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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公元2047年5月，火星，“谛听哨”前沿观测站。
经过数周的严密计算、模拟测试和安全评估，沈星河团队终于获准执行代号“叩门”的主动询问实验。这并非贸然行动，而是在“文明之心”系统超过千万次模拟推演后，选定的风险最低、信息获取潜力最高的方案。
实验装置经过特殊设计：一个名为“谐振探针”的圆柱体设备，通过超导磁悬浮装置，被精准地悬停在A3岩壁正前方一米处，与刻痕表面保持非接触。探针集成了多频段机械振动发生器、可控电磁脉冲发射器和全套高灵敏度传感器阵列。其能量输出经过严格限制，峰值功率仅相当于一个智能手机无线充电器的水平，远低于可能对岩体造成物理损伤或触发不可预知反应的阈值。
“所有系统自检完成，安全协议加载完毕。”沈星河的声音在“谛听哨”控制室内响起，带着一丝紧绷，“‘文明之心’实时监控就位，一旦检测到异常能量反馈或结构变化，将在0.1毫秒内切断所有主动发射。”
“地球指挥中心确认，‘叩门’实验可以开始。”来自地球的指令清晰传来。
“开始第一阶段：基础频率扫描。”沈星河下达指令。
“谐振探针”开始工作。首先发射的是0.5Hz的机械振动——与岩壁之前自发产生的“心跳”信号同频。振动波轻柔地传递到岩壁表面。
传感器数据实时反馈：岩壁对同频振动的吸收率异常高，几乎像海绵吸水，并且，在刻痕的几何节点处，检测到了微弱的、频率翻倍（1Hz）的次生振动，仿佛岩壁在“应和”。
“记录响应模式A-1。”沈星河快速记录，“切换至0.25Hz。”
当频率变为“心跳”一半时，岩壁的吸收率下降，但刻痕线条上检测到了更明显的热弹性响应——热量沿刻痕路径传递的现象加剧了。
接下来，探针开始发射一系列精心挑选的电磁脉冲，频率从极低频（ELF）到甚高频（VHF）逐步扫描。大部分频率如石沉大海，但在几个特定的、与“文明之心”根据刻痕拓扑结构推算出的“特征频率”相近的频段，传感器捕捉到了异常的电磁场微扰和岩壁表面电导率的瞬变。
“第二阶段：复合刺激。”沈星河深吸一口气。这是关键一步——同时注入0.5Hz机械振动和一个选定的、曾引起微弱响应的电磁频率（7.83Hz，巧合地与地球舒曼共振的基础频率相近）。
数据流在屏幕上奔腾。最初几秒，响应似乎只是前两个独立刺激的叠加。但就在第12秒，主监控屏上，代表岩壁深处微震动的曲线，突然发生了改变！
原本平静的直线，开始出现规律的、微小的波动。波动并非随机，而是呈现出一组新的、更复杂的频率组合，像是对复合刺激的“调制回应”。更令人震惊的是，刻痕节点的热成像显示，热流通道的强度和方向，竟随着这新的震动模式发生了同步的、有规律的变化！
“它……它在‘回应’！”一名助手失声低呼。
“不是简单的回声或谐振，”沈星河紧盯着数据，心脏狂跳，“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响应！系统在根据输入，调整其内部的能量分布模式！‘文明之心’，立刻分析响应模式，比对预设模型！”
“正在分析……响应模式与模型库中‘非线性耦合振荡器网络-受驱响应模式-7’相似度达到78%。” “文明之心”平稳的合成音响起，“初步判断：目标结构对特定组合刺激具备可预测的、非平凡的动态响应特性。其行为符合‘具有内部状态和反馈机制的物理系统’特征，复杂度远超已知自然地质结构。”
就在实验团队为这一突破性发现振奋时，地球方面，赵海川指挥的“护网”行动也同步收网。
利用之前渗透攻击留下的反向追踪线索和“文明之心”强大的网络行为分析能力，赵海川团队成功锁定了“普罗米修斯”集团位于格陵兰的秘密数据中心的一个关键物理接入节点，以及与之关联的数个位于第三国的跳板服务器。在获得国际刑警组织有限合作（基于经济犯罪和商业间谍嫌疑）的情况下，一次精准的跨国网络反制与实体取证行动悄然展开。
行动不仅截获了大量“普罗米修斯”非法扫描他国太空资产、窃取商业机密的证据，更在其内部通讯的残片中，发现了一条惊人指令：要求其火星轨道上的“普罗米修斯-3”飞船，在“特定时机”（推测为华夏“叩门”实验期间），尝试向“望舒谷”区域发射大功率、特定编码的雷达脉冲，美其名曰“进行独立的信号验证实验”，实则极可能企图干扰华夏实验，或窃取更原始的岩壁响应数据。
“他们想搭便车，甚至搞破坏。”赵海川冷笑着将情报同步给火星和“璇玑”中心，“可惜，他们的‘时机’掌握得不够好。”
就在“普罗米修斯-3”飞船刚刚调整姿态，准备发射脉冲的前一刻，飞船的主控电脑突然接收到一连串来自“国际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的紧急预警，显示其预定发射方向轨道上“突然出现”多个高速度、不可追踪的微小目标（实则为“文明之心”协同己方太空监视网络生成的电子诱饵），强行发射“极可能导致灾难性碰撞”。飞船的自动化安全系统被触发，强行中止了发射程序，待到人工复核澄清误报，华夏的“叩门”实验核心阶段已安全结束。
“一次漂亮的电子格挡。”赵海川评价道。虽然没有直接摧毁对手，但有效阻止了其干扰企图，并暴露了其急切和不择手段的姿态，为后续外交和法律斗争积累了筹码。
