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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序幕:标本(第1章 标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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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2日,晚上九点十七分。

    我站在公园路灯照不到的阴影里,看着那个男人摇摇晃晃地走向长椅。他叫赵建国,五十四岁,市供电局的中层,离异独居,有二十三年饮酒史。三天前,他第四次将前妻打进医院——鼻梁骨折,左眼充血,两根肋骨骨裂。警察来了,调解,记录,离开。像之前的每一次一样。

    风吹过落叶,沙沙作响。我低头看了一眼腕表,九点十九分。他应该已经感觉到了。

    赵建国在长椅上坐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小酒壶。这是他每晚的习惯,雷打不动。伏特加,廉价的那种,混着他在菜市场地摊买的“壮阳药酒”。卖药的老头不会告诉他,那瓶深褐色的液体里泡着的所谓“珍稀药材”,有几味与酒精混合后,会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微妙的变化。

    比如,当饮酒者长期服用某种降压药时。

    比如,当饮酒者情绪激动、血压升高时。

    比如,当剂量经过精确计算,恰好在他走到这个离家四百米、夜间罕有人至的公园角落时发作。

    赵建国拧开壶盖,仰头喝了一大口。喉咙里发出满足的吞咽声。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扭曲地投在枯黄的草地上。

    我从大衣内袋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皮面笔记本,就着远处路灯昏暗的光,翻到属于他的那一页。字迹工整,像病历记录。

    标本编号:20180312-JZG

    姓名:赵建国

    年龄:54

    基础疾病:原发性高血压(Ⅱ级)

    长期用药:依那普利(10mg/日),非洛地平(5mg/日)

    生活习惯:每日饮酒(伏特加≥300ml),睡前固定服用降压药

    酒壶容量:180ml

    今日添加物:***提取物(0.8mg,溶于15ml医用酒精)

    预估起效时间:饮用后8-12分钟

    预期表现:突发胸痛,呼吸困难,意识迅速丧失

    死亡推定时间:饮用后15-25分钟

    现场特征:符合心源性猝死,酒精及药物协同作用

    我合上笔记本,放回口袋。手指隔着羊皮手套,触到内衬里另一个硬物——一个小小的玻璃瓶,已经空了。今天下午四点二十分,我扮作供电局检修人员进入他家,在酒壶里添加了那份“礼物”。他很警惕,但对我穿的工装和伪造的工作证没有怀疑。我离开时,他正对着电话吼叫,大概是前妻的家人又来讨要医药费。

    “臭娘们,死了干净!”他当时这么吼。

    现在,他坐在长椅上,又灌了一口酒。九点二十三分。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让自己完全隐没在树影中。观察,记录,修正。这是工作的一部分。每一份“标本”都是独特的,需要个性化的制备方案。赵建国的方案基于他七年的病历记录、三个月的跟踪观察、以及对他生活习惯的全面分析。血压、肝功能、饮酒耐受度、情绪波动模式——所有数据都经过计算,确保“意外”看起来合理,无可挑剔。

    他咳嗽了一声,抬手按了按胸口。

    九点二十五分。

    他开始不安地扭动身体,酒壶从手中滑落,在水泥地上滚了半圈,停在落叶堆旁。月光照在银亮的壶身上,反着冷森森的光。

    他张大嘴,像是想喊,但只发出“嗬嗬”的气声。一只手死死抓住胸口,另一只手在空中胡乱挥舞,试图抓住什么支撑。但长椅周围空无一物。

    我静静地看着。心跳平稳,呼吸均匀。这不是我第一次目睹这个过程,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我依然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倒下的角度、痉挛的幅度、最后的表情。这些都将成为未来方案的参考数据。

    九点二十八分,他整个人从长椅上滑下来,侧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双腿抽搐了几下,然后彻底不动了。眼睛还睁着,望着公园深处更浓的黑暗。

    我又等了四分钟。九点三十二分,确认没有生命迹象后,我从阴影中走出来,脚步很轻。先走到酒壶边,戴上新的乳胶手套,捡起来,用消毒湿巾仔细擦拭外壁,然后放回他手边不远的位置——一个自然滑落后的落点。

    接着检查他身上。钱包、手机、钥匙。没有异常。我将他稍微摆正,让他看起来更像是突然发病后试图起身求助却失败的姿态。手指在他颈动脉停留了三秒,确认静止。体温尚存,但心跳已停。

    起身,退后。环顾四周。公园寂静,远处马路有车流声,但无人靠近这片区域。天气预报说今晚有雨,大概半小时后开始,足够冲刷掉所有我来过的痕迹。

    最后看了一眼“标本”。赵建国,五十四岁,供电局员工,长期家暴者。三天前打断前妻肋骨时,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生命会终结在这个普通的春夜,以一种“突发心脏病”的方式,在酒精和药物的共同作用下。

