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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七点半，我坐在餐桌前，面前摆着一碗白粥，热气袅袅。勺子有一下没一下地搅动着，米粒在瓷碗边缘划出单调的轨迹。胃里是空的，但毫无食欲，只有一种沉甸甸的、麻木的钝感，仿佛昨晚潜入药房、发现那三瓶无标签液体所带来的冰冷惊悸，已经消耗掉了所有对食物的本能渴望。
林薇坐在对面，小口喝着豆浆。晨光透过厨房窗户，给她侧脸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她今天穿了件浅蓝色的衬衫，领口挺括，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整个人看起来清爽、干练，符合一个社区药房主管药剂师的专业形象。只有眼下淡淡的、脂粉也难以完全遮盖的青黑色，透露出一丝疲惫。
“昨晚没睡好？”她放下豆浆杯，抬眼看向我，目光平静，像秋日无波的湖面。
我心里那根弦几不可察地绷紧了一下，但脸上没什么表情。“嗯，有点。老毛病，胃不太舒服。”我含糊地应道，低头喝了一口粥。粥还烫，灼得舌尖一麻。
“药按时吃了吗？”她问，语气是惯常的关切。
“吃了。”我点头，没有看她。那瓶她给我的胃药，此刻就放在卧室床头柜上。我依然按时服用，像一个虔诚的信徒，吞咽着怀疑的苦果，也吞咽着某种自我折磨般的、试图维持“正常”的徒劳努力。
“今天还那么忙？”她又问，开始收拾自己的餐具。
“嗯，几个案子要结，事多。”我顿了顿，状似随意地问，“你昨晚……睡得还好吧？我好像半夜听到你起来？”
她没有立刻回答，拿着碗碟走向水池的背影似乎有极短暂的凝滞，但很快恢复了自然。“是吗？可能起来喝了次水。最近睡眠是有点浅，老是做梦。”她打开水龙头，水流声哗哗地响起，掩盖了其他细微的声响。
做梦。梦到什么？是那些无标签的瓶子，还是别的什么？
我没有再问。有些试探，点到即止。过犹不及。
沉默地吃完早餐，我们各自准备出门。在玄关换鞋时，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没有立刻接，而是对我笑了笑：“是药房小刘，估计是交接班的事。我先走了，你路上小心。”
“嗯。”
门关上，脚步声在楼道里远去。我站在玄关，没有立刻离开。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混合了药香和洗漱用品的气息。这气息曾经让我感到安心，现在却像一层无形的薄膜，包裹着我，带来轻微的窒息感。
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翻涌的杂乱思绪。今天，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胡永强的医疗记录。
昨天在药房的发现，像一针强心剂，短暂地压倒了警告信带来的焦虑和自我怀疑。那三瓶无标签的液体，尤其是那股若有若无的苦杏仁味，像一道冰冷的光，照亮了调查路上一个新的、可能更直接的方向。但仅仅发现可疑物品还不够，我需要建立联系。联系到死者，联系到具体的犯罪行为。
胡永强是体育老师，表面看身体强健，但有高血压病史。他是怎么死的？表面是“心源性猝死”，尸检检出微量***，与酒精、运动协同诱发。***的来源？是混在酒里，还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体内？如果与药有关，那么，胡永强生前的就诊记录、用药情况，就是关键。
我之前已经让同事初步调查过胡永强的就医情况，有常规的高血压就诊记录。但当时注意力更多放在社会关系和现场物证上，对医疗记录本身可能存在的“专业性”问题，挖掘得不够深。现在，结合林薇的笔记、药房的无标签液体，我必须重新、以最严苛的眼光，审视这些记录。
上午九点，我坐在办公室电脑前，登录内部系统，申请调取胡永强最近两年的全部电子病历和处方记录。权限足够，信息很快呈现在屏幕上。
记录很全。胡永强主要在两家医疗机构就诊：一家是距离他家较近的“康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是常规体检、开降压药；另一家是“江城友爱医院”，一家二级综合性医院，他去那里的心内科和神经内科看过几次。
我重点查看他在“友爱医院”心内科的记录。最近一次就诊是在三个月前，主诉是“偶发心悸、头晕”，门诊医生姓赵，赵志明。诊断是“高血压病2级，心律失常待查”。开了两种药：一种是常见的降压药“缬沙坦”，另一种是控制心率的“美托洛尔”。
处方记录显示，胡永强拿着这个处方，在医院药房取了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但我的目光落在诊断描述和用药建议的细节上。赵志明医生在病历里写道：“患者诉心悸多发生于夜间或情绪激动时，伴轻微头晕，无黑矇晕厥。血压控制尚可。心电图示偶发房性早搏。建议：1. 继续规律服用缬沙坦，监测血压；2. 加用小剂量美托洛尔缓释片控制心室率，改善症状；3. 注意休息，避免劳累、情绪激动、浓茶咖啡及酒精；4. 定期复查。”
