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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峥在刑侦支队门口的台阶上站了三分钟。
三分钟里他拨了三次夏晚星的电话。
三次都是忙音。
不是关机，不是无人接听，是忙音——占线。
他把手机攥进掌心，指节抵着冰凉的金属边框。
那两张照片还在档案袋里。他取出来的时候拆了封口，放回去的时候把封口折了一角。不是什么刻意的记号，只是他需要确认——这个档案袋曾经被人打开过，寄出前又重新封好。
寄件人知道陈默不会拆。
寄件人等的就是他把档案袋交到陆峥手里那一刻。
陆峥把车发动起来，没有开暖风。
十一月的江风从半敞的车窗灌进来，把他后颈的汗吹成冰凉的薄膜。
他又拨了一次夏晚星的电话。
还是忙音。
他挂断，拨了另一个号码。
老鬼接电话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三拍。
“她今天请了假。”老鬼说，声音隔着听筒听不出情绪，“早上六点给我发的消息，说家里有事。”
“什么家里？”
老鬼沉默了两秒。
“她没说。”
陆峥挂断电话。
他把手机扔在副驾驶座上。
车开出刑侦支队停车场时，后视镜里映出三楼那扇窗户。
陈默还站在窗边。
隔着六十米，隔着挡风玻璃上薄薄的灰，陆峥看不清他的脸。
只看见他垂在身侧的手。
很直。
像那年梧桐树下，他把玻璃弹珠分给陆峥一半时，那只伸出来的手。
夏晚星的公寓在城东翡翠湾。
陆峥没有她家的钥匙，甚至没有问过她具体住几栋几号。他只送她回过两次家，两次都停在小区门口。
第一次是她说“就到这吧”，第二次是她没说话，他也没问。
他只知道门禁密码是她生日倒序。
他试了一次。
门开了。
公寓里没有人。
玄关灯亮着，是那种带感应的、人走三分钟后自动熄灭的灯。鞋柜上摆着一只半满的马克杯，杯沿有淡淡的口红印，液体表面凝了一层细密的茶渍——她离开至少两个小时了。
陆峥站在玄关。
他没有往里走。
他只是看着那杯凉透的茶。
然后他转身。
把门带上。
他找到夏晚星的时候，她在城西榕荫路。
这条路在江城地图上已经快要被抹掉了。两侧的法国梧桐是五十年前栽的，如今树冠交缠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绿廊，把日光筛成细碎的金箔。树后是成片的老式居民楼，外墙的马赛克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水泥。
夏晚星站在其中一栋楼下。
她穿着那件浅灰羊绒大衣——陆峥认得这件大衣，去年年会她穿过一次，散场时落了雨，他把自己那把黑伞撑在她头顶，把她送到出租车上。她弯腰钻进车厢时，大衣下摆蹭到了车门边框。
他当时想说“脏了”。
但他没说。
此刻那件大衣下摆还留着那道浅浅的灰印。
她没有洗。
陆峥把车停在二十米外。
他没有下车。
隔着挡风玻璃，他看着夏晚星站在那栋老楼下。
她仰着头。
望着三楼某一扇窗户。
窗户紧闭，窗帘也拉着，是那种八十年代流行的的确良布，洗过太多次，已经褪成介于米白与浅灰之间的、无法命名的颜色。
她看了很久。
久到陆峥数完了这栋楼外墙的马赛克有几排。
三十七排。
每排二十三块。
有两块脱落了。
还有一块只剩半截。
她忽然动了。
不是上楼。
是低下头。
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只手机。
贴在耳边。
陆峥的手机在这时亮了起来。
屏幕上跳动着的，是她今天早上七点零三分拨给他、他没有接到的那通来电的同一个号码。
他接起来。
“我在你身后。”他说。
夏晚星的背影僵了一瞬。
然后她转过身。
隔着二十米，隔着挡风玻璃上薄薄的灰，隔着1992年她父亲“牺牲”前最后一次抱她时穿的黑色风衣、2017年她第一次见到陆峥时他手里握着的那杯已经凉透的茶、此刻他们之间这二十米初冬的冷空气——
她看着他。
陆峥推开车门。
他走到她面前。
“这是哪？”他问。
夏晚星没有回答。
她只是侧过身。
让出那栋楼灰扑扑的单元门。
门禁是坏的，锁舌歪斜着卡在槽里，用力一推就能开。
楼道里很暗。
陆峥跟在她身后，一级一级往上走。
