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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理回来后的第三天，陆云在办公室里接到了银行的电话。
电话是私人银行部的客户经理打来的，声音很客气，语气里带着那种职业化的歉意——那种歉意不是真的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提前为接下来要说的话铺设一层缓冲垫。“陆先生，很抱歉通知您，您名下尾号八八三二的私人账户于今日上午被冻结。冻结方是陆氏集团财务部，理由是‘账户托管授权变更’。您目前无法进行任何转账、取现或刷卡消费。如需进一步了解，建议您直接与集团财务部沟通。”
陆云握着手机，听着客户经理用标准普通话把这段话念完。窗外是重庆灰蒙蒙的天空，嘉陵江在远处无声流淌。从大理回来之后，他一直在刻意推迟面对现实的时刻——那些在洱海边、苍山上被他暂时关在脑海外的问题，现在随着这通电话全部涌回来了。他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知道了。”他把电话挂了，从通讯录里翻出陆氏集团财务总监的号码，打了过去。财务总监接电话的速度很快——他大概一直在等这个电话。
“陆总，这个事不是我能做主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被旁边的人听到，“是陆董亲自签的字。今天一早的文件。所有由集团托管的私人账户，全部收回管理权。不只是您的——但您的是第一批。”
“理由呢？”
“文件上写的是‘资产重组期间的风险管控’。”
“资产重组。”
“是的。”
陆云挂了电话。他坐在办公桌前，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窗外，嘉陵江裹挟着泥沙向东流去，江面上货船的汽笛声闷闷地传来。他没有愤怒，没有骂人，甚至没有觉得意外。从他站在陆家客厅里说出“我要娶的人不是你的计划”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这一天会来。陆震廷从来不是一个会发火的人。他不会摔东西，不会提高声音，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失态。但他会做别的事——更精准的、更不可逆的事。就像他在谈判桌上从来不拍桌子，只是把合同条款一条一条地改掉，改到对方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
陆云打开手机银行，试着转了一笔钱到支付宝。系统弹出提示：账户状态异常，交易无法完成。他试了另一张卡。同样的提示。他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灯管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日光灯的光线惨白而均匀。他名下所有的私人账户都挂在陆氏集团的托管系统里——这是从他一毕业就定下来的安排，为了“合理避税”，为了“资产统一管理”。他一直觉得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安排，就像公司给他配的车和公寓一样，是陆氏继承人身份附带的便利。但技术性的安排在关键时刻会变成致命一击。他从来没有把这些账户当成父亲控制他的工具，但现在他知道了——它们一直都是。从他大学毕业那天起，每一笔工资、每一次奖金、每一个投资账户，都有一条看不见的线连回陆震廷的办公桌。
他算了算自己手头的现金。工资卡里还有两万多——那是海外事业部的工资卡，不算在托管系统里，大概是因为金额太小，不值得托管。公寓的租金已经付到了年底，水电费自动扣款，暂时不会断。车贷还没还完，但车贷是从托管账户里扣的——现在扣不了了。他把工资卡放在钱包里，把其他几张被冻结的卡从钱包里抽出来，一张一张地放在抽屉里。那些卡片在灯光下闪着冷光——黑色的、金色的、铂金的，每一张都印着“VIP”字样。现在它们全部失效了。他合上抽屉，给尼玛发了一条微信：“晚上想吃什么？我买菜回来。”
他发完，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看文件。
接下来的一周，陆云开始做他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借钱。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王浩。王浩是他大学室友，上下铺睡了四年，现在在深圳做跨境电商，身家不算少。两人毕业后见面不多，但每年春节都会互发一条消息，不是那种群发的祝福短信，是实实在在的几句问候。上一次见面是两年前在深圳出差时一起吃了顿饭，王浩喝多了，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当时陆云笑了笑，说好。他从来没想过自己真的会开口。