建议很常规。但第四条，“避免……酒精”。胡永强是酗酒的，这一点从现场的空酒瓶和周围人反映可以得到证实。医生给出这样的建议很正常。但问题在于，如果患者不遵医嘱，继续大量饮酒，那么他服用的药物，尤其是“美托洛尔”这类β受体阻滞剂，与酒精之间是否存在需要特别注意的相互作用？
我拿起内线电话，打给技术科，请他们帮我联系一位药理学背景的同事，或者提供一份关于“美托洛尔与乙醇相互作用”的权威资料。等待回复的间隙，我继续浏览记录。
在更早一些的记录里，大概半年前，胡永强因为“偏头痛”在“友爱医院”神经内科就诊过。接诊医生……也是赵志明？我仔细看，没错，是赵志明。神经内科的医生，同时也看心内科门诊？虽然有些医生确实有多个执业范围，但在同一家医院，同时在心内科和神经内科坐诊，并不算太常见。尤其是“友爱医院”并非社区医院，专科划分应该比较明确。
我记下了这一点。然后，我调取了胡永强在“康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所有记录。这里主要是开“缬沙坦”的常规记录，医生不固定。但在大约一年前的一次就诊记录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在处方医生签名栏，写着“赵志明”。
赵志明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或者说，胡永强是赵志明的“老病人”，无论去社区医院还是二级医院，都习惯找这个医生？
这倒可以解释。有些病人确实会认准一个医生。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没那么简单。一个在二级医院心内科、神经内科坐诊的医生，同时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执业点，而胡永强，一个普通的体育老师，无论是看高血压、心悸还是偏头痛，都恰好找到了这位赵医生？
我搜索了赵志明医生的公开信息。资料不多，只知道他是“友爱医院”的主治医师，毕业于本地一所医学院，从医十五年左右。没有太多突出成绩，也没有不良记录。看起来很普通。
就在这时，技术科的同事回了电话，提供了我需要的信息：“沈检，关于美托洛尔和酒精。从药理学上讲，酒精本身有心脏抑制作用，也能扩张血管，导致血压下降。美托洛尔是β受体阻滞剂，主要作用是减慢心率、降低心肌收缩力、降低血压。两者合用，在心血管效应上可能产生叠加或协同作用，导致心率过度减慢、血压过度降低，严重时可能引发心动过缓、低血压休克，甚至诱发或加重心力衰竭。尤其是对于本身心脏功能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正在服用其他具有心血管活性药物的患者，风险更高。另外，酒精可能影响美托洛尔的肝脏代谢，个体差异大，不好预估。”
心率过度减慢。血压过度降低。心动过缓。低血压休克。诱发或加重心衰。
这些术语，冰冷地描述着一种可能的死亡路径。胡永强死亡当晚，饮酒，然后运动。运动本身会增加心率和血压。但如果他体内同时有酒精和美托洛尔（或者其他具有类似作用的药物）在起作用，这种“增加”就可能变成一种失控的、危险的拉锯战，最终导致心血管系统崩溃。
而***，那个检出的微量毒物，可能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用来解释“猝死”的、更“专业”的幌子？
我谢过同事，挂了电话。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敲击着。思路渐渐清晰起来。
假设：胡永强是“幽灵”选定的目标。他们（或她）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胡永强是赵志明医生的病人，有高血压，可能还有心律失常或偏头痛问题，在服用相关药物。同时，胡永强有酗酒习惯。
那么，有没有可能，“幽灵”通过影响赵志明医生，让他在给胡永强开药时，有意或无意地使用了某种不恰当的药物组合，或者给出了不充分的用药警告（比如对酒精的禁忌强调不够）？甚至，在处方中添加了某种不易察觉的、会与酒精或运动产生危险协同作用的成分？
赵志明医生，是关键节点。
我需要和他谈谈。但现在还不是时候。直接接触医生，容易打草惊蛇。我需要更多关于赵志明的信息，特别是他的社会关系、经济状况，有没有任何异常。
我再次拿起电话，这次打给了经侦支队的一个熟人。“老马，帮我个忙，私下查个人。‘友爱医院’的医生，赵志明。重点是近一两年的银行流水，特别是大额异常收支，有没有来自不明账户的汇款，或者与某些公司、机构的异常资金往来。要小心，别惊动。”
“医生？经济问题？”老马在电话那头有些疑惑。
