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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进行得很顺利。
海面上的风浪比预计的小得多。飞艇以一百二十节的巡航速度稳稳地贴着海面飞行，银白色的船体在阳光下划出一道细长的影子，像一把被谁丢进海里的刀。透过舷窗，已经可以看到远处海平线上那个小小的、灰色的凸起——落日计划的岛。
说是“岛”，其实不准确。那是一座人工搭建的海上平台，面积大约相当于三四个足球场拼在一起，灰色的钢结构从海面以下几百米的地方拔地而起，像一根被钉入海底的钢钉。平台的最中央是那座高耸的钻探塔，塔身布满了管道和线路，顶端有一盏红色的航空警示灯，在阳光下微弱地闪烁。
飞艇减速了。从一百二十节降到八十节，再降到四十节，最后以几乎步行的速度缓缓驶入平台的港口泊位。港口不大，但设施齐全——防波堤、吊车、集装箱堆场、几排灰白色的临时建筑。港口里停着几艘船，有漂亮国海军的补给舰，有几艘拖轮，还有几艘没有任何标识的快艇，黑色的船体，在阳光下像几头趴在码头边睡觉的鲨鱼。
艇长从驾驶舱走出来。他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方脸，浓眉，手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他走到我和赵远航面前，站定，打量了我们一眼。然后他从腰间摸出一样东西，递过来。
是***枪。
塑料的。通体黑色，握把上有一层细密的防滑纹路，扳机护圈内侧磨得光滑发亮。尺寸不大，比成年人的手掌略长一些，重量也轻得不像话——握在手里，像是握着一把玩具。但我能感觉到它的分量，不是物理上的分量，是另一种。
“特制的。”艇长的声音很低，低得只有我们三个人能听到。“全身塑料，金属探测器过不了。子弹也是特制的，两发，陶瓷弹头，火药装量减半。打不死人，但能让人失去行动能力。”
他把手枪和两发子弹塞进我手里。我接过来，指尖在握把上停了一瞬。这玩意儿的手感比我想象的要好——重心偏前，握把的弧度刚好贴合手掌的曲线，扳机的行程很短，扣下去不需要太大力气。
艇长退后一步。他站得很直，脚后跟并拢，脚跟与脚跟之间呈标准的六十度角，双手贴在大腿外侧，中指对齐裤缝。他抬起右手，举到帽檐的位置——他没有戴帽，指尖停在眉梢外侧。
他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
动作不快。慢得像一帧一帧播放的慢镜头，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手掌从大腿外侧抬起时的角度，前臂与上臂呈四十五度角时的那一瞬间停顿，手腕挺直时指尖那微微的一颤。不快，但是特别有力。那种力不是肌肉的力，是另一种。
赵远航站在我旁边。我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抬起右手，缓缓回礼。我的动作比他快了一点，他比我慢了半拍，但我们在同一个时刻停住了——指尖停在眉梢外侧，手掌平展，手腕挺直。
艇长的手放了下来。
“活着回来。”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海风从舷窗缝隙里钻进来的声音。
我点了点头，把塑料手枪塞进背包的深处。
背包不大，黑色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外面有几个拉链口袋，里面塞满了东西——相机、笔记本、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套洗漱用品。相机是真的，笔记本也是真的，上面还写了几页关于“全球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采访提纲，是陈远连夜帮我们准备的。
在背包的最底层，拉链口袋的里面，还有一个隐藏的夹层。那里放着两样东西。
一套高仿的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军官制服。中校和少校，肩章、领章、姓名牌、单位臂章，一应俱全。制服是用特殊面料做的，摸上去的手感和真正的军装没有任何区别，但在显微镜下，面料的纤维结构里织入了一层极薄的金属屏蔽网——能防住大多数便携式射频扫描仪。这是陈远说的。
另一样东西比制服小得多，也重要得多。
一个银灰色的金属设备，比一枚硬币大不了多少，厚度不超过两毫米。表面没有任何标识，没有按钮，没有接口，没有任何可以被识别的东西。它看起来像一枚普通的、被遗落在背包角落里的硬币。
那个装满病毒的硬盘。
不，它不是硬盘。它甚至不是固体的——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固体。陈远在会议室里给我们讲解的时候，用的是全息投影。他说这东西的内部结构是三维立体的，存储密度是传统固态硬盘的数千倍。病毒本身不是代码，而是一段经过特殊编码的量子态波形。植入落日计划中央控制系统的方式不是“上传”，而是“共振”——把设备贴在服务器机箱的任何一个位置，按下设备背面的微型开关，病毒就会以量子隧穿的方式穿透物理外壳，与服务器内部的量子计算核心产生共振，在系统底层创建一个只有龙国军方能够访问的管理员通道。
他讲这些的时候，赵远航的眼睛亮得像两颗被点亮的灯泡。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一百四十一年过去了，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他当年在“龙鲸”号上做梦都想不到的地步。
