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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过完了，十二月来了。
天彻底冷了。早上出门，呼出来的气是一团白雾。陈锋把带来的那件灰色外套穿上了，薄薄的，不怎么挡风，但总比没有强。他在里面套了两件衣服，把从村里带来的那条旧围巾也翻出来围上，围巾是妈织的，黑灰色的线，粗粗拉拉的，但暖和。
公交车窗玻璃上结了一层雾，他把手缩进袖子里，靠着椅背打盹。车晃晃悠悠地开，人也晃晃悠悠地睡。有时候睡着了，头撞在玻璃上，咚的一声，醒了，换个姿势继续睡。
到市场的时候，天刚亮透。周姐已经在店里了，正往门口摆货。他赶紧过去帮忙，一趟一趟把水泥、沙子、瓷砖胶往外搬。搬完了，周姐递给他一个包子，说：“趁热吃。”
包子是肉馅的，还烫嘴。他蹲在门口，一口一口吃完，舔了舔手指头。
周姐在旁边收拾账本，头也不抬地说：“今天跟我跑一趟宝山，有个工地要送货。”
他点点头。
八点多，一辆小货车开过来，是市场里拉货的老吴。周姐招呼他上车，三个人挤在驾驶室里，往宝山开。路上堵，走走停停，开了一个多钟头才到。
工地很大，几栋楼已经封顶了，正在做内部装修。周姐带着他找到工头，是个黑脸的中年人，嗓门大，说话快，上海话夹着普通话，他听不太懂，就站在旁边等着。周姐跟那人说了一会儿，那人点点头，指了指后面的一栋楼。
周姐转身对他说：“三十袋水泥，搬到六楼。”
他看了看那栋楼，六层，没电梯。他没说话，开始搬。
一袋水泥五十斤，他一次扛一袋，走楼梯，一步一步往上爬。爬到六楼，放下，喘几口气，下去，再扛一袋。三十袋，他扛了三十趟。扛到最后一袋的时候，腿都在抖，但他咬着牙，一步一步，扛上去了。
工头在旁边看着，等他扛完，说：“这小子，有点力气。”
周姐笑了笑，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他在车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车已经停了，周姐在叫他。他迷迷糊糊下车，发现已经到市场了。天快黑了，他干了整整一天。
周姐给他结了三十块钱，说今天加班，多加十块。他把钱接过来，攥在手心里，说了声谢谢。
那天晚上回到马家庄，他腿疼得走不动路，扶着栏杆一步一步往上挪。走到三楼的时候，老郑开门出来，看见他那样，问：“怎么了？”
他说：“扛了一天水泥。”
老郑看了他一眼，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递给他：“红花油，回去搓搓，明天就好了。”
他接过来，又说了声谢谢。
老郑点点头，关门进去了。
他继续往上爬，爬到四楼，开门，进屋，倒在床上。他把红花油倒在手心里，搓腿，搓得发热了，才停下来。
窗外有风，把那堵墙上的晾衣绳吹得吱呀响。
十二月过了大半，他攒的钱上了三千。
那天他去邮局寄钱，给家里寄了六百。汇款单上还是那几个字：都好，别担心。他站在柜台前，看着营业员把单子收走，盖了章，心里忽然有点想家。
他想起他妈做的饭，想起他爸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的样子，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他想起每年过年的时候，他妈会炸麻花、炸丸子、蒸馒头，满屋都是香味。他想起他爸身体好的时候，会带他去集上买鞭炮，买那种一块钱一百响的小炮，他舍不得一次放完，一个一个拆下来，用香点着，扔到雪地里，啪的一声，雪溅起来一小片。
他站在邮局门口，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往市场走。
十二月二十号那天，市场里来了一个人。
陈锋正在店里整理货，听见外面有人喊：“周姐，有人找。”他抬头，看见一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走进来，四十来岁，方脸，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定。
周姐从后面出来，看见那人，愣了一下，然后说：“三叔？”
陈锋心里一动。
三叔。他听过这个名字。张老板说过，黑子说过，这片的保护费都归三叔管。
三叔点点头，走到柜台前，看了看店里的货，又看了看陈锋。那目光从他脸上扫过去，没停，又扫回来，停了一下。
“新来的？”
周姐说：“嗯，来了两个多月了。”
三叔又看了他一眼，没再问，跟周姐说起别的事。陈锋站在旁边，假装整理货，耳朵听着他们说话。说的好像是房租的事，还有什么“上面有人来查”，他没听全。
