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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28年11月，华夏首都，某部委内部会议室。
气氛比窗外的初冬更显凝重。这是一场关于新版历史教材试点情况及后续推广方案的专题汇报与评估会。与会者除了教育部门、编审委员会代表，还有来自宣传、文化、统战、国家安全等相关系统的负责人。陈思源作为教材编审专家组成员列席。
墙上的投影幕布，正显示着过去一个月在几所试点学校收集的反馈数据。图表复杂，但核心趋势清晰：超过70%的学生对新增的细节史实表现出“强烈震撼”和“深度思考”，认为“更真实，更能理解历史”；约有60%的教师支持内容深化，但普遍反映“教学难度增大”、“需要更多培训和支持”；而来自部分家长群体的反馈则呈现显著分歧，约35%明确表示“内容过于残酷，担心对孩子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其中更有约10%的家长通过家委会或网络渠道表达了“强烈反对”，要求“恢复原有表述”或“删除敏感细节”。
一份摘录的匿名家长意见被投影出来：“……孩子才上高中，就让他们看扬州十日里具体怎么杀人、看731部队把人当‘圆木’的实验描述，这合适吗？历史是应该记住，但记住教训就好了，有必要把血淋淋的细节塞给孩子吗？这会不会让他们变得偏激、仇恨？现在国家统一了，更应该向前看，讲团结，而不是总翻旧账……”
主持会议的是一位面容沉静、目光锐利的部级领导。他听完数据汇报和部分意见摘读，沉默片刻，看向陈思源：“陈教授，您是历史学者，也是教材修订的深度参与者。对于这些担忧，特别是关于‘渲染残酷’、‘影响心理’、‘不利团结’的批评，您怎么看？”
所有人的目光聚焦过来。陈思源能感到一些目光中的审视，一些目光中的支持，还有一些目光中的复杂情绪。他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到台前。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他的声音平稳，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首先，我理解家长们的担忧。爱护孩子，希望他们心灵阳光、健康成长，这是天下父母心。我们教育工作者，同样怀着这样的责任。”
他切换了投影画面，显示出一张照片——那是李桂兰老人颤抖的手握着一块破旧粗布的特写，旁边是放大处理后依稀可辨的“477”编号。
“但是，我想请大家看这个。这不是教材里的内容，是我们‘血脉记忆’工程在实地调研中，从一位百岁老人那里获得的证物。这个编号‘477’，很可能对应着一位在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实验中死去的同胞，他或许名叫‘福根’，二十三岁，家在平房附近，1941年被抓走，再无音讯。”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投影仪发出的轻微嗡鸣。
“家长们担心‘细节’和‘残酷’。可我认为，没有细节的‘残酷’，是抽象的、模糊的，甚至是可以被淡忘的。‘死了很多人’，‘遭受了苦难’，这样的表述，时间久了，就会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而‘编号477’，‘二十三岁的福根’，‘被当作‘圆木’进行冻伤实验直至肢体坏死截肢……’这些具体的细节，才能让‘残酷’拥有重量，才能让‘苦难’变成后来者心头一块无法移除的压舱石。”
他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我们让孩子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让他们做噩梦，不是为了灌输仇恨。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他们明白，和平、尊严、国家强大，不是凭空而来的，不是教科书上轻飘飘的结论。它们的基础，是无数个‘福根’被剥夺的生命，是华夏文明几乎被折断脊梁的惨痛代价。唯有理解了这份代价的沉重，他们才会真正珍惜当下，才会从心底生发出‘绝不让历史重演’的钢铁意志。这份意志，才是民族团结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建立在模糊的‘向前看’口号上，而是建立在共同认清‘我们曾因何跌倒、将凭何站立’的清醒共识之上。”
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坚定：“至于‘翻旧账’……账，一直都在那里。不是我们翻出来的，是侵略者、掠夺者、那些试图亡我文明者留下的血债。这本账，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看、不敢算、不敢让孩子们知道，那么，谁还会替我们去算？谁还会记得‘福根’们？遗忘，才是对历史最大的背叛，也是对未来最大的不负责任。”
陈思源坐回座位。会议室里依然安静，但空气似乎有些不同了。那位部级领导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沉吟着。
