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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光长河的流转中，四十年如白驹过隙，却又承载着无数的回忆与故事。
今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当熟悉的面孔逐一出现，岁月仿佛倒流。曾经青涩的少年少女，如今已历经沧桑。
围坐在一起，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曾经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拉前排女孩的发丝……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片段，在欢声笑语中一一重现。我们分享着彼此的经历，感慨着世事变迁，感恩命运让我们重聚……”听完孙建安老师讲的故事，马建国同学接着说道：
65年5月，我出生在如皋桃园的一个贫困家庭。由于年幼，我对土坯房的记忆并不深刻。那时候有条件的人家已经陆续建起青砖瓦房。但我家东屋还是土坯房。每到下雨天，就映证了那句“屋漏偏逢连夜雨”的老话，往往是外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地上、床上到处都摆着脸盆接水，大人们冒雨把抵在屋山头的木头靠实，防止土坯房倒塌。
那时候冬天好像特别冷，土坯墙挡不住穿堂风。特别是当墙体开裂，那用稻草或者苞米皮塞住的缝隙只会让西北风发出更加嚣张的飕飕声，像一支支冷箭。结冰的时侯，我们最喜欢挨家挨户地踮起脚尖够挂在草檐下的冰凌，长的有一米多长，我们有时当冰棒吃。土坯房不仅是我的家，也是老鼠、蟑螂、蟋蟀，甚至癞蛤蟆、蛇的“家”。小时候睡觉，总听到老鼠在房梁上窸窸窣窣、蹿来蹿去，吓得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蛇或老鼠听到响动爬到我身上来。
小时候调皮，有次妈妈做午饭，我好奇做什么吃的，就扒着锅台边撑起来看，只听“轰隆”一声，锅台整个被扒掉了，我也顺势摔在了地上。那次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打。
那时候夏天吃完晚饭，爸妈就把茶凳拿出来给我们乘凉。我光着膀子躺在上面数天上的星星，问母亲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母亲一边摇着蒲扇帮我扇蚊子，一边给我哼不知名的小曲，树上传来阵阵蝉鸣，远处传来声声犬吠，好不惬意。
马红生是我高中时的同学，高一时他在2班，我在4班，2班有我初中时的同学，我经常去玩，所以也认识马红生、王书生、邓志刚等同学。
高二时分班，我们都分到文科班。由于个子小，我们都坐到最前面。我坐2组，他坐3组，其实相当于同座。
那时我睡在上铺，马红生也睡在上铺。两张床背靠背，我们便把被子合起来，两个人一起睡，而且睡一头。
回到宿舍后，马红生总是睡不着，一会儿说他喜欢张琳琳，一会儿说他喜欢王园园。我有时睡醒了，看见他还没有睡。
马红生的父亲在上海东海船厂当车间主任，每个月都汇30元钱给他，那时的30元不是小数目。红生每次去取钱时都叫我同去。这一天我们必定在外面吃，每人一瓶啤酒，半斤猪头肉。也许从那时起，我就喜欢吃啤酒加猪头肉，那是学生时代最好的美味。
记得有一次红生又买了半斤猪头肉，但是面还没有熟，我们便站到门口聊天。美女服务员叫我们进去吃时，猪头肉已被一位民工倒在他的碗里了。民工很尴尬，说以为我们不吃了。我说算了，你吃吧！那天我们就吃了两碗白面。
高中毕业那年，我以十三分之差名落孙山。
那时农村学生考不取大学，十二年寒窗等于白读。广播里虽说也经常招工，不过第一个条件便是：凡本市城镇户口，年满十八岁以上均可报名！反过来讲：农村户口不收！
毕业后我经常骑车到红生家里去，他妈妈、弟妹都很喜欢我。我们晚上还是一起睡，就跟在校里时一样。我上床就睡，他还是睡不着。
我们农村一般种三熟，春天麦子刚破土，就在预留的空地上种上玉米。
