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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清接到周彦川电话的时候，正在书房里整理旧案卷。
手机震动。他拿起来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手在半空停了一瞬，然后按下接听。没有用免提。他把手机贴紧耳朵，听到一个温和而不带任何情绪的声音。
“冯法官，好久不见。”
“周总。”冯正清靠在椅背上，把正在翻阅的那份卷宗合上。是他自己写的那份自述状副本，签名处的墨迹早已干透。
“听说最近有律师找过你。”周彦川的语气像是在聊天气，“年轻人不懂规矩，拿一些陈年旧事去打扰退休的老法官。这种事传出去不太好听。你的律所合伙人身份、退休待遇、还有年底那批复审的顾问资格——都是程序上的事。程序上的事，有时候可以很顺利，有时候可以很不顺利。你是老法官，比我更懂。”
冯正清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着自己手背上老人斑旁边那块墨迹——签字时不小心蹭上的，洗了几次没洗掉。过了很久，他开口，声音比自己在法庭上念过的任何一份判决书都更轻、更慢。
“周总。这些东西，三年前我就该丢了。你当年给我转账的时候没有逼我，是我自己收的。现在我不欠你的。我只还欠一个坐了三年冤狱的人。等他的案子再审开庭，我会坐在证人席上把刚才这些话再说一遍。”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
“冯法官，这是你的最终态度？”
“这不是态度。这是事实。事实不需要修饰。”
周彦川没有说再见。他在冯正清说完之前挂断了。
冯正清把手机放在书桌上，手指微微发抖。但翻开通讯录拨出一个号码的时候，他的声音是稳的，比刚才接周彦川电话时更稳、更慢、更像一个在法庭上宣判的人。
“沈律师。他刚找过我。我没有撤回。”
挂断之后他一个人在书房坐了好一会儿。然后把那份自述状副本端端正正放回桌上，用笔筒压住一角——和上次在会客室把自述状放在茶几中央时用了完全相同的力度。
同一天下午，城北监狱。
探视室的玻璃隔断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旁边墙壁上的排风扇嗡嗡转动。我在访客登记表上写下名字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上一次签这个名字是和沈渡并排站在民政局柜台前面。密密麻麻的婚前协议条款握在手里，我只想着复仇。而现在坐在探视室外面等叫号，他的保温杯贴在我手背上，凉的。冷泡薄荷茶，他知道我今天嗓子会比江南小馆和存档室那两次更紧，配方又调了一次。
叫到编号的时候，我站起来把保温杯还给他。
“我在外面。”他把杯子放回掌心，手指在我手背上停留了一拍——和会所门口他把便签塞回我风衣口袋时一模一样，“不管他说什么，出来告诉我。”
江卫国从铁门后面走出来。
他穿着深蓝色囚服，背脊挺得很直，头发比三年前白了大半。坐下之后他先把手放在膝盖上，然后慢慢抬起来按在玻璃上。手掌宽厚，指节粗大，是一双在车间里干过二十年活的手。
我把自己贴上去。
掌心隔着冰凉的玻璃叠在一起。三年前我从旁听席上被法警挡出去，隔着走廊喊了他一声，他没有回头。现在他坐在我对面，隔着一层擦不干净的玻璃，第一句话不是“案子怎么样了”，不是“你瘦了”。
“暖暖。有人陪你来吗。”
我转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沈渡站在探视室门外，隔着磨砂玻璃只能看清他的轮廓。他的肩膀微侧，手里拿着保温杯。他没有往里看，但他站的角度正好能看到我的侧脸。我回过头看爸爸。
“有。他叫沈渡。我结婚了。”
江卫国没有问“干什么的”“家里条件怎么样”“对你好不好”。他只是把按在玻璃上的手指微微收拢。看了我很久，然后点了点头。不是欣慰，不是惊讶，是某种过了很久才确认的心安。
“爸。庭审记录里被删掉的那句口供我们找到了。许茂才六月十二号回了湖南，六月十五号不在江城。宏远物业登记表上有一个访客没有登记信息只备注了总裁办临时通行证。主审法官冯正清在你出事前三个月收了宏远子公司转的五笔钱——他亲笔写了自述状。再审的材料已经准备好，下周一立案。”
我一口气说完。和上周在会所里对周彦川列举三份证据时一样——每一条都背得很熟，没有停顿。不是排练过，是在脑子里翻来覆去了三年，终于遇到了可以一一说给他听的时刻。
江卫国静静地听完。没有打断，没有震惊。然后他开口，声音和我记忆里一样厚，像车间里那台老式冲床有节奏地压下金属板的声响。
“许茂才有个儿子。他找你找了好几次，想让你帮他儿子安排个工作。我在的时候一直没答应。不是不想帮忙——是太靠近那条线了，一旦开了口子就收不住。后来我出事，他一定被那些人盯上了。他胆小，但他不是坏人。”
