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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线】
2026年8月，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部。
陈思源戴上白色棉质手套，指尖触碰到的纸张有一种温凉的脆感。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坤舆万国全图》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宫廷摹本的高清数字扫描件——在4K显示器上，每一个细节都纤毫毕现。
这张图他见过无数次复制品，但如此近距离、高分辨率地“进入”它，还是第一次。
地图占据整个屏幕：椭圆形的世界轮廓，五大洲的分布已与现代地图惊人相似。中国位于中央，疆域辽阔，细节详尽。欧亚大陆向西延伸，非洲南端轮廓准确，南北美洲分列两侧，甚至澳洲（当时标为“南方大陆”）也隐约可见。
“看这里。”沈教授用激光笔点在屏幕上的南美洲西海岸，“利玛窦1602年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版本，这里标注的地名是‘孛露’（Peru的音译）和‘智里’（Chili）。但在我们眼前这个1608年宫廷摹本上……”
陈思源凑近。在秘鲁海岸线附近，除了“孛露”，还有一行更小的楷书注释：“此地多银山，土人掘井深数十丈取之。前朝海商尝至，以瓷易银，获利十倍。”
“前朝海商？”陈思源一怔。
“明代称本朝为‘国朝’或‘大明’，称元朝为‘前元’或‘胡元’。”沈教授推了推眼镜，“但这里写的是‘前朝’。在万历年间，‘前朝’通常指……”
“明朝。”陈思源脱口而出，随即意识到矛盾，“不对，万历就是明朝。那这个‘前朝’……”
“有两种可能。”沈教授调出另一份文献扫描件，是明初《大明混一图》（1389年）的局部，“一是指这张地图的底稿来源更早，早于万历，甚至可能早于利玛窦来华。二是……”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深邃：“指这张地图描绘的地理知识，来自明朝之前的某个航海时代。”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窗外传来城市遥远的车流声，更显得室内寂静。
“您是说……”陈思源感到喉咙发干。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罗列可能性。”沈教授切换屏幕，展示出一张欧洲地图——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1570年出版的《寰宇概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世界地图。“看同一区域。”
奥特柳斯地图上的南美洲西海岸，线条粗糙，地名稀少，且充满想象成分：“巨人国”、“亚马逊女战士之地”、“黄金城”……
“1570年，欧洲人对南美的认知还停留在传说阶段。”沈教授说，“而根据主流史学，利玛窦1602年刻印《坤舆万国全图》时，主要参考的正是奥特柳斯等欧洲制图家的作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608年的中国宫廷摹本，会比它所‘参考’的欧洲源地图，拥有更准确、更详细、甚至带有商业贸易记录的信息？”
陈思源盯着两幅地图的对比。差异如此明显，简直像大学生作业和小学生涂鸦的区别。
“还有更奇怪的。”沈教授又调出几幅地图：1667年荷兰制图家约翰·布劳（Joan Blaeu）的《新地图集》中美洲部分；1720年法国皇家制图院出版的太平洋地图；甚至还有1784年库克船长第三次航行后绘制的澳洲东海岸图。
她快速切换，激光笔在地名上跳跃：“注意地名的命名逻辑。在欧洲地图序列中，地名是随着‘发现’进程逐步添加的，命名往往带有殖民者个人色彩（如‘维多利亚’、‘乔治国王湾’）或宗教色彩（‘圣玛丽亚’、‘三神圣徒湾’）。但在《坤舆万国全图》及其衍生 Chinese 地图上，地名有两种：一种是音译（如‘孛露’），另一种是描述性命名（如‘银山’、‘大渔场’、‘多杉木之地’）。这些描述性地名，更像是一个实地考察者的客观记录，而非征服者的命名宣告。”
陈思源迅速记录着要点。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所以您的假设是……”
“我没有假设，我只观察现象。”沈教授严谨地说，“现象一：明代晚期一些中文世界地图的细节丰富度，超越了同时期欧洲地图。现象二：这些地图上的部分信息，在欧洲地图上出现的时间要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现象三：地图上的某些注释，暗示了中国航海者更早到达这些地区的可能性。”