    合理,自然,无可指摘。

    我转身离开,脚步声被落叶吸收。走出公园,穿过一条小街,来到停在两个街区外的灰色轿车前。上车,关门,发动。暖气慢慢驱散夜间的寒意。

    仪表盘上的电子钟显示:九点四十一分。

    开车二十分钟,来到城南一片老旧的居民区。这里多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的红砖楼,墙壁斑驳,但生活气息很浓。晚上十点多,不少窗户还亮着灯,电视的声音、炒菜的香气、孩子的哭闹声,从各个方向传来。

    我把车停在巷口,步行进去。三楼,靠东的单元。门缝下透出暖黄色的光。

    敲门,三长一短。

    门开了。苏青站在门内,五十多岁的年纪,短发,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表情平静得像深夜的湖水。她侧身让我进去,没有问“顺利吗”或者“怎么样”,只是点了点头。

    屋子里很整洁,简单的两居室。客厅沙发上散落着一些文件,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警服照——肩章上的警衔表明她退休前已经是副支队长。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笑得很甜。那是苏小雨,苏青的女儿,死于三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从六楼坠落。警方结论是自杀,但苏青从不相信。

    “喝茶。”她把一杯热茶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自己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赵建国?”

    “完成了。”我脱下外套,搭在沙发扶手上,“九点二十八分。过程符合预期。”

    苏青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热气:“医疗记录都处理好了?”

    “嗯。他三个月前的那次体检,心电图显示‘轻微ST段改变’,我已经把复印件匿名寄给了市二院心内科的王主任。他是个谨慎的人,会在合适的时候‘回忆’起这个细节。”

    “降压药的配伍禁忌呢?”

    “赵建国的家庭医生上个月去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会议资料里有一篇关于‘依那普利与酒精相互作用风险’的论文,我用匿名邮箱发给了他。他应该已经看过了,但未必重视。”我喝了口茶,是普洱,陈年的醇厚,“不过这些都不重要。现场很干净,尸检最多能检出酒精和常规药物,***的代谢产物在常规毒筛中很难被捕捉,尤其与酒精混合后。”

    苏青沉默了一会儿,看着杯中旋转的茶叶。“他前妻怎么样?”

    “还在医院。她妹妹在照顾。医药费,我以‘热心市民’的名义缴了五万,匿名。”

    “孩子呢?”

    “十四岁,男孩,暂时住外婆家。学校那边,我也安排了助学金,通过‘破茧’的渠道,合法合规。”

    苏青点点头,不再问。这是我们的默契——每一份“标本”处理后,都必须妥善安置受害者家属。钱、医疗、孩子的教育、心理支持。这不是赎罪,这是程序的一部分。我们终结一种暴力,就必须阻止它产生的连锁伤害。

    墙上的挂钟滴答走着。十点半了。

    “下一个。”苏青说。

    我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递给她。苏青接过,没有立即打开,而是用手指摩挲着封口的棉线。

    “这个比较特殊。”我说。

    她抬头看我。

    “目标有法律背景,反侦察意识很强。而且,他身边一直有人。”我顿了顿,“另外,他和刘副检察长走得很近。”

    苏青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刘文山?”

    “嗯。上个月他们一起打过高尔夫,上周在‘明月轩’吃过饭。席间还有一个人,‘诺维斯’制药的中国区代表。”

    房间里的空气似乎凝滞了一瞬。苏青的手指停在档案袋上,良久,她慢慢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文件。

    第一页是一张照片。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穿着法官袍,面容严肃,眼神锐利。陈文涛,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照片下面是密密麻麻的资料:出生年月、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关系、财产状况、健康状况、生活习惯……详细得近乎恐怖。

    “他经手过小雨的案子。”苏青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冰锥,“第三次报警,那个出警的派出所,他是当时的法制员。报告上的‘建议调解’,是他签的字。”

    我没说话。这些我当然知道。苏小雨案的三次报警记录,每一次的处理意见都“合规”,但每一次都让那个女孩在深渊里多陷一步。陈文涛没有亲手推她,但他为推她的手铺平了道路。

    “他很谨慎。”苏青翻看着资料,“体检每年两次,私人医生。饮食控制,规律运动。没有不良嗜好,除了偶尔喝一点红酒。社交圈很干净,或者说,很封闭。”

    “他有偏头痛。”我说,“十五年的病史。一直在用一种进口的神经调节药物,需要定期从香港购买。药物与某些食物存在相互作用,比如……高酪胺含量的红酒。”

    苏青抬头,眼神锐利:“你计算过了?”