“那份登记表上的人，大概是周彦川安排的。他叔叔以前在我的厂里做代工，后来被查出做假配件被我换掉了。帮周彦川递刀子的人一定很多。你说的那个主审法官，他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他。我在被告席上看过他三次，每一次他都避开我的眼睛。”说完他沉默了一会儿，胸膛起伏了几次，才慢慢说出下一句，“你辛苦了。”
这三个字从我爸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夸奖都轻，也比任何夸奖都重。我把手掌压紧玻璃，指尖泛白。然后我把沈渡那句话原样转达给他——“他让我告诉你，他为你能站在周彦川面前念出那三份证据而感到骄傲，比他当厂长的时候还骄傲。”
江卫国听完之后没有说话。他用拇指隔着玻璃轻轻擦了一下我掌心贴着的位置。不是擦玻璃，是擦他女儿眼睛里掉出来的东西。
他没有低头，我也没有。
探视时间快到了。他站起来的时候双手按在桌沿上停了一拍，用只有我和排风扇的嗡鸣能听见的声音说：“下次来的时候，带着判决书。”
走出探视室的时候，走廊里排风扇还在嗡嗡地转，日光灯管把走廊照得发白。沈渡站在磨砂玻璃外面等我，手里保温杯已经换了新的隔热纸巾——原来是白色，现在是浅绿色。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换的。
“暖暖。”
“嗯。”我停在他面前。手里还残留着隔着玻璃和爸爸手心相抵的温度——那一面是凉的，另一面是热的。他把保温杯放进我手心。凉的，薄荷比上一次更浓。他把配方又调了——今天不必舒缓喉咙，今天需要的是让一个人在哭过之后还能开口说话。
“我把我跟你说的那句话告诉他了。你说他为我能站在周彦川面前念出三份证据而骄傲——比当厂长还骄傲。他听完之后没有说什么。只是用拇指擦了一下玻璃。”
他垂眼看了我很久。把保温杯从我手里拿回去放在旁边窗台上，然后伸手把我揽进怀里。不是天台额头吻的克制，不是存档室里说“妻子”两个字的冷静，是把我整个人按进他胸口，下巴抵在我头发上。他的衬衫前面被我攥出细密的褶皱——和之前每一次递文件、握手、碰耳尖都不一样。这一次他没有问疼不疼，没有说条款允许。他只是抱紧我。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很轻，胸腔的震动贴在我额头上一字一字传进耳膜。
“你爸说的没错。你辛苦了。”
回程路上，他照例把车开得很慢。车窗半开，晚风灌进来，把监狱特有的消毒水味一点点吹散。我靠着头枕看窗外，忽然想到一件事。
“你第一次去看我爸是什么时候。”
“三年前。申请再审之前，我单独去了一次。他问我是谁。我说我叫沈渡，是江暖暖的丈夫。”
“你那时候还不是。”
“法律上不是。但我在那张访客登记表上填了配偶。门卫看了半天放我进去了。那是我第一次伪造法律文件。”
我转过头看他。他扶着方向盘，目视前方，耳尖没有红，嘴角也没有弧度。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平铺直叙，坦荡得让人无从反驳——这份坦诚里唯一的破绽是他松开方向盘后轻轻攥了一下右手。那是他写下“配偶”两个字的同一只手。
老槐树下，他帮暖暖整理明天要提交的最后一份再审补充材料。他把所有文件按顺序排好，放进牛皮纸档案袋，系上封口绳。然后停下来把笔递给她。
“这份申请书，你来签字。你爸的案子，最后一道程序应该由他女儿来完成。”
我接过笔。第一章在迈巴赫后座签“江暖暖”三个字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签的只是各取所需的婚前协议——没有摸到结婚证另一侧他名字的钢印，更不知道他等他签下那三个字等了整整十年。而今天我把同一支笔握在手心，不是签婚前协议。是翻开再审申请书最后一页，在申请人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在下方的日期栏写上明天的日期。
写完最后一个字，几片银杏叶从枝头落下来飘在档案袋上。我抬头，沈渡没有看文件。他在看我。
他伸出手把一片叶子从我肩头捻下来放进档案袋里，然后系紧封口绳。动作和每一次收文件、叠便签、把自述状放进保险柜时完全一样——他把这片叶子也当成了一份应该存档的证据。
“江暖暖。”
“嗯。”
“明天这份东西进了法院的门，你就是翻案申请书上落款的当事人。以后也要你签字。”
我把笔放回档案袋上没有撤回，手掌平贴在他胸口——和会所门外那次一模一样的距离。心跳透过衬衫布纹有力地敲在我手心，温度在皮肤接触的边界渐渐蔓延开。他没有低头，抬手把我的手按回他心口，力道比之前任何一次都重。
“你的心跳比我快，沈渡。”
“从十一岁开始。”
风穿过银杏树，把最后几片叶子也吹落。他的手指还按在我的手背上，掌心贴着心跳。我们谁都没有松手。老槐树的叶子落在档案袋上，盖住了日期栏里那个还没到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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