她关掉显示器，转向陈思源：“思源，地图学是历史研究中的‘硬证据’。一条海岸线的形状、一个地名的出现时间、一种投影法的使用……这些很难造假。如果我们要系统审视‘西方中心史观’，地图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但这也最敏感。”陈思源说，“挑战地图史，等于挑战整个地理大发现叙事。”
“所以需要更扎实的工作。”沈教授从包里取出一个加密U盘，“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收集的全球二十多家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中文古地图高清扫描件，以及同时期欧洲、阿拉伯地图的对比数据。总共3.2TB。我需要一个团队，系统地做三件事：第一，建立所有地图的地理信息数据库，精确到每条河流、每座山脉的坐标；第二，分析地名序列，追溯每个地名在不同地图系谱中的出现、演变和传播路径；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寻找‘信息流’方向：到底是欧洲地图的信息流向中国，还是反过来，或者有共同的未知来源？”
陈思源接过U盘，感觉沉甸甸的。
“吴老已经协调好了。”沈教授说，“国家图书馆愿意提供一间保密阅览室和专用服务器，供我们进行非公开研究。参与人员需要签署保密协议。这个项目不能发论文——至少现阶段不能。我们只做基础的数据整理和分析，等待合适的时机。”
“时机？”
“当证据链足够完整，当舆论土壤足够成熟，当……”沈教授望向窗外，“当人们真正准备好面对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过去时。”
【历史闪回线】
明宣德八年（1433年），冬，南京龙江船厂。
大雪纷飞，长江岸边，数十艘宝船的骨架在雪中静默矗立。最大的几艘已近完工，九桅十二帆的轮廓如同蛰伏的巨兽。
船厂的一间暖和的值房内，炭火盆烧得正旺。两个男人对坐，中间摊开一幅巨大的绢本地图。
年长的是船厂总监郑，脸被江风和岁月刻满沟壑。年轻的是船队书记官周，面容清瘦，手指却因常年握笔而生着厚茧。
“都标上了？”郑总监的声音沙哑。
“第七次下西洋，凡历经港口、岛屿、暗礁、洋流、风向、潮汐……皆已标注。”周书记官指着地图，指尖从南京出发，沿东海、南海，过马六甲，入印度洋，抵阿拉伯半岛，再至东非海岸，“新增三十七处泊锚地，十九处淡水补给点，修正洋流箭头十二处，标注新发现暗礁群六处。”
地图上密密麻麻全是蝇头小楷注释。何处可避风，何处有淡水，何处土人友善可贸易，何处需戒备，何处有奇特物产……每一行字背后，都是数万海员用生命换来的经验。
郑总监久久凝视地图，叹道：“此图若流传后世，不知能活多少人命，省多少冤枉路。”
周书记官沉默片刻，低声道：“总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
“此次归国前，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我见天方国（阿拉伯）商人持有一幅海图。”周书记官从怀中取出一卷羊皮纸，小心铺开，“您看。”
羊皮纸上画的是印度洋西岸，阿拉伯半岛至东非的海岸线。线条粗糙，但大形不差。关键在地名旁，有一些奇怪的符号注释。
“这些是……?”郑总监眯起眼。
“是一种拼音文字，据说是遥远西方（指欧洲）商人所用。”周书记官说，“我请通事（翻译）帮忙辨认了几个。这个符号组合，发音类似‘Mogadishu’（摩加迪沙），这个类似‘Mombasa’（蒙巴萨）……都是我们已有之地名。但有趣的是，”他的手指移到羊皮图空白处，“这里，我们标注为‘麻林’（今肯尼亚马林迪）的地方，他们的图上没有。而他们标注的这个地方，”他指向阿拉伯半岛南端一个点，“我们亦无记载。”
郑总监眉头紧锁：“你是说……他们的图和我们的图，各有缺失，互有补充？”
“正是。”周书记官眼中闪着光，“总监，这说明什么？说明这浩渺大洋，非我一家在航行。天方人、佛郎机人（泛指欧洲人）、乃至更远的不知名国度，皆有其舟船，其海图。我们的图虽详，亦非全知。”
“你想怎么做？”
“下次出航，可否允我专门携带画师、书记，沿途不仅记录我方所见，亦设法搜集他国海图，询问他国舟子，博采众长？”周书记官语气恳切，“海图如拼图，一人一片，凑齐方见全貌。若能将天下海图汇于一卷，则后世航者，无论华夷，皆受其惠。”
郑总监没有立刻回答。他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寒风夹着雪片灌入，吹得炭火盆火星四溅。远处，宝船的桅杆直指灰蒙蒙的天空。
“你知道朝廷里那些声音吗？”郑总监背对着他，“说下西洋劳民伤财，说与外夷交往有失体统，说海禁方是国策。”
“卑职知道。”
“你这想法，比下西洋更‘危险’。”郑总监转过身，目光如炬，“你要的不是大明独有之秘藏，而是天下共享之知识。这在有些人眼里，是资敌，是愚蠢。”
周书记官跪下：“卑职只知，海路凶险，多一分知识，少十分死伤。今日之夷狄，或为明日之友邻。知识如光，照一人与照百人，其光不减。若因吝啬而藏之，致使后来者重蹈覆辙，葬身鱼腹，非仁者所为。”
值房里只剩下炭火噼啪声。
许久，郑总监扶起他：“此事我准了。但须秘密进行，所有搜集之图，先不入官方档案，由你私藏。待……待时机成熟，再作计较。”