声控灯在他脚下亮起，一盏接一盏，照出扶手上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尘、墙壁上用圆珠笔画的小人、还有某层转角处用透明胶带粘着的一张发黄的便签——“302王，快递放门口”。
三楼。
302室。
夏晚星站在那扇褪色的木门前。
她没有敲门。
她从大衣内袋取出一把钥匙。
钥匙是旧的，铜面已经氧化成暗沉的褐色，齿口磨损得很厉害——是一把用了很多年、又在某只抽屉里躺了很多年的钥匙。
她把钥匙插进锁孔。
转了一圈。
门开了。
屋里的空气是封存多年的、没有人呼吸过的气息。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在木地板上切出三道细长的金线。尘埃在光柱里缓缓浮动，像深海里从不靠岸的浮游生物。
夏晚星走进去。
她在那三道金线的边缘站定。
陆峥看见她的侧脸。
没有哭。
甚至没有红眼眶。
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间没有人住了二十二年的屋子，像看一个阔别太久、已经不知该如何开口问候的人。
“我爸，”她开口，“1992年3月17日离开的。”
她的声音很平。
“那天早上他出门前，我拽着他的风衣下摆，不让他走。他蹲下来抱了我一下，说晚星乖，爸爸出差几天就回来。”
她顿了顿。
“他没有回来。”
陆峥没有说话。
“第二年清明节，我妈带我来这里收拾遗物。”她说，“她说这是单位的周转房，爸爸不在了，我们要搬去外婆家住。”
她低下头。
“我趁她不注意，把这把钥匙藏进了口袋里。”
她把钥匙摊在掌心。
铜面氧化得很均匀，像一枚在深海里躺了二十二年的沉船遗物。
“二十二年来，”她说，“我没有来过。”
“不是不想。”
“是不敢。”
她抬起头。
望着那三道金线里浮动的尘埃。
“我怕这里什么都没有了。”
“也怕这里还有。”
陆峥走到她身侧。
他没有问“那为什么是今天”。
他只是从她掌心取过那枚钥匙。
替她收进自己的大衣内袋。
和父亲那页发黄的档案放在一起。
夏晚星看着他。
“你不想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
陆峥说：“你想说的时候会说。”
夏晚星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她开口。
“1987年11月19日。”
她说。
“江城工业局技术科科长陈兆年坠楼身亡。”
陆峥的呼吸停了一瞬。
“他死前一天晚上，”夏晚星说，“有人去过他家。”
她看着陆峥。
“那个人戴着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
“他站在楼道里和陈兆年说话。”
“他只说了一句话。”
她顿了顿。
“他说：陈科长，你儿子很聪明。”
陆峥没有说话。
夏晚星的声音仍然很平。
“这句话，”她说，“1987年11月18日夜里，有两个人听见了。”
“一个是陈兆年的儿子陈默。”
“另一个是陈兆年的妻子。”
她顿了顿。
“那个妻子当时已经怀孕四个月。”
“陈兆年死后的第三个月，她生下一个女儿。”
“女儿随母姓。”
陆峥看着她。
日光从窗帘缝隙里移过来。
落在那张二十二年来没有人住过的屋子里。
落在三道金线中最小、最细、最靠近窗边的那一道里。
夏晚星站在那里。
像一枚钥匙。
在深海里躺了二十二年。
终于被一双手捧起来。
“我妈叫夏蕴。”她说。
“1987年11月19日早上六点，有人来敲她的门，告诉她丈夫跳楼了。”
“她没有哭。”
“她只是抱着刚满六岁的陈默，在客厅坐了一整天。”
“第二天她收拾行李，带着陈默离开了柳林街。”
“她没有带走陈兆年的任何一张照片。”
“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怀孕了。”
陆峥开口。
“为什么？”
夏晚星看着那三道金线。
“因为那个戴鸭舌帽的人，”她说，“在陈兆年死后第三天，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她的声音很轻。
“他说：嫂子，陈科长的事我也很难过。这件事到此为止，对你、对孩子都好。”
她顿了顿。
