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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国际上糟糕的形势，让周团长想加入这个组织的愿望落空。
南华也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能让美国退让。
其中收获最大的，还有日本人。
高碕达之助在代表团内部会议上说：“欧洲人有共同市场，美国人有北美市场，南华人现在要搞亚洲市场。
我们不加入，就会被边缘化。日本的经济复苏，离不开亚洲的市场和资源。”
印尼和印度的态度最暧昧，苏加诺不愿意被任何组织捆绑，但又眼馋。
要是南华不带他们玩，那他们国内的大米、矿产、和橡胶，只能被毛熊这个无底洞给独吞了。
而尼赫鲁更担心的是，印度一旦加入这个组织，国内的工业会不会被南华的商品冲垮。
印度的纺织业和钢铁业还很脆弱，根本经不起南华的竞争。
沈昌焕在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说了一句：“亚非经济合作组织是开放的，亚非的国家都可以随时申请加入。
我们不搞强迫，只想营造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谁想进来，我们欢迎。谁要是观望，我们也理解。”
这话说得很漂亮，但谁都听得出来，南华人是在等。
等印尼和印度想通了，等欧洲人和美国人习惯了，等这个世界接受一个由亚洲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
长安会议在第五天落下了帷幕。
闭幕式上，沈昌焕宣布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亚非经济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首批成员国包括南华、泡菜国、日本、菲律宾、锡兰、尼泊尔、不丹、锡金、埃及、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苏丹等国。
至于印尼和印度，则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这两个国家，在赌气呢，本来好好的一个会议，都被南华抢了风头，提南华做了嫁衣。
而主要关于“不结盟”的话题，从头到尾没有人提过。
苏加诺和尼赫鲁在万隆喊了半年的口号，到了长安，被南华人轻轻放到了一边。
李佑林在闭幕式上说了一句话：南华人有自己的路子要走，不需要跟在任何人后面喊口号。
会议结束后的这几天，周团长倒是很忙，合作组织进不去，但生意照样能做。
这几天，他带来的代表团跟南华的几家民间公司签了一摞合同。
化肥、粮食、布匹、日用化工品，全是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的东西。
合同上写的是“民间自由贸易”，南华官方没有出面，但谁都知道，没有上头的点头，这些合同签不下来。
美国人对这种事情，保持沉默。
就像原来时空一样，允许日本发展经济一样，也允许南华的民间和北方进行纺织品、农产品、日用品等非战略民间小额贸易。
而南华也需要北方猪鬃、大豆等物资，尽管北方的这些物资也是紧缺，但他们也没办法，只能牺牲农业发展工业。
至于为何美国不会大量提供大豆和猪鬃出口到南华？
首先猪鬃连美国本土都不够用。
1951年华府正式下令：民间不许存长鬃，全部优先军工行业。
猪鬃是军、工业的必需，飞机、坦克、军舰保养、机械抛光、油漆刷，都离不开他。
猪鬃也是A类战略物资，和军火同等地位。
另外关于大豆，美利坚是当时世界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但属于那种“有大量剩余、但严格管制出口”的状态。
美国将大豆大量出口到欧洲、加拿大、以及日本这些地方。
而且美国人认为，龙国用为数不多的猪鬃、大豆用来换取南华的纺织品、日用品、农产品、轻工业品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这也算的是一种战略，所以没有反对。
因此，这场民间交易在得到默许的情况下，北方的钨砂、锑锭、锡锭、大豆、猪鬃、棉花、中药材、生漆，一船一船地运过来。
换成化肥、布匹、火柴、食用油、肥皂、副食品等物资，再一船一船地运回去。
不要以为这些交易很扯淡，用值钱的东西换一堆火柴肥皂这些不值钱的东西。
那个年代老百姓的刚需，就是火柴、肥皂、布匹、食用油等物资。
1955年的春天，那些老百姓并不好过。
去年除了南方五省的涝灾，还有粤省，也遭遇了“近数十年来所未有”的大旱。
受旱面积达七百八十万亩，水稻减产严重。
虽然有南华支援了粮食，而且还接收了从粤省一路走到镇南关，来到南华‘务工’的百姓。
但这涝灾加上旱灾，加剧了全国范围的物资紧张。
首先，粮食严重短缺，城镇居民的口粮从53年起就实行了“统购统销”，凭票定量供应。
现在北方正在制定《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人均月口粮从原来的25.7斤降到了22.25斤，机关单位从36.69斤降到了30.59斤。
少了这几斤，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和干体力活的工人来说，就是饿肚子和半饱的区别。
粮票成了比钞票还硬的硬通货，全国通用粮票更是稀罕物件，出差的人要拿单位的介绍信才能换到。
副食品和日用品更不用说，油、肉、布、蛋、奶，样样凭票。
油票、肉票、布票，一张一张地发，一张一张地收。
到了今年，凭票供应的商品已经扩散到了火柴、香烟、肥皂、热水瓶。
老百姓买东西先翻口袋找票，找不到票，有钱也白搭。
有些地方的情况更糟，火柴、煤油、袜子、肥皂、食盐、热水瓶都脱销了，供销社的货架上只剩下一些工业产品。
主要原因，就是当时的各级供销社承担着国家下达的统购统销任务，
不仅要保障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收购，还需完成工业品的销售配额。
为了完成销售任务，有些地方通过行政手段，搞起了搭售。
什么是搭售，就是买一斤糖搭一瓶白兰地酒，买一斤肉搭半斤干鱼。
买煤油、食糖等紧俏品时，常会搭售几支甚至一包质量差、甚至轻微霉变的卷烟。
供销社就是用这种手段来消化滞销库存的。
老百姓不想要搭售的东西，但不买就买不到想要的，骂娘归骂娘，掏钱的时候还是掏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销售人员都缺德冒烟的搭售白兰地酒，大多数都是一些生产剩余的边角零件。
例如买农具搭一些铁钉之类的，属于轻工业附属产品，百姓可用于修补鞋子，实用性强，易搭配销售。
还有人怕断供，开始恐慌性囤积，一次性买了七年的火柴、两年的盐，堆在家里像座小山，惹得邻居既羡慕又笑话。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计划调节失灵、市场机制缺失的问题。
普通商品都难买到，那节日物资更是紧俏。
春节前，大城市会发放“节日特供票”，凭票能买到花生、瓜子、香油等紧俏年货。
市民需要凌晨排队去抢购，排一上午队，运气好的能买到两块豆腐，运气不好的连豆腐渣都抢不到。
不仅仅是民生，还有工厂也是缺乏配件原料短缺，开工不足，机器有一半在闲置。
工人的工资不高，但物价控制得死，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工厂的食堂里，馒头限量，菜里见不到几滴油。
也就是这种情况，让北方产生了和日本进行民间的贸易，用原材料换取工业制品反哺国内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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