去年种下的麦子，经过几个月的成长，已经颗粒饱滿成熟了，在田里黄灿灿的一片。我每天很早起来，和父母拿着镰刀，从田头割到田尾，沙沙的割麦声响成一片，一把把的麦杆放倒在地里。
那时没有机械化，有也不能用，因为麦子和玉米混种的。
麦杆和麦子拉到家里刚做的土场边脱粒。如皋农家都有一种用毛竹制成的连杆，麦子收割后摊在彩条布上，然后直接用连杆在上面抽打脱粒。麦杆草屑清理干净后就直接晾晒。
麦子进仓后，就开始掰玉米，筑玉米杆，务必在立秋之前将秧苗插下，俗话说“不栽八号秧”。因为水稻插下后得六十多天才能成熟，如果晚了季节，收成将大减，甚至绝收。
筑完玉米杆，接着请水牛养殖户犁田耙地，把旱田平整如初后再放水抢栽秧苗。
收玉米，犁田，插秧，只有一个月时间，所以叫双抢。
搞双抢，我最怕的是蚂蝗。这种水生软体动物，是地地道道的吸血鬼。农村的田、沟、塘、渠、溪，到处都有它们虎视眈眈的身影。一听到人下水的声音，便争先恐后地游来，强大的吸盘紧叮腿部，快速咬破皮肤，注入抗凝血剂，饱餐后，蜷成一团滚入水中，溜之大吉。那时我对蚂蝗又憎恨又无可奈何，刚卷起裤管下田，总是一边干活，一边会紧张地盯着腿，随时防备蚂蝗的入侵。可那些家伙太狡猾，一不留神就吸到腿肚上，等到皮肤发痒，它们早已腆着肚子逃之夭夭了。累到天热人乏，渐渐地就麻木了，任由蚂蝗大快朵颐。有时走上田埂，脚一跺，几条大肚蚂蝗便滚到地上。伤口流出的血，很快染红了脚下的水。我气不过，用镰刀把它剁成几截。这家伙修复能力超强，过不了两天，每截修复成新的蚂蟥，实在是无可奈何也。
插秧是一项辛苦的工作，7月的酷暑没有一丝凉意，天没亮我们就赶到秧亩地里拔秧。然后挑起沉甸甸的担子，走在湿滑的田埂上，再把秧苗把子抛撒到田里，然后一字排开到水田里插秧。
如火的骄阳在头上烤着，水田里的热气不断地向胸前、脸上扑来，我一边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一边拖动着泡在泥水中的双腿，一滴滴的汗水混合着泪水流入水田中。
有时天都黑了，蚊虫飞舞，脚下还有蚂蟥随时叮咬。乡村宁静，万籁俱寂，插秧的声音在水中有节奏地响动。这个场景，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插秧比锄禾辛苦多了。
9月份的时候，马红生到他父亲厂里学车床；而我只能在家里种田。
1987年10月，我和同乡二十多人一起来到上海长兴岛车灯厂打工。
车灯厂星期天休息，这天我来到马红生厂里。他本来加班，看见我来后立即请假陪我去市内玩，我们手拉手一起跑。马红生知道我喜欢吃猪头肉，中午又请我吃了一顿。
分别时马红生说他下周到我们厂里玩，我当然求之不得。
到了下个星期日，我一早就来到凤凰码头，等待马红生过来。
那时吴淞开崇明的船经过凤凰码头，也有直开长兴岛的船。我看见有船过来就激动不已，猜想马红生就在这条船上，可是直到最后一条船最后一位旅客下船，也没见到马红生的影子。
第二天才收到马红生的来信，说他星期天加班，不来长兴岛了。
我常常想，现在有手机，再也没有人会在码头或者车站等人一天了。
由于车灯厂工资太低，年底我就退厂回来了。
1992年9月，大明中学一位老师病假，杨校长介绍我去那里代课。
那时候桃园乡和大明乡之间不通汽车，要去大明的话，要么骑自行车，要么先坐公交到磨头镇，再从磨头镇坐到大明，很不方便。
可是我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父亲叫我坐公交去,我只好向公路边走去。
到了路边，正好遇到高中时的同学朱新明。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大明中学代课。朱新明高中毕业后贩羊为生，他买了一辆摩托，这几天正好没生意，便说送我去学校。我一听求之不得。
朱新明将羊栏取下送到我家，然后叫我坐到摩托车的后座上。
9月的天空一片湛蓝，阳光温暖但不刺眼，我们疾驰在丁磨路的柏油马路上，呼啸而过的秋风将我前额的长发吹起，我忽然感到一丝凉意——秋天终究还是来了。和我不同的是，朱新明一直都是短发，他说这样看起来精神，也容易打理。
