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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主任的手机响了三声，他接起来。
“孙主任，新一批学生的名单我收到了。六十七个人，对吧？”电话那头是钱德胜的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谈一笔普通的买卖。
“对，六十七个。下周一出发，你安排车。”
“车没问题。还是老地方，学校南门。合同我这边准备好了，到了签。”
孙主任应了一声，准备挂电话。钱德胜叫住他：“孙主任，那个……上批的那个事，处理好了吧？”孙主任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事。上批学生里有一个女孩在生产线上被机器伤了手指，家长闹到了学校。学校赔了八千块，签了和解协议。钱德胜出了三千，学校出了五千。女孩拿了钱，回了老家，不再追究。
“处理好了。你那边注意点，别再出这种事。”钱德胜说：“放心，出事的不多，一年一两个，扛得住。”孙主任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茶凉了，他没叫人换，因为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就业办的其他老师都去开“校企合作推进会”了，他没有去，因为他觉得那种会没有意义，真正的合作不在会议室里，在电话里，在协议上，在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数字里。
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十二年。十二年来，他见过无数学生，也见过无数中介。有的中介跑了，有的中介进去了，有的中介做大了。钱德胜是做大了的那个。孙主任跟他合作了六年，从德胜人力还是一个只有三间铺面的小中介开始，一直合作到现在。他们之间没有签过长约，每年都是一批学生一批学生地签，但从来没有换过别家。不是没有别的中介来找过孙主任，开价更高的有，返点更多的有，但他没有换，因为他跟钱德胜之间有一种默契——不出大事。他需要的就是“不出大事”。只要没有学生跳楼，没有家长拉横幅，没有记者来暗访，他的工作就稳了。钱德胜懂这个，所以他能做六年，而别的中介做一两年就出局了。
学生的实习工资是每小时十六块。钱德胜报给学校的数字是每小时十二块。中间的差价四块钱，钱德胜拿一块五，学校拿两块五。学校拿的那两块五里，孙主任能吃到多少？他从来没有算过，因为不是直接进他的口袋。财务那边有一套流程：钱德胜把钱打到学校指定的账户，学校把“实习管理费”那一项列在预算外收入里，然后以“绩效”“补贴”“劳务费”的名义发下来。孙主任每个月能拿到手的，大概在八千到一万二之间。加上他的工资，一个月能有两万出头。在这个三线城市，够用了。
他知道这不是干净的，但他也知道，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干。隔壁学校的刘主任，拿的比他多。对面学校的王主任，拿的比他狠。他不算最过分的，只能算中等。这个认知让他的良心不至于太痛。他有时候会想，这些学生要是知道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被学校和中介抽走了，会怎么想？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要是知道”不意味着“真的知道”。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在乎，因为他们要毕业证。毕业证比什么都重要，重要到可以忽略那几千块钱，重要到可以忽略那根受伤的手指，重要到可以忽略那些没有人回答的“为什么”。
新一批学生的名单在孙主任桌上摊着，六十七个名字，六十七个学号，六十七个身份证号。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梦想，但他们被写在同一张纸上，被归类为“第三批实习学生”，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被打上了同一个条形码。孙主任把名单翻了一遍，看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停了一下。那个名字叫陈思思，女，二十岁，学的是会计。他想起这个女孩，上个月来他办公室问过实习的事，问他能不能自己找实习单位。他说不行，学校统一安排。她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学校要对你们的实习质量负责。她没有再问，低着头走了。