我把手伸进背包，指尖碰到那枚硬币大小的金属设备。它很凉，比背包里其他任何东西都凉。我把它往夹层更深处推了推，确认拉链已经拉到了头。
我最怕的不是塑料手枪被查出来——它本来就是设计成查不出来的。也不是那两套高仿的漂亮国军服——面料的金属屏蔽网能防住大多数便携式射频扫描仪，而更深度的扫描需要时间，安检人员不会在一群记者身上花太多时间。
我最怕的是这个。
这枚比硬币还小的、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凉冰冰的金属片。它不是武器，不是炸弹，不是任何一种可以在物理意义上摧毁什么东西的工具。但它比任何武器都危险。因为它不是用来摧毁落日计划的——它是用来控制落日计划的。
飞艇靠港了。舷梯放下的时候，海风从外面灌进来，带着浓重的柴油味和金属锈蚀的气味。港口的水泥地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积水，映着天空的颜色，灰蒙蒙的。
我们背着包走下舷梯。
港口里比我想象的热闹。几十个记者已经聚集在临时搭建的安检通道前面，长枪短炮，各种语言，各种肤色。有人在调试摄像机，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交换名片，有人在抽烟。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气味、烟的气味和人群聚集时特有的体温蒸腾出的热气。
我们排在队伍的中间偏后。前面是几个欧洲记者，正在用法语聊天。后面是一群日本记者，安静地排着队，没有人说话。安检通道有四个，每个通道有两名安检人员——穿着联合国部队制服的士兵，手持便携式扫描仪，旁边还站着几个便衣，目光在人群中来回扫视。
轮到我的时候，手心有一点潮。不是紧张，是那种——你知道的——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但你知道它一定会发生的时候，身体比大脑先做出的反应。
我把背包放上安检台。联合国士兵拿起扫描仪，在背包外面扫了一圈。扫描仪的指示灯从红变绿，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他把背包翻了个面，又扫了一圈。绿灯。蜂鸣。
他拉开背包最外面的口袋，看了一眼。相机。笔记本。几支笔。他把口袋拉上，把背包推了回来。
“Next。”他说。
我拿起背包，正要迈步。
“嘿。”
那个声音从身后传来。英文，带着浓重的漂亮国南方口音，拖腔拖调的，像嘴里含着一颗化不完的糖。
我转过身。
一个联合国部队的士兵正弯腰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他直起身来，手里拿着一盒烟。红色的包装，金色的字体，天安门的图案——中华。
他看了看那盒烟，又看了看我。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那双眼睛——那种在检查站待久了的人特有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但又不得不提得起兴趣的眼睛——在我身上停了一秒。
他用蹩脚的中文说：“你的烟掉了。”
我一摸背包侧面的网兜。空的。那盒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网兜里滑了出来，掉在了地上。大概是刚才拿相机的时候带出来的，我没有注意到。
我接过烟，微笑着。“谢谢。”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算笑，但也不算不笑。他朝我点了点头，示意放行。
赵远航已经过了安检，站在通道的另一侧等我。他的背包斜挎在肩上，双手插在裤兜里，看起来像一个正在等同伴的、普通的、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记者。
我走过去，和他并肩站在一起。
“烟掉了？”他低声问。
“烟掉了。”
“紧张了？”
“不是紧张。”我把烟塞回背包侧面的网兜，这次塞得紧了一些。“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
赵远航没有追问。
我们跟着记者的队伍往里走。穿过安检区之后，是一条长长的、用白色围栏隔出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排临时建筑，上面挂着横幅——“全球能源展望·落日计划特别新闻发布会”。横幅下面有一张签到台，几个工作人员在分发记者证和资料袋。
“后天才是记者大会。”赵远航的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自言自语。
今天是自由采访。平台上的大部分区域对记者开放——钻探平台的外围区域、部分实验室、展览厅、新闻中心。你可以随便走，随便看，随便拍。漂亮国需要这些记者拍下落日计划的壮观景象，需要他们写出“人类能源革命的新篇章”，需要他们把那些照片和文字传遍全世界。
后天就是那场发布会。漂亮国会在这里向全世界展示他们的成果，会有一个又一个官员上台讲话，会有一个又一个专家展示数据，会有一个又一个精心挑选的记者提出精心准备的问题。台下坐得整整齐齐，摄像机架得密密麻麻，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这里。
但后天就不好行动了。
