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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1年10月，华夏首都，“文明复兴研究院”核心会议室。
杭州研讨会的余波仍在持续发酵。国际学界的分裂日益公开化，支持华夏实证研究范式的“修正派”学者与坚守传统叙事的“捍卫派”之间的论战，从专业期刊蔓延到大众媒体。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院决定“趁热打铁”，发布一项筹备已久、旨在厘清一个关键历史思想公案的重磅研究成果。
会议室的大屏幕上，显示着报告的标题：《“夷夏之辨”的文本流变与政治建构：从韩愈原文到元清篡改及近代误用》。报告人正是陈思源，但这份报告的背后，是一个囊括了古典文献学、历史语言学、版本目录学乃至满蒙文史料的跨学科团队数年的心血。
“各位同事，”陈思源开门见山，“‘夷夏之辨’是理解传统华夏天下观与族群观念的核心命题，也是近代以来被曲解、滥用最甚的概念之一。今天我们要呈现的，不是哲学思辨，而是一条清晰的、基于现存最早刻本、石刻、写本及域外汉籍比对的文本证据链。这条证据链将揭示，今天广为流传的某些‘经典论述’，其面貌是如何在历史中，尤其是在元、清两朝，被系统性修改，以服务于特定政治合法化需求的。”
屏幕上首先并列展示了现存最早的几种韩愈文集重要版本的书影：宋代蜀刻大字本《昌黎先生集》、南宋廖莹中世綵堂刻本《昌黎先生集》、以及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本残卷。这些版本中，《原道》篇的关键段落清晰一致：
“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陈思源用激光笔圈出“诸侯”二字：“请注意，韩愈原文的主语，明确是‘诸侯’——即周天子分封的、原本就属于华夏政治文化体系内部的各级统治者。这里的‘夷之’与‘中国之’，是文化礼乐意义上的身份降格或提升，是内部的文化评价与规训机制。其前提是，这些‘诸侯’本身是‘诸夏’，讨论的是他们行为是否合‘礼’（周礼）。这里完全不涉及外部真正的‘夷狄’（非华夏血缘与文化起源的族群）能否通过进入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就变成‘华夏’的问题。”
接着，画面切换到元代的版本：元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的书影。在这段文字前，赫然多出了两个字——“夷尔”。
“夷尔，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在元代，”陈思源语气沉静，“学者在官方或半官方的授意下，对文本进行了关键性添加。‘夷尔’二字，强行改变了主语和逻辑。它模糊了‘诸侯’的前提，将论述对象悄然替换为泛指性的‘夷狄’。于是，这句话的意思变成了：‘夷狄如果进入中国，就可以被视作中国（华夏）。’ 这为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宣称自己可以通过接受（哪怕只是表面的）华夏文化而获得‘中国’身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典文本依据。”
他展示了更多元代文献，包括一些蒙古、色目人官员的碑传和奏议，其中引用此句时，均已采用添加了“夷尔”的版本，并以此论证元朝统治的“合法性”在于“用夏变夷”。
然后画面跳转到清代。清初内府刻本《御定全唐诗》附录的韩愈文集、乾隆朝武英殿刻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中的韩愈文章，乃至影响巨大的《古文观止》清代刻本，无一例外，都采用了“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或进一步简化为“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表述。原文中的“诸侯”彻底消失，“夷之”与“中国之”的文化评价内涵，被偷换为“夷狄”通过地理进入即可实现身份转化的政治命题。
“清代对这句话的定型和推广是不遗余力的，”陈思源调出了故宫博物院藏清宫档案中，关于编纂《四库全书》时处理韩愈文集的讨论记录照片，“编纂官员明确提及，需采用‘今本’（即已篡改本）以‘正人心、厚风俗’，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通过将这种篡改后的文本植入科举考试指定用书和普及性文选，使其成为士人乃至民间普遍接受的信条，从而在思想层面瓦解‘华夷之防’，为清朝统治构建理论防线。”
报告的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近代，尤其是日本侵华时期，军国主义学者如何“创造性”地利用这条已被篡改的论述。屏幕上展示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满铁调查部等机构出版的宣传册和研究报告，其中将“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与日本自称的“华夏文化正统继承者”身份结合，炮制出“日本入主华夏国土乃是‘回归’而非侵略”的荒谬逻辑，为其侵略行径披上“文化融合”的外衣。
“至此，”陈思源总结道，“一条清晰的篡改与利用链条浮现：元代为异族统治合法化而初篡，清代为巩固统治而固化并推广，近代脚盆鸡军国主义则为侵略目的而恶意曲解再利用。而韩愈原文关于文化礼乐标准的、对内不对外的重要区分，则被彻底湮没。我们今天的工作，就是通过最扎实的文献考据，将这条被权力和野心扭曲的链条打断，让原文的光亮重新显现。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考订，更是对历史叙述权、文明解释权的正本清源。”
