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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在柏油路上颠了四个小时。
靠窗坐着，膝盖上摊着一个牛皮纸笔记本。封皮上印着”红星机械厂”五个红字，边角已经卷了，纸页泛黄。1965年，炜正——我爸——跟着厂里的技术科去省城学习，在这本子上记了整整三个月的行程。哪条街有招待所，哪个胡同能抄近道，哪家的烩面实惠。最后一页写着三个地址：解放大路三段二百一十七号，省物资局招待所；人民街七巷，第三食堂；还有一行小字，墨水洇开了：“此处不通，勿走。”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条死胡同。现在可能早就拆了。
我把这一页折了个角。
不是怕。是来之前我就跟自己说好了——郑东海找我，不会是喝茶。他连我家里几口人都摸得清清楚楚，连我爸手抖、我妈糊纸盒、我妹妹读高二都知道。这种人请你喝茶，等于把刀摆在桌上，让你看刀刃。
窗外闪过一块路牌，省城快到了。把笔记本合上，塞进怀里，贴着衬衫口袋。那地方正好心跳。
白云茶楼在老城区，解放大路二段。
下车时下午四点，太阳还毒。茶楼门口种着两棵石榴树，叶子蔫蔫的。门口停着一辆永久牌二八杠，车座上绑着个泡沫箱子，可能是卖冰棍的。
周明远站在门槛上。
他穿了件白色短袖衬衫，扎进皮带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见我来，他没笑，也没伸手，只是侧了侧身：“郑总在楼上。”
我跟着他进去。
一楼大堂摆着七八张八仙桌，竹椅，盖碗茶。几个老头在下象棋，瓷杯磕在桌上当当响。空气里有茉莉花茶的涩味和烟草的焦味。墙上挂着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正在播《新闻联播》，雪花点一闪一闪。
楼梯在角落里，木头台阶，踩上去吱呀一声。再踩一声。我数着，十二级。
二楼走廊暗。尽头一扇木门，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穿灰色汗衫，手里转着一串钥匙；另一个穿蓝色工装裤，靠着墙，脚边放着一只红色暖水瓶。都不是打手的样子，就是”在这儿”的人。
周明远推开门。
包间不大，一张八仙桌，四把竹椅。墙上挂着一幅山水画，纸发黄了，装裱的绫子起了毛边。桌上摆着一套茶具，白底蓝花，底款印着”景德镇制”。
郑东海坐在主位。
藏青色唐装，布扣子一丝不苟。左手搁在桌上，两颗核桃在指节间转着，发出细碎的摩擦声。他看见我，没有起身，下巴朝对面的竹椅抬了一下。那就是”坐”的意思。
我走过去，拉开椅子。竹椅硬，坐下去嘎吱一响。
郑东海拿起茶壶。是紫砂的，壶身结着一层薄薄的茶渍。他往一只杯里倒了七分满，推到我面前。茶汤金黄，飘着热气。
“喝茶。”
他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抿了一口。我没动。
他把杯子放下，瓷底磕在木托盘上，声音很脆。核桃还在转，喀啦，喀啦。
“你在江城做的事，”他说得很慢，每个字中间都隔着一口气，“我都知道。收铜，摆摊，举报假货。年轻人有闯劲，不错。”
我没接话。
“但闯劲不能当饭吃。”他抬眼看我，“你在江城做得再好，也就是个小商贩。天花板就在那儿，看得见。”
窗外的石榴树影子落在窗帘上，晃了一下。
“我观察你有一段时间了。”郑东海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报告，“你的每一步都踩得很准——太准了。铜价涨跌，你提前知道；假货仓库，你找得比工商局还准；赵强跟着我，你也知道。”
他顿了顿。
“不像二十二岁的人。”他说，“像提前知道答案。”
我的手在膝盖上握成了拳。掌心有汗。
“郑总说笑了。”我说，“我就是运气好。”
郑东海笑了一下。嘴角动了，眼睛没动。那不是一个相信的笑。
“运气？”他重复了一遍，像在品这个词的味道，“运气能让人三次躲过我的收购？”
他放下核桃，两只手平放在桌面上。指节粗大，指甲修剪得很干净。