三叔待了十来分钟就走了。走的时候，又看了他一眼，还是那样，目光很定，像在看什么东西。
等三叔走了，周姐坐回柜台后面，脸色不太好。陈锋没敢问，继续干活。
那天晚上回去，他跟老郑说了这事。老郑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三叔来干什么？”
他说：“好像说什么房租的事。”
老郑点点头，没再问。
过了一会儿，老郑忽然说：“三叔这个人，能离多远就离多远。”
他看着老郑，等他说下去。
但老郑没再说，只是摆了摆手，让他回去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想着三叔那个眼神。那眼神和阿贵的不一样。阿贵的眼神是凉的，像刀；三叔的眼神是定的，像秤砣，沉甸甸的，压在那儿。
他不知道这算什么，但他记住了。
十二月二十五号，圣诞节。
市场里没什么动静，没人过这个节。陈锋照样干活，照样搬货。下午的时候，老韩忽然来了。
老韩瘦了，也老了，但精神还好。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站在店门口，冲陈锋笑。
陈锋愣了一下，然后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过去。
“老韩？”
“是我。”老韩拍了拍他肩膀，“瘦了。”
他看着老韩，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高兴。
老韩说：“今天没事，过来看看你。怎么样，这地方干得还行？”
他点点头。
老韩说：“周姐这人不错，跟着她干，有饭吃。”
周姐从后面出来，看见老韩，点点头：“老韩来了？”
老韩说：“周姐，这小子给你添麻烦了吧？”
周姐笑了笑：“还行，笨是笨了点，但实在。”
老韩也笑了：“他就是那样，闷葫芦一个，但靠得住。”
三个人站在门口说了几句话，老韩说带陈锋去吃饭。周姐摆摆手，说去吧，今天早点走。
他们去市场门口那家小饭馆，还是那家，还是那个老板娘。老韩点了两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炒青菜，又要了两瓶啤酒。
老韩说：“来，喝一个。”
他举起瓶子，和老韩碰了一下。
老韩喝了口酒，说：“我这几个月跑建材，跑出点门道了。老板看我实在，让我跟着跑工地，一个月能挣一千五六。比跑销售强。”
他说：“那挺好的。”
老韩说：“你呢？还扛水泥？”
他点点头。
老韩说：“扛水泥也行，练力气。但你得想清楚，不能一直扛。得学点东西，学认货，学跟人打交道，学怎么把东西卖出去。周姐那人，你要是能跟她学会这些，以后自己也能干。”
他听着，点点头。
老韩说：“我明年可能要换个地方。有个老板看上我了，让我去他那边干，管仓库，一个月两千，还管住。”
他说：“那挺好的。”
老韩看着他，忽然笑了：“你怎么就会说‘那挺好的’？”
他愣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什么。
老韩又笑了，拍拍他肩膀：“行，挺好就行。咱们这种人，能混成这样，就不错了。”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他们站在饭馆门口，老韩说：“我走了，以后有事打电话。”
他点点头。
老韩走了几步，又回头说：“记住，稳着点。”
他看着老韩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往公交站走。
那天晚上回到马家庄，他发现三楼老郑的屋里亮着灯，门开着一条缝。他走过去，敲了敲门。
老郑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进来。”
他推门进去，看见老郑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张地图，正看着上面的红圈。桌上放着一瓶酒，还有两个杯子。
老郑抬头看他一眼，说：“坐。”
他坐下。老郑倒了杯酒，推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辣，呛嗓子。
老郑也喝了一口，然后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红圈说：“这里，我来上海第一个地方。”
他又喝了一口。
老郑又指了另一个红圈：“这里，第二个。”
他一个一个看过去，七八个红圈，分布在上海的各个地方。闸北、虹口、杨浦、普陀、长宁、徐汇，都有。
老郑说：“我来上海十年了。十年，换了八个地方。”