“他说：你还年轻，可以重新开始。”
“他说：肚子里的孩子，你好好考虑一下。”
陆峥的瞳孔倏然收紧。
“她考虑了一天一夜。”夏晚星说。
“第二天她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她把陈默送到外婆家寄养，独自搬到城西榕荫路这间老房子里，从怀孕到生产，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1988年6月3日，她在江城第三人民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给女儿取名叫晚星。”
“陈兆年生前说过，她名字里那个‘蕴’字太沉了，以后要是有女儿，就叫晚星——晚上能看见的最亮的那颗。”
她顿了顿。
“不是启明星。”
“是长庚星。”
陆峥知道。
启明星在黎明前升起。
长庚星在黄昏后点亮。
一个送别黑暗。
一个迎接黑暗。
“她带着我在这间屋子里住了五年。”夏晚星说。
“1993年，她把我送到外婆家，自己去南方打工。她说是为了挣钱供我念书。”
“我信了。”
“二十二年来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她寄来的钱和生活费。她从来不给我打电话，也不回外婆家过年。”
“我给她写信，她不回。我给她寄照片，她不回。我考上大学那年给她寄录取通知书，她还是没有回。”
“我以为她恨我。”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痕。
“我以为她觉得是我害死了我爸——如果不是怀着我，她不会离开江城、不会把我送到外婆家、不会一个人在外面漂泊二十二年。”
她低下头。
“我恨了她二十二年。”
陆峥没有说话。
他把手伸进大衣内袋。
取出陈默给他的那只档案袋。
从里面抽出第二张照片。
递给她。
夏晚星接过来。
那是2023年9月17日拍摄的彩色照片。
银发的老妇人。
深灰色开衫。
站在一座老旧居民楼下。
她没有看镜头。
她在看楼上某一扇窗户。
夏晚星看着那张照片。
很久。
“这是哪？”她问。
声音哑得像砂纸擦过玻璃。
陆峥翻转照片。
露出背面那行蓝色圆珠笔写的字。
“陈科长，你儿子很聪明。”
“但你不知道你妻子也怀孕了。”
“她叫夏晚星。”
夏晚星握着照片的手指蜷起来。
指节泛白。
“这是——”
“她写的。”陆峥说。
他顿了顿。
“寄照片的人，是她。”
日光又移了一寸。
三道金线里最长、最亮的那一道，此刻落在夏晚星摊开的掌心上。
照片背面那行字在光里泛着极淡的蓝。
像1987年11月18日夜里，某扇没有拉严窗帘的窗户里漏出的一线灯光。
有人站在那扇窗边。
看着楼下那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进单元门。
看着自己的丈夫打开门迎接那个男人。
听着那句改变了她一生的话。
然后她转身。
把刚满六岁的儿子抱进卧室。
轻轻关上门。
夏晚星把照片贴在心口。
隔着羊绒大衣。
隔着二十二年没有说出口的想念。
隔着母亲二十二年不敢回家、怕连累女儿也卷入那场三十七年前的阴谋——
她终于收到了一封回信。
“她在哪？”她问。
陆峥看着她。
“榕荫路38号。”他说。
“你在楼下看的那扇窗户。”
夏晚星的眼眶终于红了。
不是泪。
是光。
她们重逢在楼下单元门口。
陆峥没有跟下去。
他站在302室的窗边。
隔着洗到褪色的的确良窗帘，看着夏晚星穿过二十米初冬的冷空气，走向那个站在单元门口的老妇人。
老妇人穿着照片里那件深灰色开衫。
头发比照片里更白了一些。
她站在那里。
望着自己的女儿。
二十二年。
八千零三十七天。
她每个月寄出一封信，从来没有收到回信。
她每个月去邮局领一笔汇款，从来没有签收人的留言。
她每年除夕站在榕荫路38号楼下的法国梧桐边，望着302室黑着的窗户，站到新年钟声响尽。
她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再见到女儿了。
她以为女儿恨她。
她以为那通1987年11月21日的电话是她欠这个家一辈子还不清的债。
可是女儿来了。
站在她面前。
穿着她寄钱买的那件浅灰羊绒大衣。