“炜杰，我给你讲个故事。”他说，“以前也有个年轻人，每一步都踩得很准。铜价涨跌他知道，政策变化他提前准备，连哪个厂子要倒闭他都知道。后来我问他，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做过一个梦。梦里这些事，都发生过一遍。”
房间里很安静。楼下传来一声象棋拍子的脆响：“将！”
“你说，”郑东海看着我，“这世上真有这种人吗？”
“我不知道。”我说，“我没做过那种梦。”
他又笑了，这次是真的笑，笑里带着什么东西我说不上来。他重新拿起核桃，喀啦喀啦地转。
“我不追问。”他说，“每个人都有秘密。我要的是结果。”
他往前倾了倾。
“你在江城继续做生意，我不干涉。甚至我可以帮你——低价供货，渠道共享。条件是，你每做一笔生意，我要知道细节。进什么货，卖什么价，卖给了谁。”
“这不叫合作。”我说，“这叫记账。”
“你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我不答应呢？”
郑东海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杯子，慢慢喝完那盏茶，把杯底朝上扣在托盘上。这是茶楼里的规矩——茶喝完了，不再续。
“三天。”他说，“三天后，周明远会找你。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我不逼你。”
他抬起头。
“炜杰，我知道你家在哪。你爸在机械厂，你妈糊纸盒，你妹妹读高二。我不是在威胁你，我是在告诉你——我对你很了解。了解，才能合作。”
这话我在前面已经听过一遍。周明远站在我家巷口说的。但郑东海说出来的分量不一样。周明远是刀子，他是握着刀的那只手。
“我需要考虑。”我说。
“可以。”
我起身，竹椅又嘎吱一声。郑东海没有站起来，只是点了点头。周明远在门口侧身，给我让出一条路。
走到楼梯口，郑东海的声音从背后传来：“炜杰。”
我停住。
“你知道为什么我选你吗？”
我没回头。
“因为你像我年轻的时候。”他说，“也是什么都没有，也是谁都不怕。”
我下楼。十二级台阶，吱呀十二声。
走出白云茶楼，天已经暗了。街灯亮了，是那种拉线的白炽灯泡，灯罩上聚着一圈飞虫。我的手在抖。不是怕——是郑东海知道了。他不知道”重生”这两个字，但他知道我不正常。这是最危险的信号。一个知道你秘密的人，要么成为盟友，要么成为掘墓人。
我把手插进口袋，摸到那个牛皮纸笔记本。解放大路三段，省物资局招待所。退路还在。
就在这时，我看见街对面停着一辆车。墨绿色吉普，车头朝北，排气管冒着热气。驾驶室里坐着孙海，一根烟在嘴边一明一灭。
吉普旁边站着一个人。身材敦实，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背心，手里捏着一顶草帽。
赵强。
我走过去。脚下的柏油路还散发着白天晒透的热气。
赵强看见我，把草帽扣在头上：“李老头让我来的。他说……你要是不回来，他知道去哪找你。”
我站在那儿，看着这个二十天前还在跟我抢摊位、告密、跟着周明远的人。现在他站在省城的街灯下，像个接人放学的家长。
“你等了多久？”我问。
“一下午。”赵强挠了挠后脑勺，“李老头还把收购站关了，说是……怕有人去闹。”
我回头看了眼白云茶楼的二楼。窗帘动了一下，又静下来。
“走吧。”我说。
“去哪？”
“回家。”
赵强咧嘴笑了，露出一颗缺了角的门牙：“末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我都打听好了。”
他转身往汽车站走，军绿背心在路灯下晃着。我站在原地，又看了眼那本笔记本。折角的那一页，我爸三十年前写的”此处不通”，墨迹被汗水洇开了一个小圈。
我把本子塞回怀里，跟上了赵强的脚步。
吉普车没有动。孙海坐在里面，烟头一亮，灭了，又亮。
像只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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