孙主任把名单合上，放进文件夹。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操场。操场上有人在跑步，有人在踢球，有人在晒太阳。他忽然想起自己上大学的时候，也实习过，也被安排到一家工厂，也签了一份看不懂的合同，也拿过比承诺少的工资。但那时候他没有多想，因为他觉得“这是必经的一步”。现在他坐在了这个位置，成了那个安排实习的人。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他也遇到了一个像自己这样的就业办主任，他会怎么想？但他很快就不想了，因为“如果”没有意义。他在这里，做着这件事，已经做了十二年，还会继续做下去。
周一的早晨，三辆大巴停在宿舍楼下。学生们拎着行李箱下楼，把箱子塞进大巴底部的行李舱，然后上车，找位子坐下，等发车。没有人来送行，因为大一、大二的学生在上课，老师们在办公室，孙主任在就业办窗口看了一眼，确认车来了，又低头看手机了。六点半，第一辆大巴发动了。六点三十二，第二辆。六点三十五，第三辆。三辆车排成一列，缓缓驶出校门，汇入早高峰的车流。
车上，陈思思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耳朵里塞着耳机，手机里播放的是一首英文歌，她听不懂歌词，只是觉得旋律好听。旁边坐着一个女生，是她同学，正在跟男朋友发语音，声音压得很低，但她还是能听到一些。“嗯，我走了。”“不知道能不能经常打电话。”“我也想你。”陈思思把头转向窗外，看着街景从学校变成居民区，从居民区变成工厂区，从工厂区变成一片她不认识的土地。她不知道车要开去哪里，只知道是一个叫“XX科技园”的地方。孙主任说那里有宿舍、食堂、超市、篮球场，像一个大学。她信了。
五个小时后，车停了。她下了车，看到的不是科技园，是一个铁门，门卫室旁边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德胜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驻XX工业园办事处”。她站在原地，行李在脚边，不知道该往哪走。白衬衫来了，拿着名单，喊名字。喊到她的时候，她举手，白衬衫看了她一眼，说：“陈思思，女生宿舍在三楼，206房间，跟张小雅、李芳芳、王瑞住。现在去放行李，半小时后到食堂集合，签合同。”
宿舍在三楼，206房间。房间里有四张上下铺，住了七个人，只剩一个下铺空着。陈思思把铺盖铺上去，把行李箱塞到床底下，坐在床上喘了口气。房间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吊扇，转起来吱呀吱呀的，墙上有水渍，窗台上放着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是上一个住的人留下的。她拿起那瓶水，走到窗口，倒掉，然后把空瓶扔进了垃圾桶。
食堂在一楼，摆了八张圆桌，每桌坐十个人。饭菜已经打好了，每人一个餐盘，里面是一勺米饭、一勺炒白菜、一勺豆腐，还有一块红烧肉。那块红烧肉肥多瘦少，油亮亮的，她咬了一口，觉得有点腥，没吃完。坐在她旁边的张小雅把红烧肉挑出来，扔在桌上，说：“这也叫肉？我家的狗都不吃。”陈思思没说话，把剩下的饭扒拉完，去洗了餐盘。
签合同的地方在二楼会议室。一张长桌，对面坐着白衬衫，旁边坐着一个没见过的男人，四五十岁，穿深色夹克，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陈思思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钱德胜。白衬衫把合同发到每个人手上，说：“这是实习协议，你们看一下，没问题就签字。”陈思思拿起来看。密密麻麻的字，A4纸三页，她看了第一页，觉得头疼，翻到第二页，看到一行字：“甲方有权根据生产需要调整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她觉得这句话不对劲，问白衬衫：“调整是什么意思？会把我们调到别的地方去吗？”白衬衫说：“不会，就在这个厂里。比如你本来是做组装，那边缺人让你去包装，很正常。”陈思思又问：“那工资会不会变？”白衬衫说：“不会，工资按小时算，合同上写好了。”合同上写着：实习津贴，每小时十四元。
她记得孙主任说过是每小时十六到十八。她问白衬衫：“孙老师说十六到十八，这上面怎么写十四？”白衬衫说：“孙老师说那个是加上加班费的平均数，基本津贴就是十四。你们每天加班三四个小时，加下来一个月能到四千多。”她没再问了。她签了字，按了手印。她不知道，那份合同上还有一行她没看到的小字：“管理费、住宿费、水电费由甲方从实习津贴中代扣代缴，具体标准见附件。”附件她没有看到，因为她签的时候附件没有附在后面。她也没有问，因为她不知道附件是什么。