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骑了十几分钟便到了学校。因为星期日，老师们都不上班，只有吴校长还在加班。吴校长热情地给我安排了宿舍，朱新明当天就和我住在一起。由于身处新环境，我们两都没有睡意，几乎聊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正式上课，上课前吴校长向其他老师介绍了我。这时我发现学校只有十几名老师，其中有一位年轻女老师，听说也是代课的。女老师名叫王琴，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气质，今年才18岁。
老师们对我很热情，说我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们帮忙，不要客气，我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下课后回到宿舍，我告诉朱新明同事们对我都很热心，其中一位代课老师还是个美女、很有气质。朱新明一听立马两眼放光:“真的吗？那你把美女老师介绍给我。”我想我刚来学校，和王琴还不熟悉，怎么能冒昧地帮她介绍呢。这时正好王琴从我宿舍门前经过，我便指给朱新明看。朱新明一见两眼都直了，以后就呆在我宿舍不走了……
王琴虽然只有职高文化，不过能歌善舞，乒乓球、篮球打得也不错。后来我们俩私下里协调：我教语文数学，她教体育音乐。
整整一周，朱新明一直在校里陪我，他到外面吃，我也不好叫他走。好不容易挨到星期六放学（那时单休），我收拾东西准备和他回家。这时候王琴到宿舍找我:“马老师，你们回家时能不能载我一段？”她住磨头，和我们顺路，因为不是我的车，我有点犹豫，没想到朱新明立马就答应了:“好的好的，咱们三个人一起回家，路上还可以说说话呢。”见朱新明已经答应了，我也笑了笑说:“好吧，咱们一起回家。”
我让王琴坐到我前面，三个人一路上有说有笑，朱新明将摩托车开得飞快，一会儿便到了王琴的家门口。王琴邀请我们到她家里坐坐，朱新明求之不得，立即就去了她家，我也跟着进去了。
王琴向妈妈介绍了我和朱新明，她妈妈很感谢我们带她回家。我说:“阿姨别客气，只是载了一段路而已。”王琴妈妈说:“我女儿文化不高，工作上还望你多多指导。”我说:“阿姨，我也是代课的，不过我们以后会互相帮助，您放心。”就这样，我们聊了好一阵，这时我想起离家还有一段路程，就赶紧和王琴母女告别，然后和朱新明向回家的方向出发。
我们到家后，天也快黑了，妈妈为我们做了晚饭，朱新明边吃边说“马老师，今天到王琴家里，她妈妈对你挺热情，对我好像有些冷淡，你发现了吗”？我说:“她妈妈可能觉得我和王琴是同事，所以就和我多聊了一会儿，你不要多想。” 朱新明没有说话，低着头默默地吃饭。
开学第二周，朱新明又说要送我去学校，我说:“不必了，你要贩羊子，总不能为了我耽误生意。”。朱新明说:“那好吧，你自己坐车去，等星期六我去接你。”“还是不麻烦你了，星期六我坐公交到磨头，再坐公交到桃园。”说实话，朱新明已经在学校陪了我一周，而且自己买饭吃，我实在不好意思麻烦他了。
等我到了学校，王琴也来了，她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感谢我和朱新明星期六送她回家。我说:“都是同事，互相照顾是应该的。” 这时我发现王琴比上周更漂亮了，她明显精心打扮了一番，头发顺直地披在肩上，眼睛大大的，灵动又多情，脸上白白静静，穿得很时尚，整个人既靓丽又充满朝气。王琴看我有点发呆，立即娇羞地低下了头。我也不好意思再看她，独自回到自己的宿舍。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又到了星期六的放学时间，我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坐车，忽然听见学校院子里有摩托车鸣号，跑出去一看——我的天！朱新明真的来校里接我了。
“东西收拾好了吗，马老师，我来接你回家了!” 朱新明边停车边问我。
“你还真的来了，精神可嘉啊!”我调侃道。
“你的美女同事呢？叫她和我们一起走吧。”朱新明在我耳边悄悄问道。