因为那场发布会是一场戏。台下坐的那些记者，有一半是漂亮国请来的“合作媒体”，另一半是被严格筛选过的、保证不会提出“不恰当问题”的“友好记者”。他们的座位是安排好的，提问的顺序是安排好的，甚至鼓掌的时机和时长都是安排好的。到时候，整个会场会坐得整整齐齐，每一双眼睛都盯着台上，每一个摄像头都对着舞台。在这种环境下，你连站起来去上厕所都会被至少三个人注意到。
我和赵远航对视了一眼。
我们穿过签到台，没有领记者证——我们的记者身份只够用到通过安检。签到台上的工作人员正在招呼前面的几个记者填写表格，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悄悄地从侧面的通道拐了进去。
通道的尽头是一排灰色的移动厕所。塑料板材的，门上有绿色的“ vacant”标志，空气里有消毒水的气味。我们走进相邻的两个隔间，反锁了门。
我拉开背包底层的隐藏拉链，把那套高仿的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军官制服取出来。面料的手感很好，厚实、挺括，和真正的军装没有任何区别。肩章上是中校的军衔——银色枫叶，做工精致，边角的刺绣一丝不苟。姓名牌上写着“MCKINLEY”，W. McKINLEY，威廉·麦金利。照片是我，四十一岁，面无表情，眉骨深重。
我把记者用的夹克和牛仔裤脱下来，叠好，塞进背包。军装上身的时候，那种感觉很奇怪——不是穿上衣服的感觉，而是像把一层皮肤贴回了身上。一百四十一年前，我穿着龙国海军的作训服，站在“龙鲸”号的舰桥上，海风灌进领口，冰冷刺骨。现在，我穿着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中校的制服，站在一个海上移动厕所的塑料地板上，头顶的通风扇在嗡嗡地转。
我从隔间里出来的时候，赵远航已经站在外面了。
他穿着少校的制服，肩章上的橡树叶在日光灯下微微发亮。他站得很直，双手垂在身侧，下巴微收。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那双眼睛——那双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盯着反应堆面板看了二十年的眼睛——此刻正盯着我身上的军装，上下打量了一眼。
“领口的扣子。”他说。
我低头一看。领口的第一颗扣子没有系。我伸手系上。
“帽子。”他说。
我从背包侧面的网兜里掏出军帽，戴上。帽檐压到眉梢上方两指的位置。
赵远航看着全副武装的我，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麦金利中校。”他叫了一声。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带着一种刻意为之的、漂亮国军官在正式场合才会用的腔调——下巴微抬，语速放慢，元音拉长。
我看着他。卡特少校。三十二岁，麻省理工核工程博士，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核能设施技术顾问。金褐色的头发——不，他的头发是黑色的，但档案上写的是金褐色。眼睛是蓝色的——不，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但隐形眼镜能让它们变成蓝色。他的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真的，从下巴延伸到左耳下方，是“龙鲸”号穿越时被飞溅的金属碎片划伤的，一百四十一年前留下的。
“卡特少校。”我回了一句，用同样的腔调。
我们并肩走向通道的出口。
那个联合国士兵还在安检口。他看到了我们——两个穿着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军官制服的人，从记者通道的方向走过来。他的目光在我们身上停留了一秒，扫过肩章、姓名牌、帽子、鞋子。
然后他移开了目光。
我们成功进入了落日计划的内部。
通道的尽头是一扇厚重的金属门，门上有漂亮国陆军工程兵团的标志——一个白色的城堡图案，下面是“USACE”四个字母。门是半开着的，里面是一条更宽的走廊，走廊两侧是办公室、实验室和控制室。走廊里有人在走动——穿着军装的人，穿着便装的技术人员，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
赵远航走在我的左边，半步之后。他的步子很稳，呼吸很均匀，双手自然地垂在身体两侧，偶尔会抬起来推一下鼻梁——那里什么都没有，但他把这个动作的频率控制在了最低。
走廊的尽头是一扇更大的门，门上有红色的警示灯和一块金属铭牌：“中央控制区·授权人员方可进入”。门前站着两个全副武装的联合国部队士兵，手里拿着自动步枪，站姿松弛但不失警惕。
我们走到门前。
左边的士兵看了我们一眼，目光在我们的姓名牌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ID。”他说。
赵远航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漂亮国陆军军官身份证。卡片是塑料的，正面有他的照片、姓名、军衔和单位，背面有一条磁条和一个二维码。他递过去的时候，手指没有抖。
士兵接过卡片，在一个手持终端上刷了一下。终端发出一声短促的蜂鸣，屏幕上跳出绿色的“AUTHORIZED”字样。
他把卡片递回来，看了我一眼。我把我的递过去。同样的流程，同样的蜂鸣，同样的绿色字样。
士兵侧身让开。门开了。
我们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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