    “初步计算。需要更精确的数据:他近期服药的批次、血药浓度监测记录、常用红酒的品牌和年份。这些我正在通过渠道获取。”我身体前倾,压低声音,“但最大的问题是,他和刘副检察长的关系。如果我们动他,刘文山一定会介入。到时候,调查可能会指向我们。”

    “那就让调查指向该指向的地方。”苏青合上档案,放回桌上,“陈文涛必须处理。但方案要重新设计,更精密,更无懈可击。时间可以拉长,三个月,甚至半年。我们要的不是速杀,是自然的衰退,合理的死亡。”

    “明白。”

    “另外,”苏青看着我,目光深沉,“你最近状态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我很好。”

    “沈翊呢?”

    这个名字从她口中说出,让我的心跳漏了半拍。我端起茶杯,借喝水的动作掩饰瞬间的僵硬。“他……很好。工作忙,老毛病,胃不好。我每天给他煲汤。”

    “他知道多少?”

    “什么都不知道。”我说,声音平静到自己都相信,“他很单纯,眼里只有法律和正义。他觉得世界非黑即白,坏人就该被抓,好人就该被保护。他永远不会想到,他每天睡在身边的人,正在用他最深恶痛绝的方式‘执行正义’。”

    苏青盯着我看了很久。她的眼睛像鹰,能穿透所有伪装,看到最深处的东西。但她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他。如果有一天……”她没有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不会有那一天。”我说,语气坚定,“我会处理好一切。”

    又坐了一会儿,喝完茶,我起身告辞。苏青送我到门口,在我要拉开门时,她忽然说:“林薇。”

    我回头。

    “你父亲留下的那些笔记,”她说,“你最近还在看吗?”

    我沉默了几秒。“偶尔。”

    “小心些。有些知识,知道得太多,负担就越重。”

    “我知道。”

    下楼,走出单元门。夜风比来时更凉了,带着湿气。要下雨了。我拉紧大衣,走向巷口。路灯把我的影子投在坑洼的水泥地上,拉长,变形。

    坐进车里,没有立刻发动。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父亲的脸在黑暗中浮现。林国栋,那个憨厚老实的纺织厂工人,所有人都说他是“受不了妻子意外去世的打击”才投河自尽的。只有我知道不是。只有我知道,母亲周芳不是“意外”从阳台坠落的。只有我知道,父亲醉酒后的拳头有多硬,母亲隐忍的哭声有多绝望,还有那个夜晚,十二岁的我躲在门后,透过缝隙看到的一切。

    阳台。争吵。推搡。坠落。

    然后寂静。

    父亲在客厅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把我叫到面前,红着眼睛说:“薇薇,妈妈不小心摔下去了。我们得说,她是不小心摔下去的。明白吗?”

    我点头,没有说话。

    一周后,父亲“愧疚投河”。警察来了,看了看,记录了。他们说:“真可怜,一家就这么散了。”他们说:“小姑娘,以后跟姨妈好好过。”

    他们没问我看到了什么。没问母亲身上的旧伤。没问父亲那几天的反常。他们带着公事公办的表情来,带着同样的表情离开。就像后来,苏青的女儿苏小雨报警时,那些警察的表情一样。就像“破茧”里那些姐妹,一次次报警,一次次得到“调解”“劝和”“家庭内部解决”时,那些执法者的表情一样。

    合规。合法。合程序。

    然后人死了。

    我睁开眼睛,发动车子。仪表盘的光映亮我的脸,苍白,平静,没有表情。

    开车回家。雨开始下了,细细密密的,打在挡风玻璃上。雨刷规律地摆动,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到家时快十一点了。我把车停进地库,坐电梯上楼。门打开,玄关的灯亮着,暖黄色的光。家里很安静,只有书房的门缝下透出光——沈翊还在工作。

    我轻轻关上门,换鞋,挂外套。走到厨房,掀开砂锅的盖子。晚上的灵芝鸡汤还剩一半,在灶上温着。我尝了尝,温度正好,味道也没变。

    盛了一碗,走到书房门口,敲门。

    “进。”沈翊的声音带着疲惫。

    我推门进去。他坐在书桌前,对着电脑屏幕,眉头紧锁。桌上堆满了卷宗,烟灰缸里有几个烟头——他平时很少抽烟,除非特别焦虑。

    “这么晚还不睡?”我把汤放在桌角,“趁热喝。”

    他揉了揉太阳穴,转向我,勉强笑了笑:“马上。还有个报告要写完。”他看了一眼汤,又看向我,“你今天好像回来得比平时晚?”

    “苏老师那架钢琴有点麻烦,调音花了点时间。”我自然地回答,走到他身后,手指搭上他的太阳穴,轻轻按摩,“又胃疼了?”