他没说话。
老郑说：“每个地方都待不长。不是因为不好，是因为……算了，不说了。”
他等着老郑往下说，但老郑没再说。
他们就这么坐着，喝酒，不说话。收音机开着，还是评弹，咿咿呀呀的。他听习惯了，觉得挺好听。
喝到一半，老郑忽然说：“你来多久了？”
他说：“快七个月了。”
老郑点点头，说：“比我强。我第一个地方，只待了三个月。”
他没问为什么。
老郑也没说。
喝完酒，他回自己屋里。躺在床上，他想着老郑的话。十年，八个地方。他不知道老郑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但他知道，那肯定不容易。
窗外有风，把那堵墙上的晾衣绳吹得吱呀响。
十二月二十八号，下雪了。
雪不大，细细的，像盐末子，落在身上就化了。陈锋站在店门口，看着那些雪，想起家里的雪。家里的雪大，下起来铺天盖地的，一夜之间能把院子盖满。他妈会早早起来扫雪，扫出一条路，从门口扫到院门。
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周姐在后面说：“看什么呢？”
他回头，说：“下雪了。”
周姐走过来，也看了看，说：“上海的雪，下不大的。落地就化，存不住。”
他点点头。
周姐看了他一眼，说：“想家了？”
他没说话。
周姐也没再问，转身进去了。
那天晚上回去，他去邮局打了个电话。村里只有一部电话，在小卖部。他拨过去，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接。
“找谁？”
他说：“找陈家庄的陈有根。”
那边说：“等着。”
等了好久，电话里传来他妈的声音：“喂？”
他说：“妈，是我。”
那边沉默了一下，然后他妈的声音变了：“锋儿？你在哪儿？”
他说：“在上海，挺好的。”
他妈说：“冷不冷？吃得好不好？钱够不够花？”
他说：“都好，别担心。”
他妈说：“你爸好多了，这几天能下地走走了。你别惦记家里，好好干。”
他说：“嗯。”
他妈说：“过年回来不？”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还不知道。”
他妈说：“能回来就回来，不能回来就算了。路远，来回花那么多钱。”
他说：“我看看。”
他妈说：“行，那挂了吧，电话费贵。”
他说：“妈，保重身体。”
他妈说：“哎，你也保重。”
挂了电话，他站在那里，听着话筒里的嘟嘟声，站了很久。
走出邮局，雪还在下。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往马家庄走。
十二月三十一号，一年的最后一天。
市场里很多人都在算账，准备过年。周姐也算了账，给他结了这个月的工资，七百二。加上之前的，存折上有三千八了。
周姐说：“过年回不回去？”
他说：“还没定。”
周姐说：“要是回去，提前跟我说，我好找人顶班。”
他点点头。
那天晚上，他买了点东西，去找老郑。一瓶酒，一包花生米，一包猪头肉。老郑看见他拎着东西来，愣了一下，然后让开门口。
他们坐在老郑屋里，喝酒，吃花生米，听评弹。
喝到一半，老郑说：“你过年回去？”
他说：“不知道。”
老郑说：“不回的话，三十晚上来我这儿，咱俩过。”
他点点头。
老郑喝了口酒，说：“我来上海十年，没回去过一次。”
他没问为什么。
老郑自己说：“没什么好回去的。家里没人了。”
他看了老郑一眼，老郑的脸在灯光里一半亮一半暗，看不清表情。
他给老郑倒了杯酒。
那天晚上，他们喝到很晚。他回去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他站在楼顶，看着远处那些高楼的灯火。那些灯火还亮着，密密麻麻的，比平时还多。
远处传来一阵钟声，不知道是哪儿敲的。然后是鞭炮声，噼里啪啦的，从四面八方响起来。
零点了。
新的一年来了。
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灯火，听着那些鞭炮声。风很凉，吹得他脸疼。但他没动，就那么站着。
他想起老韩说的话：稳着点。
他想起老郑说的话：没什么好回去的。
他想起他妈的声音：保重身体。
他站在那里，看着远处那些灯火。
来上海二百多天了。他还站着。
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会遇见什么。但他知道，他会继续站着。
远处有火车经过，轰隆隆的，在夜里传得很远。
他看着那道亮线，心里忽然很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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