这时，赵海川举手示意发言。他穿着便服，但身姿笔挺，语气带着特有的冷静和力量：“我从安全角度补充一点。我们监控发现，近期针对新版教材试点和‘血脉记忆’工程的舆论攻击，有明显的推手特征。煽动‘伤害minzu感情’、‘不利团结’等话术，与某些境外的长期用以分化、软化我们历史认知的策略高度吻合。他们害怕的，正是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建立起基于真实历史的、牢固的文明认同和国家认同。敌人反对的，往往正是我们做对的。在历史教育问题上，我们绝不能因为外部噪音和内部某些过度的‘保护’心态而自缚手脚。”
领导缓缓点头，最终开口：“情况清楚了。教材修订，方向正确，原则必须坚持。历史真相的教育，关乎国本民心，关乎复兴的精神基石。当然，具体方法和度需要继续摸索、完善，教师的培训、家长的沟通、社会氛围的引导，要同步加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真实的历史，必须堂堂正正地告诉我们的后代。这本‘账’，我们要和人民一起算清楚，不是为了沉湎悲痛，而是为了汲取走向未来的、不可撼动的力量。教育部牵头，会同各方，尽快拿出全国推广的细化方案和配套措施。散会。”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46年1月，日本东京，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某保密会议室。
房间里烟雾缭绕。长桌一侧，坐着几名美军军官和文职情报官员，为首的是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麾下负责科学情报的官员。另一侧，是两名穿着西装、神情略显紧张和讨好的日本人——他们曾是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和相关细菌战研究机构的高级研究人员，此刻的身份是“配合调查的日方专业人士”。
桌上摊开着一些文件、照片和简易图表。美方负责人，一位名叫默里（化名）的中校，用指节敲了敲一张图表：“石井四郎，还有你们这支所谓的‘防疫给水部队’，在中国哈尔滨等地进行的‘研究’，这些资料，你们保证是全部了吗？关于鼠疫、炭疽、霍乱等病原体的野外实验数据，关于人体耐受极限的数据，特别是关于细菌武器的大规模投放可行性评估……”
一名日方人员赶紧鞠躬，用流利的英语回答：“阁下，我们已经提供了所有保存下来的、未及销毁的核心实验记录摘要和部分人员名单。石井将军……哦，石井博士，他非常愿意配合盟军，将其研究成果贡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他认为，这些用……特殊方式获得的数据，对于未来防御此类威胁，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只是……”
“只是什么？”默里中校挑眉。
“只是，考虑到这些数据的……特殊来源，以及可能引发的……法律和伦理争议，石井博士和我们都希望，盟军能够确保提供资料的人员得到豁免，不被作为战犯起诉。并且，这些资料应被严格保密，仅限于美方最核心的、具有相应安全权限的科研机构使用。”另一名日方人员补充道，眼中闪过一丝狡黠。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美方人员相互交换着眼色。他们心知肚明，手里这些沾满无数中国、苏联等国平民和战血腥味的数据，是魔鬼的礼物，但也是“科学”的捷径。冷战阴云已现，与苏联的对抗需要一切可能的筹码，包括这种骇人听闻的“知识”。
默里中校身体前倾，压低声音：“豁免的问题，我们可以向最高层转达。但前提是，你们提供的资料，必须是真的、完整的、有价值的。我们要的是能用的‘科学成果’，不是垃圾。另外，所有知晓此事的人员，必须签署最严格的保密协议。这件事，从未发生过。明白吗？”
“完全明白，阁下！”日方人员如释重负，连连点头。
交易在烟雾和心照不宣中达成。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战犯，以交出全部细菌战研究资料为条件，换取了美国庇护，逃脱了东京审判。那些用“圆木”生命换来的、残酷的数据，被装进标着“机密”的箱子，漂洋过海，成为美国德特里克堡等生物武器研究机构的一部分基础。
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的控诉，因为美国的刻意阻挠和关键证据的“缺失”，被大大弱化，最终仅以寥寥数语带过，主要责任人逍遥法外。
冰冷的交易，埋葬了更多“福根”们被世界知晓和伸冤的可能。魔鬼的账本，被另一股力量悄然接过，锁进了另一个国家的保险柜，用于新的、可能同样危险的“科学”目的。
正义的天平，在现实政治的筹码前，一度倾斜。
历史的真相，在冷战的铁幕下，被刻意冰封。
但账本本身，无法被彻底销毁。
交易的存在，无法被永远掩盖。
那些数据背后无数的冤魂，他们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等待被倾听的控诉。
冰封的账本，终有被阳光照到、冰雪消融的一天。
只是那一天，需要有人付出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去敲击厚重的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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