“哦，我明白了，你是特意来接她的吧？居然还打着接我的名义，真的是重色轻友啊。”
“没有没有，我是个重色轻友的人吗？真的是来接你回家的，顺便带上你的美女同事。”
“好吧，我去叫一下王老师，咱们一起回家! ”
我到王琴的宿舍叫她，她正准备坐公交呢。听说朱新明又来接我们，她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们三个人又一路说说笑笑地回家了。
从此朱新明每周星期六都来接我回家，王琴也都跟着坐顺风车。我们三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放寒假后，朱新明开启了疯狂的“恋爱”模式:他每天都给王小琴打电话，而且一打就是几十分钟。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手机，电话费又很贵；但对于朱新明来说，没有什么比追求一个心爱的人更重要了，即使电话费再贵，朱新明也在所不惜！
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正月初五那天，朱新明去吴窑卖羊子时，半路上出了车祸，朱新明当场身亡！
第二学期开始了，王琴比上学期胖了一点，身材也丰满了许多。我们照例相互问候，当提到朱新明的时候，王琴显得十分痛苦，她说当天早上朱新明还和她通过电话，叫她一定要注意安全，谁知道下午他就没有了。我安慰她人死不能复生，自己一定要看开。
我后来买了一辆电瓶车，每周和王琴一起去学校一起回来。王琴顺理成章地成了我的老婆，后来我们都转了正。
吴校长退休后，大家推举我当上了大明中学的校长，王琴也当上了校里的教导主任。
在大明中学，我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在这三十多年里，我获得了不少市级以上教育教学奖项，被评为市骨干教师，多次受市政府记功、嘉奖，并获得市优秀青年教师、南通市读书自学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我收获了学生的进步与成长：一个个学生从懵懂无知变得聪明伶俐，一届届学子走出乡村、叩开知识殿堂，这才是生活给予我的最高奖赏。作为一名老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固然是一件乐事；得农家子弟而教之，不亦快哉？
我和王琴相亲相爱，现在儿子和女儿都考上了南京师范大学，我们都希望他们毕业后到母校教书。
爱情，不只是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不只是恋爱时的卿卿我我；不只是婚礼上的海誓山盟；更是在平凡的日子里，为了更好的生活一起努力打拼，相互扶持；更是在漫漫的人生路上不离不弃、携手前行……
却说马红生父亲去世以后，他让弟弟顶替，自己到吴江建筑工地上打工。
今年3月1日早上，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我一看是马红生的来电，立即兴奋地问道:“红生，你在哪里？”
电话里传来他夫人的哭声:“红生走了，后天出殡。”
我愣在床上，不知说什么好；再打过去，已经无人接听了。
大约9年前，我接到马红生电话，说他中风瘫痪了。妻子照顾他便不能挣钱，挣钱便不能照顾他，他的妈妈身体也不好。我叫他不要怕，我明天就去看他！
第二天来到马红生家里，他已经说不出话，只是看着我不停地流泪。
费琴同学在吴窑办有敬老院，听说马红生的情况以后，立即接他进了敬老院，她说护理费年底给也行。
我常常想，马红生哪天能够恢复健康就好了！我们再在一起喝啤酒、吃猪头肉，可他怎么就走了呢？同学之间，不带这样子的！
“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每当歌声响起，我脑中想到的不是女友，而是马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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