“谢总监！”
“还有，”郑总监压低声音，“你方才所说拼音符号，务必详加记录。我总觉着，那些远方之人，迟早会来。知己知彼，早做准备不是坏事。”
周书记官郑重行礼。
窗外雪更大了，覆盖了船厂，覆盖了长江，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暂时掩埋。
但有些东西是雪掩埋不了的。
比如已经绘在地图上的航线。
比如刚刚播下的念头——知识当共享，海图当互补。
比如文明对未知世界那种本能的好奇与探索欲。
这间温暖的值房里，两个明代官员在1433年冬天讨论的事，在本质上，与五百年后那间图书馆里学者们面对的问题，并无不同：
我们知道什么？
别人知道什么？
如何让知识流动起来，拼出更完整的世界图景？
只是，历史的洪流将会冲散许多美好的初衷。
这张汇集了七下西洋经验、并渴望吸纳他国智慧的海图，其命运将在不久后迎来剧变。
而那时，遥远的欧洲，一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知识复兴运动，才刚刚萌芽。他们急需来自东方的“光”，来照亮自己漫长的中世纪黑暗。
【现代线】
当晚，“求真论坛”首次秘密会议。
地点在西山一处不起眼的疗养院小楼。经过三道门禁，陈思源、林薇、沈教授、郑师傅、雷总、韩先生，以及吴老，围坐在一张长桌前。所有人的手机和电子设备都放在隔壁房间的屏蔽箱里。
沈教授先发言，简要介绍了地图项目的发现和计划。
轮到林薇时，她通报了基因论文已投稿《自然·遗传学》的消息。
“这将是一颗重磅炸弹。”韩先生沉吟道，“国际学术界对这类研究非常敏感。我建议，论文正式发表前，我们要准备好应对方案：包括可能的学术争议、媒体误读、甚至政治化攻击。”
“我已经在准备FAQ（常见问题解答）和科普材料。”林薇说，“重点强调研究的科学性和中立性，避免被贴上‘民族主义’标签。”
“但标签一定会来。”雷总插话，“我从舆情监控软件看到，最近海外一些论坛已经开始讨论你们的论文题目，猜测内容。已经有人开始带节奏，说这是‘中国版种族科学’。”
陈思源感到一阵寒意。学术研究一旦卷入意识形态斗争，就再难纯粹。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维度、彼此支撑的证据链。”吴老缓缓开口，“基因证据证明血脉连续性，地图证据挑战地理发现叙事，接下来……”他看向郑师傅，“手艺传承这边，有进展吗？”
郑师傅从脚边提起一个帆布包，小心翼翼取出一个用软布包裹的物件。打开，是一个黄铜制造的复杂机械部件——大约手掌大小，由齿轮、连杆、曲轴构成，表面有手工打磨的痕迹，泛着暗金色的光泽。
“这是……?”陈思源凑近看。
“按沈教授给的明代《军器图说》里一张模糊图纸，俺试着打出来的。”郑师傅语气里透着自豪，“叫‘自转钢轮’，是火绳枪点火装置的一个改进型。图纸上说，用这个代替火绳，不怕风雨，击发更快。”
他轻轻拨动一个小扳机，内部齿轮“咔哒”转动，带动一个钢轮高速旋转，与一块燧石摩擦，迸出一串火花。
“能用！”雷总眼睛一亮。
“能用，但有个问题。”郑师傅挠挠头，“俺打的时候发现，图纸上几个齿轮的齿比设计，非常……非常巧妙。不像是随手画的，更像是有精确计算过的。俺用游标卡尺量了，齿数都是质数，互相咬合传动比特别顺滑。这设计思路，比俺见过的十九世纪欧洲机械图纸不差，甚至更简洁。”
沈教授立刻问：“图纸标注尺寸了吗？”
“标了，但用的是明代工部尺。俺换算成毫米，发现公差极小。”郑师傅说，“更怪的是，这种齿比设计，在后来清代、民国的机械书上，完全消失了。就好像……这技术凭空出现，又凭空没了。”
“不是凭空出现。”韩先生忽然开口，“我最近调阅了一些解密档案，关于建国初期从苏联接收的‘旧日本关东军技术资料’。里面有一批图纸，标注是‘满洲国奉天兵工厂仿制欧洲先进枪械’。但我对比发现，其中一些核心机构设计，与明代《军器图说》里的东西，有高度相似性。”
房间里安静下来。
“您的意思是……”陈思源心跳加速。
“我的意思是，技术转移的路径可能很复杂。”韩先生措辞谨慎，“明代的技术，可能通过某些渠道（比如传教士、走私商人）流到了欧洲，被吸收改进；然后近代又随着殖民扩张和日本侵华，以‘西方先进技术’的面貌传回东方。但在这个过程中，源头被刻意模糊甚至抹去了。”
“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另一个侧面。”沈教授深吸一口气，“不仅问‘为什么中国近代科技落后’，还要问‘中国古代科技究竟去了哪里’。”
讨论持续到深夜。地图、基因、手艺、档案……碎片开始拼接。
会议结束前，吴老说：“下周，我会带思源和薇薇去一趟故宫地库。那个黑漆木匣，GJ1951.0743号，上级已经批准进行‘预研究评估’。我们将是工作组成员。”
陈思源和林薇对视一眼，看到彼此眼中的震动。
那个沉睡了三百年、承载着赵士锦记忆和无数守护者誓言的木匣，终于要开启了。
而他们，将是第一批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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