“可能涉及我正在查的案子，需要排除一些可能性。手续我回头补，先帮我看看，有可疑立刻告诉我。”我语气郑重。
“行，我明白了。有消息告诉你。”
安排完这些，我靠在椅背上，揉了揉刺痛的太阳穴。窗外的阳光有些刺眼。脑子里那幅关于“幽灵”网络的模糊图像，似乎又清晰了一点点。林薇（如果她是分析师）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方案；苏青（执行者）负责组织和具体操作；而像赵志明医生这样的人，可能是被利用的“工具”，或者，是网络中的一个环节，负责在医疗环节提供“便利”，或者制造“合理”的用药背景。
钱？威胁？理念控制？赵志明的动机是什么？
还有那个诺维斯制药。张明远。胡永强死前接触过的、推销“神经类药物”的医药代表，也姓张。是巧合吗？如果诺维斯真的在背后提供资金或技术，那么他们通过医药代表接触潜在的“工具”医生，或者获取某些患者的医疗信息，是否更容易？
疑问一个接一个。但调查就像剥洋葱，只能一层一层来。现在，赵志明是离我最近的那一层。
下午，我处理了一些其他公务，但心思一直系在胡永强的案子上。临近下班时，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
我接起来，是楼下前台。“沈检，有一位赵志明医生，说是‘友爱医院’的，想见您，说有些关于胡永强病例的情况想向您反映。”
赵志明？自己找上门来了？
我的心猛地一跳。这么快？是我调查医疗记录的动作，引起了他的警觉？还是说，这本身就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一种试探？或者，是他自己心虚，想来探探口风？
“请他到二楼小会议室，我马上下来。”我定了定神，说道。
挂断电话，我快速整理了一下思绪。无论赵志明为何而来，这都是一个机会。一个近距离观察、试探这个关键节点的机会。
我拿起笔记本和笔，下楼。走到小会议室门口，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去。
会议室里坐着一位四十多岁、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白大褂（外面套了件深色外套）的男人，看起来有些拘谨，双手放在膝盖上。听到声音，他立刻站了起来，脸上挤出一丝不太自然的笑容。
“您就是沈检察官吧？您好您好，我是‘友爱医院’的赵志明。”他伸出手。
我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心有些湿冷。“赵医生，请坐。听说您有些关于胡永强病例的情况要反映？”
“是，是的。”赵志明重新坐下，显得有些不安，手指无意识地搓着，“胡永强是我的病人，最近……听说他出事了，我看了新闻，心里一直很不安。后来听说检察院在调查这个案子，我就想……有些他看病时的情况，可能对你们有帮助，所以冒昧过来了。”
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诚恳，带着医生对逝去病人的惋惜和一种想要“配合调查”的积极。但不知为什么，他眼神里的闪烁，和那过于刻意的“不安”，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赵医生能主动来，我们非常感谢。”我在他对面坐下，打开笔记本，“请问，您具体想反映什么情况？”
“主要是……关于他的用药。”赵志明推了推眼镜，语速有些快，“胡永强有高血压，还在我这里看过心悸和偏头痛。我给他开过一些药，主要是降压的缬沙坦，还有控制心率的美托洛尔。这个美托洛尔……嗯，用药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不能和酒精同用，我每次都会叮嘱他。但据我了解，胡永强他有……有饮酒的习惯，而且量不小。我担心他是不是没有严格遵守医嘱，擅自饮酒，导致了不良后果。”
他把责任巧妙地推给了“病人不遵医嘱”。这很常见，医生惯用的免责说辞。
“您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开药是什么时候？”我问。
“最后一次是三个月前，因为心悸来复诊。开了美托洛尔。再之前是半年前，因为偏头痛。”赵志明回答得很流利。
“偏头痛？您也看神经内科？”
“哦，我执业范围比较广，心内、神内都看一些。社区中心那边也偶尔坐诊。”他解释道，但眼神又飘忽了一下。
“胡永强在您这里就诊期间，有没有提过他平时的运动情况？或者，有没有其他健康问题，是病历上没有详细记录的？”
“运动？他好像提过平时有健身，身体不错。其他问题……就是高血压比较顽固，有时候控制得不太好。还有就是脾气有点急，睡眠可能也不太好。”赵志明回忆着，说的都是很笼统的信息。
“他有没有在您这里，或者通过您，接触过其他医生，或者尝试过一些……非主流的治疗方法、药物？”我盯着他的眼睛，问。