下摆蹭了一道浅浅的灰印。
没有洗。
夏晚星站在那里。
隔着三步。
隔着二十二年。
隔着那句她十五岁那年写在日记本扉页、又用涂改液涂了三遍的——
“妈，你回来吧。”
老妇人看着她。
嘴唇动了动。
没有声音。
夏晚星向前走了一步。
又走了一步。
第三步。
她伸出手。
握住了母亲的手。
那双握了二十二年笔、二十年针线、八千零三十七天没有握过女儿的手。
很瘦。
很凉。
骨节粗砺。
虎口有茧。
是1988年6月3日凌晨，在江城第三人民医院产房里，把这枚六斤二两的婴儿抱进怀里的手。
老妇人低下头。
把女儿的手拢进自己掌心。
很轻。
像那年她在产房里抱起婴儿时，怕弄疼她。
“晚星。”
她的声音很轻。
轻得像1987年11月19日早上六点，有人来敲门告诉她丈夫跳楼了。
她没有哭。
她只是抱着刚满六岁的儿子，在客厅坐了一整天。
第二天她离开柳林街时，把这辈子所有的眼泪都咽进了肚子里。
二十二年。
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哭了。
此刻她站在榕荫路38号楼下。
握着自己女儿的手。
叫她二十二年来只能在汇款单附言栏里写的那个名字。
晚星。
夏晚星没有哭。
她只是把母亲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妈。”
她说。
“我们回家。”
老妇人摇头。
“那不是我的家。”她说。
她抬起头。
望着302室那扇褪色的木门。
“那是你爸留给我们的家。”
“我没有守好它。”
她顿了顿。
“二十二年来，我只敢在楼下站着。”
“不敢上去。”
夏晚星从陆峥手里接过那枚钥匙。
铜面已经被他的体温焐暖。
她把钥匙放进母亲掌心。
“现在可以了。”她说。
老妇人握着那枚钥匙。
1988年她离开这间屋子时，把钥匙留在门垫下面。
她以为会有人来收。
没有人来。
1993年她送女儿去外婆家时，把这枚钥匙装进贴身衣袋。
她以为这辈子不会再打开这扇门。
可是女儿找到了它。
在二十二年前藏钥匙的那只抽屉最深处。
在母亲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秘密里。
老妇人把钥匙插进锁孔。
转了一圈。
门开了。
阳光从窗帘缝隙里涌进来。
三道金线。
二十二年前她最后一次关上这扇门时，它们就在那里。
二十二年后她推开这扇门，它们还在那里。
像从没有离开过。
她走进去。
站在屋子中央。
望着墙上那枚钉了三十六年的钉子。
钉子还在。
上面挂过的东西不在了。
那是陈兆年生前唯一一张单人照。
1987年11月19日早上六点，有人来敲门告诉她丈夫跳楼了。
她冲出门。
忘记带走那张照片。
等她从殡仪馆回来，照片已经不见了。
她找了一夜。
第二天她离开柳林街时，把它留给了这间空屋子的记忆。
此刻她站在这里。
望着那枚空荡荡的钉子。
三十六年前陈兆年用榔头把它敲进墙里，说：蕴，这张照片挂这里，你一进门就能看见我。
她没有看见他。
但她看见了他的女儿。
站在她身后。
穿着她寄钱买的那件浅灰羊绒大衣。
眼眶红红的。
没有哭。
和她一样。
老妇人转过身。
她看着陆峥。
那个站在门边、没有走进来的年轻人。
她把女儿的手交到他手里。
“谢谢你。”她说。
陆峥没有说不用谢。
他只是在接过那只手时，把另一只手覆在上面。
很轻。
像1984年3月12日，柳林街口。
一个七岁男孩站在人行道边缘。
看着自己的父亲被一辆失控的卡车撞出去十二米。
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遇见谁。
他不知道自己以后会保护谁。
他不知道自己会站在这里。
握着这个女孩的手。
她的父亲1987年从六号楼天台坠落。
他的父亲1984年倒在柳林街口。
他们死在同一个组织、同一张网、同一场延续了三十七年的阴谋里。
他们的女儿和儿子。
站在1987年那间空屋子的门口。
日光从窗帘缝隙里移过来。
落在他们交握的手上。
窗外。
江城十一月的天终于放晴了。
（第0112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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