第二天，她上工了。她被分到二楼的装配线，负责给一种小电器拧螺丝。螺丝很小，要用力才能拧紧。她的手指细，使不上劲，拧了不到两个小时，食指和中指的指腹就红了。她换了个姿势，用大拇指和食指夹着螺丝刀，拧得更慢了。组长走过来，看了她一眼，说：“你太慢了，这边速度跟不上，后面的工位都在等你。”他说完之后，把流水线的速度调快了一点。她手忙脚乱，螺丝掉了三颗，趴在地上捡。后面的工位开始抱怨，有人说“快点啊”，有人叹气，没有人帮她。她咬着嘴唇，把螺丝一颗一颗拧上去，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告诉自己，这是实习，是必经的一步。
第三天，她的手指肿了。晚上回到宿舍，张小雅看到她的手，说：“你手怎么了？”她说：“拧螺丝拧的。”张小雅说：“你不会用那个电动螺丝刀吗？”她说：“组长说新手先用手的，练好了才能用电动的。”张小雅说：“放屁，他就是不想给你用，电动的效率高，他怕你太快了把活干完了。”陈思思不知道张小雅说的对不对，但她决定明天去找组长，要求换电动螺丝刀。第二天她找了，组长说：“你用不了，那个太重了，你拿不稳。”她看了看那个电动螺丝刀，确实比手动的重很多，她的手腕细，可能真的拿不稳。她没再坚持，回到工位，继续用手拧。
第一个月的工资发了。一千九百块。她拿着工资条，看了三遍，以为自己看错了。津贴，八百五十小时，每小时十四块，应发一千一百九十。加班费，四十二小时，每小时七块——她问了人才知道，加班费不是按一点五倍算的，是按零点五倍算的，因为合同里写了“实习期间加班费按基本津贴的百分之五十计算”。那一行字写在第几页？她不知道，因为她没看到。扣款：住宿费三百，水电费一百，管理费四百，保险费一百。实发一千九百。
她打电话给孙主任。这一次，孙主任接了。她说：“孙老师，我工资只有一千九百。”孙主任说：“第一个月可能扣了一些押金什么的，第二个月就好了。”她说：“合同上写的是十四块一小时，我干了一百九十个小时，应该两千六百六，为什么扣了七百多？”孙主任说：“这个你要问企业，我们学校只负责对接，具体的工资发放是企业的事情。”她说：“你不是说综合薪资四千到六千吗？”孙主任沉默了两秒，说：“那个是最高的时候，不是每个月都能拿到。你再干一个月看看，不行的话我帮你问问。”然后他说有个会要开，挂了。
陈思思攥着手机，站在宿舍走廊里。走廊尽头有一扇窗，窗外是一面灰色的墙，墙上有几个字，写着“安全第一”，是用红漆刷的，褪色了。她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觉得这四个字可以贴在任何地方——工厂、学校、人生。安全第一，安全第二是什么？没有人写，没有人知道。她回宿舍，躺到床上，把被子蒙在头上，没有哭，因为哭解决不了问题。她只是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想那些她看不懂的合同、打不通的电话、回答不了问题的人。
她不知道的是，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她之前，有无数个陈思思坐过那辆大巴，签过那份合同，拧过那些螺丝，打过那个电话，听过那句“我帮你问问”，然后挂了电话，再也没有打过去。在她之后，还会有无数个陈思思。她们来自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脸，不同的声音，但她们的故事被复印了无数次，一模一样的开头，一模一样的结局。只有中间的部分偶尔会有一些微小的差异——有的人手指肿了，有的人手指破了，有的人手指被机器压了，有的人手指没受伤但心伤了。但总体来说，没有人在乎这些差异，因为差异太小了，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孙主任下个月还要签一份新的协议，还是跟德胜人力，还是那个价码。钱德胜下个月还要送一批新的学生，还是那个流程，还是那个合同。白衬衫下个月还要站在大巴前点名，还是那些名字——不对，名字换了，但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数，是人头，是每个人头带来的几百块钱。只要人够多，钱就够多。至于那些人后来怎么样了，那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陈思思的第二个月工资还是一千九百。她没有再打电话，因为她知道打了也没用。她把工资条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枕头套里，跟自己说：再干一个月，干完就回学校，回学校就把这破事忘了，忘不了也要忘。她可以忘掉那台注塑机，忘掉那行没看到的合同条款，忘掉那个打不通的电话，忘掉孙主任说“我帮你问问”。但她忘不掉的是，那三个月里，她每天站在流水线前，拧螺丝，拧了十几万颗螺丝。十几年后，她可能已经不记得那个工厂的名字了，但她的手会记得。因为她的食指和中指的指腹上，有两个永远消不掉的茧。那不是劳动的勋章，那是被骗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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