然而，伊芙琳夫人网络主导的舆论迷雾却越发浓重。她那套将火星遗迹与《山海经》神话强行嫁接的叙事，竟然吸引了一批颇有影响力的新时代灵性团体、部分寻求刺激的富豪，以及一些对主流科学持怀疑态度的边缘学者。他们开始在各种论坛和媒体上鼓噪，要求“开放遗迹研究”、“人类共有遗产不应由单一国家垄断”，甚至有人发起众筹，宣称要资助“独立科学验证之旅”。
这股暗流与“普罗米修斯”的硬性技术窥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股试图模糊焦点、争夺解释权、甚至染指遗迹本身的混杂力量。
【历史闪回线】
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大都（今北京），太史院。
新落成的司天台巍峨壮观，其上天文仪器之精、规模之大，为历代之最。主持其事的，是时任太史令（后改称知太史院事）的郭守敬。这位集天文、历法、水利、机械制造才华于一身的科学巨人，此刻正站在新制成的“简仪”前，向忽必烈皇帝派来的重臣，阐述着他宏大的“四海测验”计划。
“陛下统一寰宇，疆域之广，亘古未有。”郭守敬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标注了星宿和地名的大幅绢图，“然欲制历明时，授民以则，非遍测四方之晷影、验北极出地之高下不可。昔唐一行禅师曾测南北十三处，今我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胜唐远矣。故臣请设监候官一十四员，分道而出，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凡二十七所，进行四海测验。”
他详细解释着计划：在全国乃至藩属的二十七个观测点，使用统一改进的圭表、浑仪、简仪等仪器，在夏至、冬至、春分、秋分及昼夜时刻，精确测量日影长度、昼夜时刻、以及各地北极星的高度（即纬度）。特别重要的是，他改进了传统的八尺圭表，创制了高达四丈的“高表”，并配备了名为“景符”的精密附件，使日影测量精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能够分辨出“寸”以下的“分”和“厘”。
“测量北极出地高度，可知南北相距之里差；测量日影长短，可定太阳运行之盈缩；测量各地昼夜时刻，可校漏刻之缓急。”郭守敬目光灼灼，“此三者备，则日月交食可预推，五星凌犯可先见，节气时刻可毫厘不爽。新历之成，必基于此遍及四海之实测，而非闭门造车、徒袭旧文。”
忽必烈支持了这一宏大的计划。郭守敬亲自督导仪器制造，培训观测人员，制定严格的观测规范。随后，十四支观测队伍携带精良的仪器，奔赴四面八方，从最北的北海（今贝加尔湖地区）测点，到最南的南海（今西沙群岛）测点，从东边的高丽，到西南的滇池，构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天文大地测量网络。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大量精确数据如涓涓细流，汇向大都太史院。郭守敬和他的助手们夜以继日地整理、计算、校核。他们发现了前人历法中的许多积差，并根据实测数据，对黄赤交角（地球自转轴倾角）、岁差常数、五星运行周期等进行了更精确的修正。
最终，基于这次史无前例的“四海测验”成果，郭守敬等人编制出了中国古代最精密的历法之一——《授时历》。该历定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今日公历值相同），朔望月为29.530593日，并废弃了沿用数百年的“上元积年”繁琐计算，采用“弧矢割圆术”处理球面三角问题，在数学方法和数据精度上都达到了顶峰。《授时历》沿用三百六十余年，其精度直到明末西方传教士引入新法前，一直领先世界。
郭守敬的“四海测验”，不仅是一次科学壮举，更体现了在广阔疆域内建立统一、精确的时空度量标准的国家意志和能力。它将天文观测从都城扩展到文明的边疆，用系统的数据将广袤国土纳入同一个精确的宇宙运行框架之下，强化了“普天之下”的秩序认知。
从郭守敬组织“四海测验”构建覆盖辽阔疆域的天文观测网络，到“盘古”计划试图通过火星“叩门”实验与地外潜在遗迹建立“对话”；从郭守敬追求“分”“厘”级别的观测精度以修正历法，到沈星河团队用微焦耳级的能量刺激探测岩壁的微弱非线性响应；从《授时历》基于实测数据统一时间认知，到“文明之心”试图整合星际遗迹数据构建新的认知模型——这种依托系统性、大规模、高精度的观测与实验来探索未知、校准认知、并服务于更大文明秩序构建的宏大思维与实践传统，是华夏文明面对无论地球还是星海尺度谜题时，那份独特底气与深邃眼光的重要来源。当现代“四海测验”的目光投向火星岩壁，其背后依然是那份“欲穷宇宙之理，必尽精微之测”的古老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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