    “有点。”他闭上眼睛,靠进椅背,“胡永强那个案子,现场太干净了,干净得不对劲。”

    我的手指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立刻恢复如常。“也许就是意外呢?健身过度,心脏受不了。”

    “三个了。”沈翊说,声音很低,“三个月,三个有家暴前科的男人,‘意外’死亡。现场都干净得像被水洗过。你觉得这是巧合?”

    “那你觉得是什么?”我问,手指继续揉按。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回答时,他低声说:“我觉得……有人在替天行道。”

    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但这是违法的。”沈翊继续说,睁开眼睛,看着屏幕上案件的资料照片,“任何人都没有权力私自审判别人。这是底线。”

    我没说话,只是继续按摩。指尖感受着他太阳穴处血管的搏动,一下,一下,平稳而有力。这个男人,我的丈夫,相信法律,信仰程序正义。他永远想不到,替他按摩的这双手,刚刚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用他绝对无法接受的方式。

    “汤要凉了。”我轻声说。

    他点点头,端起碗,小口喝着。我看着他的侧脸,灯光在他睫毛下投出一小片阴影。七年了,我们结婚七年。他善良,正直,有点固执,胃不好,工作太拼,但爱我,爱这个家。他每天喝我煲的汤,抱怨工作压力,分享琐碎日常,在深夜拥抱入睡。

    他不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我每天出门,可能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不知道我书房上锁的抽屉里,放着详细的杀人笔记。

    不知道我每周见面的苏青,是我们这个“私刑网络”的核心。

    不知道他追查的“幽灵”,每晚睡在他枕边。

    “好喝吗?”我问。

    “嗯。”他点头,放下空碗,握住我的手,“薇薇,谢谢你。”

    “谢什么。”

    “所有。”他说,眼神温柔,“谢谢你每天等我,给我煲汤,照顾我。有时候我觉得,要是没有你,我可能早就垮了。”

    我笑了,眼眶却有点发热。“傻瓜。快把工作做完,早点睡。”

    “好。”

    我端起空碗,走出书房。关上门,背靠着冰凉的门板,站了很久。厨房的灯光透过玻璃门,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雨下大了,敲打着窗户,噼啪作响。

    走到客厅阳台,看着外面被雨模糊的城市灯火。远处有霓虹闪烁,红的,蓝的,绿的,在雨幕中晕染开来,像一幅被水浸花的油画。

    我想起父亲坠河的那个清晨。我站在河边,看着打捞队把他湿淋淋的身体拖上岸。警察问我话,我低着头,说“爸爸最近心情不好”。他们信了。所有人都会相信一个十二岁女孩的话,或者说,他们愿意相信。

    那时我就明白:这个世界,真相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起来合理。

    苏青找到我时,我二十五岁,刚从药学硕士毕业,在社区卫生中心工作。她给我看女儿的案卷,看那些敷衍的记录,看那些“合规”的死亡。她说:“小林,你学药,是为了救人,对吗?”

    我点头。

    “但有些人不值得救。”她说,“有些人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好人的伤害。法律救不了该救的人,那我们自己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看到了和我一样的火焰——被至亲之死点燃,被系统冷漠助长,日夜燃烧,不灭不休。

    我说:“好。”

    从此,我成了“标本师”。用我的专业知识,制备“合理的意外”。苏青是“清道夫”,负责执行和善后。我们背后还有别人,一些在司法系统、医疗系统、甚至更高处的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信息、扫清障碍、确保“意外”永远是意外。

    我们是“调律者”。为这个失律的世界,做一点微小的、暴力的校准。

    雨更大了。我拉上窗帘,挡住外面湿冷的夜。

    回到卧室,洗漱,换睡衣。躺在床上时,已经过了十二点。沈翊还没进来,书房灯还亮着。我侧躺着,看着床头柜上我们的结婚照。海边的照片,我穿着白裙子,他穿着白衬衫,两人笑得像个傻子。

    照片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标本瓶,里面是干燥的紫色花朵——颠茄,有毒,但适量可入药。沈翊一直以为那只是普通的装饰品。

    他不知道,那是我的第一个“标本”用过的植物。

    闭上眼睛,等待睡眠。雨声敲打窗户,像无数细小的鼓点。明天,我要去卫生中心上班,要配药,要接待病人,要微笑,要温柔。明天,我还要继续完善陈文涛的方案,收集数据,计算剂量,设计时间线。明天,沈翊会继续追查“幽灵”,在合法的框架内,寻找非法的真相。

    而我们,会继续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睡在同一张床上。

    他是光明里的检察官。

    我是黑暗中的行刑者。

    我们是夫妻。

    雨下了整夜。天亮时,才渐渐停歇。晨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上投下一条苍白的线。新的一天开始了,和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和未来的每一天一样。

    直到其中一人,先抵达真相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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