报告结束后，会议室陷入短暂的寂静，随即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这掌声中包含了学者们对扎实考据的敬意，更包含了一种拨云见日的振奋。
林薇补充道：“我们的基因研究也从侧面支持这一文本考据。大规模父系谱系数据显示，历史上北方地区确实存在基因交流，但其模式是渐进、双向的融合，而非伴随着‘夷狄进则中国之’这种论述所暗示的、大规模族群身份瞬间转换的、断裂式的‘征服-同化’。生物学证据与文献证据，在这里指向了同一个更复杂、更连续的历史真实。”
赵海川也从情报角度提供了支持：“我们监测到，境外某些机构至今仍在资助一些研究，刻意模糊‘夷夏之辨’的原文与篡改版，继续将后者作为解构华夏主体性的理论工具。这次研究成果的公开，将直接打击这种话语渗透。”
陈思源最后说：“接下来，我们将以多语种形式，向全球学术界和公众发布这份报告的完整版，附上所有版本的高清书影对比和详细考释。同时，我们提议，在研究院接下来的‘文明算法’内核梳理中，将‘基于文化实践与伦理认同的共同体构建机制’（接近韩愈原意），与‘基于血缘或地理的排他性或无限包容性身份界定’（后世篡改及滥用方向）进行明确区分。这是廓清历史迷雾，也是为我们自己文明的未来定向。”
【历史闪回线】
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大都（北京），翰林国史院。
初冬的寒风掠过新营建不久的都城，宫室巍峨，但空气中仍弥漫着土木尘埃与草原皮革混合的陌生气息。翰林院的一间暖阁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萦绕在几位汉族老儒眉宇间的沉重与无奈。
王恽，一位前朝（金）遗民出身的学者，因学识渊博被征召入翰林院，参与编修国史和整理典籍。此刻，他手中握着一卷刚刚由蒙古监修官“建议”修改的《昌黎先生集》校样，手指微微颤抖。那处修改，正在《原道》篇，那句“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之前，被硬生生添上了“夷尔”二字。
监修官是个粗通汉文的色目人官员，名叫阿合马（非史上那位权臣，此处为虚构角色），语气看似商量，实则不容置疑：“王学士，韩愈此文，寓意深远。然我朝皇帝陛下，奉天承运，入主中夏，混一寰宇，实乃天命所归，亦合圣人之教。此处略作添补，以彰‘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之大义，使天下士子知晓，能行中国之道，即为中国之人，于教化人心、稳固社稷，大有裨益。尔等皆博学鸿儒，当明此理。”
王恽心中苦涩。他岂能不知其中关节？这添补二字，看似微小，实则釜底抽薪，将儒家用以砥砺诸侯守礼的文化标准，偷换成了为异族入主提供口实的政治工具。韩愈若地下有知，恐怕要怒发冲冠。其他几位汉族编修也面面相觑，有人欲言又止，但看到阿合马身后那位按刀而立的蒙古侍卫冰冷的目光，又将话咽了回去。
“大人，”王恽斟酌着词句，试图做最后的挣扎，“韩文公此句，本意在于斥诸侯失礼，非为夷狄立言。若贸然添改，恐失其本真，后世学者考据起来，难免……”
“后世？”阿合马打断他，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后世自有后世的道理。如今重要的是‘当今’！陛下要编修典籍，教化万民，使四海归心。尔等汉儒，常言‘通经致用’，这便是‘致用’之时。莫非，尔等心中仍存华夷之见，不愿见天下大同？”
“华夷之见”四个字，像一把冰冷的匕首，抵在了王恽等人的咽喉。这是一个无法正面回答的陷阱。否认，意味着背弃千年道统；承认，则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暖阁里只剩下炭火的噼啪声。窗外，是元大都灰蒙蒙的天空，以及远处隐约传来的、异族武士操练的号令声。
最终，王恽颓然放下手中的校样，闭上了眼睛，声音干涩：“……大人所见极是。如此添补，或……或更彰圣朝怀柔远人、教化四方之德。便……依此刊刻吧。”
阿合马满意地点点头，带着侍卫离开了。
暖阁内，几位老儒沉默良久。一位年轻的编修忍不住低声道：“先生，这……这不是篡改经典，以讹传讹吗？后人若信了这篡改之文，岂不谬种流传？”
王恽睁开眼，望着窗外，长叹一声，那叹息仿佛耗尽了全身力气：“是啊，谬种流传……可如之奈何？刀锯在前，史笔在后。今日我们若坚执不改，这史笔，恐怕立刻就要变成刀锯下的亡魂了。”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点微弱的光，“只盼……只盼后世能有有心之人，能看到更早的刻本，能辨明这字句间的增损。真金不怕火炼，只是……这火，要烧到何时？”
他提起笔，在另一份私人的笔记草稿上，用极小的字，颤抖地写下：“至元廿四年冬，校昌黎集，监修强以‘夷尔’二字添于《原道》‘诸侯’句前。力争不得，从其改。悲夫！文公本意湮矣。留此数字，以待后之明者察之。” 写罢，他迅速将这张纸揉皱，藏入袖中深处。
这一刻，在权力的威压下，文本被强行扭曲，为现实的统治服务。但与此同时，一点不甘湮灭真相的火星，也被迫以最隐秘的方式保存了下来。篡改发生了，但篡改的痕迹和知情者的痛苦，也与被篡改的文本一同，进入了历史的长河，等待着数百年后，另一群在完全不同语境下、执着于“正本清源”的人，将其重新打捞、辨认、并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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