赵志明的瞳孔似乎微微收缩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正常。“没有，绝对没有。我都是按规范诊疗，开的都是常规药物。非主流的方法，我们医院不允许的。”他回答得很快，语气甚至有些急切，像是在撇清什么。
“那关于他服用的药物，除了您开的，他有没有提过自己在服用其他药物，包括保健品、中草药，或者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药物？”
“这个……他没提过。但病人有时候会自己乱吃药，也不告诉医生，这很难说。”赵志明又把皮球踢给了“病人自己”。
谈话进行到这里，我已经能感觉到，赵志明这次来，与其说是“反映情况”，不如说是一次小心翼翼的“火力侦察”和“预先撇清”。他说的都是表面信息，不触及任何可能对他不利的细节，同时不断强调“病人不遵医嘱”的可能性。
他在害怕。害怕调查深入，会触及某些他不想让人知道的东西。
“赵医生，”我合上笔记本，身体微微前倾，用一种更正式的语气说，“感谢您今天过来。您提供的信息，我们会记录在案。另外，关于胡永强先生的诊疗过程，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一些细节，包括处方记录、病历书写规范等。届时可能还需要您配合。”
赵志明的脸色似乎白了一下，但强自镇定道：“应、应该的，我一定配合。沈检，这个案子……是不是很复杂？胡永强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案件正在调查中，具体细节不便透露。”我站起身，做出送客的姿态，“有进展，或者需要您进一步协助时，我们会联系您。”
赵志明也赶紧站起来，连声道：“好，好。那我就不打扰了。沈检您忙。”他匆匆握了下我的手，转身离开了会议室，脚步显得有些仓促。
我站在会议室门口，看着他略显慌张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眼神微冷。
他的反应，印证了我的猜测。这个赵志明，心里有鬼。
他账户上的可疑资金往来，必须尽快查清。他和诺维斯制药，和张明远，到底有没有关系？他在胡永强的死亡中，扮演的究竟是无辜被利用的医生，还是知情、甚至参与的共犯？
我回到办公室，刚坐下，经侦的老马电话就打来了，声音压得很低：“沈翊，你让我查的那个赵志明，有点意思。他个人账户近一年内，有三笔来自海外的汇款，单笔金额不大，但加起来也有小几十万。汇款方是几个不同的离岸公司，背景很模糊，查不清实际控制人。另外，他老婆的账户，半年前收到过一笔来自‘诺维斯医药科技（江城）有限公司’的‘咨询费’，金额五万。名义是‘临床用药观察项目劳务费’，但据我了解，赵志明并不是诺维斯签约的临床研究医生。这钱来得有点蹊跷。”
诺维斯。果然。
虽然是以“咨询费”的名义，但出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赵志明配偶的账户上，本身就充满了暗示。
“能查到汇款的具体原因，或者项目内容吗？”我问。
“很难。诺维斯那边内部流程，这种小额‘咨询费’走账很快，理由可以很随意。除非有明确的违法证据申请调查，否则很难深挖。”老马顿了顿，“不过，有这笔钱在，至少说明赵志明和诺维斯，不是完全清白的。你需要我继续往下挖吗？”
“暂时不用，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信息足够了，谢谢。”我挂了电话，靠在椅背上，感到一阵寒意从心底升起。
赵志明账户的异常，配偶与诺维斯的资金往来，他今天仓皇而刻意的来访……碎片在聚拢，指向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轮廓：胡永强的医疗记录，并不“干净”。他的死亡背后，可能存在着利用医疗专业知识、药物特性、以及患者自身不良习惯（酗酒）精心设计的杀局。而赵志明医生，很可能是在不知情或被利诱的情况下，被利用的一环，甚至可能是主动参与者。
那么，开出处方，提供“合理”用药背景之后呢？如何确保胡永强在特定时间、特定状态下（饮酒、运动）服下药物，并诱发致命后果？***是如何进入他体内的？是混在酒里，还是通过其他方式？
这需要更精细的操控，更接近执行层面的环节。这指向苏青，指向“破茧”，也指向……林薇的药房里，那些无标签的液体。
手机震动，打断了我的思绪。是林薇发来的微信：“晚上想吃什么？我买了鱼。”
我看着屏幕上那条寻常的问候，指尖在冰凉的手机外壳上轻轻划过。胃部传来熟悉的隐痛。
“都行。你定。”我回复，然后放下手机，目光投向窗外渐渐沉落的暮色。
医疗记录的疑云之下，是更深的黑暗。而我知道，我正朝着这片黑暗的中心，一步一步走去。每一步，都可能踩响命运的警铃，或者，踏入万劫不复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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