这个任务，如何寻找，如何见证那些幸存者的眼泪。
讲那些名字背后的故事——虽然只有零星碎片，但那是生命的碎片。
林征录着，听着，记着。
阳光从银杏叶的缝隙间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远处，纪念馆的轮廓在阳光下沉默着。
这个院子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心跳声。
录完后，老人从轮椅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林征。
“这是什么？”林征问。
“我父亲当年记名册时用的钢笔。”老人说，“和重庆那支不一样，这支更旧。笔尖都磨秃了。”
林征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支黑色的钢笔，很旧，漆都掉光了，笔帽上还有一道深深的划痕——像是被刺刀划过的。
“这笔……”林征感到手在颤抖。
“我父亲说，这笔尖上，沾着六百三十二个人的血。”老人平静地说，“不是真的血，是记他们名字时流下的泪，渗进笔尖里了。”
林征握着笔，感到一种沉甸甸的重量。
不是物理的重量。
是六百三十二条生命的重量。
是三十万亡魂的重量。
“这支笔，送给你。”老人说，“用这支笔写。写得轻一点，因为每一个字，都压着人命。”
林征想推辞，但老人摆摆手：
“我老了，写不动了。你年轻，还要写很久。这笔在我这儿，只能躺在盒子里。在你那儿，能继续记，继续写。”
林征握紧笔，深深鞠躬：
“谢谢您。我会好好用的。”
“嗯。”老人点头，“写完了，来告诉我一声。我虽然可能看不见了，但会知道的。”
林征又鞠了一躬，转身离开。
走到院子门口时，老人叫住他：
“年轻人。”
林征回头。
“记住，”老人说，“你写的不是历史，是人。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把他们写活了，你的书就活了。把他们写忘了，你的书就死了。”
林征深深点头。
“我会记住的。”
他走出院子，回到纪念馆里。
重新走到名录墙前。
仰头看着那些名字。
这一次，他看到的不是黑色的字。
他看到的是：
卖烧饼的王爷爷，给邻居孩子热烧饼
手巧的赵阿姨，做的衣服好看
喜欢踢毽子的小宝，才六岁
穿红棉袄的姑娘，可能刚订婚
攥着烧饼的孩子，才三岁
眼睛被捅瞎的老者，七十岁了
他们都在墙上。
沉默着。
等待着。
等待着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林征拿出那支旧钢笔，在本子上记下：
王德福，赵翠花，陈小宝，无名女，无名童，无名老者……
记下一个，又一个。
直到笔尖发烫。
直到眼泪掉下来，滴在本子上，晕开了墨迹。
他记不完三十万个名字。
但他可以记住这六百三十二个。
可以在书里，给他们留个位置。
可以让后来的人知道，在1937年的南京，有这样一些人，曾经活过，曾经爱过，曾经……被残忍地夺走了生命。
这就够了。
至少，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至少，比让他们彻底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要好。
他在名录墙前站了很久，直到闭馆音乐响起。
走出纪念馆时，夕阳西下。
南京城的灯火次第亮起，长江大桥像一条金色的巨龙，横跨在暮色里。
这座城市，曾经被鲜血浸透。
现在，平静地睡在夜色里。
而那些死去的人，在纪念馆的墙上，在老人的名册里，在林征的笔下，继续活着。
以另一种方式。
林征站在广场上，看着那尊母亲抱着孩子的雕塑。
在暮色里，雕塑的影子拉得很长，像在拥抱整座城市。
他轻声说：
“我会记住的。”
“每一个。”
然后，他握紧那支旧钢笔，走向火车站。
下一站，回家。
回北京。
用这支笔，写完这本书。
写完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的故事。
火车开动时，他看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南京城。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写吧。
写得轻一点，因为每一个字，都压着人命。
但一定要写。
因为如果不写，他们就真的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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