陆云开口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不自然，不是说不出“借钱”这两个字——在商场上他说过无数次，向银行贷过款，向投资人融过资——而是说不出“我需要”这三个字。不是不好意思，是这三个字太重了。他向银行说“我需要”的时候，抵押的是公司的资产和未来的利润。向朋友说“我需要”的时候，抵押的是三十多年的自尊。
“多少？”王浩问。
“五万。周转一下。一个月还你。”
“没问题。把你卡号发我。”
五万块，对于以前的陆云来说，只是一顿饭、一瓶酒、一次商务宴请的零头。在洲际酒店请赵家那顿饭，光是那瓶茅台就不止五万。对于现在的陆云，是接下来两个月的房租、水电、吃饭、加油、尼玛的药。王浩什么都没问，转账的时候附言写了三个字：“自己人”。他看到那三个字，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窗外嘉陵江上的货船拉响了汽笛，低沉悠长。
第二个电话打给了李博。李博是他在商学院的同学，做地产的，这几年不太好过。陆云开口的时候，李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哥，不是我不帮你。上个月陆氏的人找过我——不是陆董本人，是他秘书。说让我注意和你的资金往来。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但我这边有好几个项目还指着陆氏的供应商合同，实在是——”
“没事。”陆云打断了他，“我知道了。”
他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桌上。陆震廷的触角比他想象的要长。不只是冻结账户——那个动作很简单，签个字就行了。更致命的是后面的连锁反应：他合作过的人、借过钱的人、有利益往来的人，全都收到了同样的暗示。陆震廷没有说“不准帮他”。他只是用更文明的方式传达了一个信息——陆云的财务出了状况。在商场上，“财务出了状况”这六个字比任何谣言都更有效。没有人会借钱给一个财务出了状况的人。就像没有人会往一艘正在漏水的船上搬东西。这不是冷漠，是本能。
李博不是第一个收到“暗示”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想起上周和两个供应商吃饭时，对方的态度比以前冷淡了不少——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现在他知道了，那不是错觉。那顿饭的账单是他用工资卡付的，一千二百块，付完之后他看了一眼余额，心里算了算还能撑多久。
第三个电话他没有打出去。他翻着通讯录，从上往下划，从下往上划，划了好几遍。每一个名字都有不能打的原因。有些是陆氏的合作方，打过去等于自投罗网。有些是陆震廷的朋友，打过去等于向父亲求饶。有些是他不想让看笑话的人——那些在商会饭局上和他称兄道弟的人，那些在恒通家宴上举杯祝他前途无量的人。他把通讯录关掉，靠在椅背上。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发出的细微气流声。他想起刚接手海外事业部那年，陆震廷在年会上说的话：“陆氏不光是一个公司，它是一个平台。你在这个平台上，什么都有。你离开这个平台，什么都没有。”他当时只是觉得那是父亲惯常的说教，在年会上说给所有人听的场面话。现在他知道那是预言。他父亲不是在威胁他——他父亲是在陈述一个他花了三十年构建的事实。
他开车回家的路上，接到了陆震廷的电话。
“账户的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陆震廷的声音和往常一样平稳。
“知道了。”
“这不是惩罚。”陆震廷顿了顿，“这是提醒。”
“提醒什么？”
“提醒你，你说的那些话是有代价的。你在饭桌上说你有想娶的人，你没有想过这句话的后果。我是在帮你补窟窿。恒通那边还在等你的答复。赵敏之后天回上海。你还来得及。”
“如果我不答复呢？”
“那你就继续体验没有平台的日子。”陆震廷挂了电话。
陆云把手机扔在副驾驶上。车子驶过长江大桥，江面上的货船正在装卸集装箱，吊臂缓缓转动，把一只只铁箱子从船上移到岸上。他想起当年陆震廷逼他报商学院时说的一句话——他本科学的土木工程，他想做设计，想做工程，想建真正能用脚踩上去的东西。但陆震廷说，设计是设计师做的，你将来是要管理公司的。他听从了。他从来没有不听从过。从专业选择到职业规划，从社交圈子到联姻对象，每一次他都在父亲画好的路线上走。这是第一次他偏离路线。第一次的代价正在被精确计算——他的银行卡、他的车、他的公寓、他在商场上积累了十几年的人脉和信用，全部被一个一个地收回。
那天晚上，他在浴室里洗了很久。热水从花洒里冲下来，打在他的肩膀和后背上，水流顺着脊背往下淌。他闭着眼睛，脑子里全是今天打过的那些电话——王浩说“自己人”，李博说“不是不帮你”，剩下的名字他没有勇气打。这些名字他记了很多年，在商学院的通讯录里、在年会的签到表上、在合作项目的合同附件里。他曾经以为这些名字是他的“人脉”。现在他知道了，人脉不是你的——是你站在的那个平台上的人借给你用的。平台不在了，人脉就没了。
他关掉水，擦干身体，站在镜子前。镜子里的男人看起来和他本人一样疲惫。眼袋比以前更重，颧骨比以前更突出，嘴角的弧度比以前更往下撇。他用毛巾擦了一把脸，穿上衣服，推开了浴室的门。
尼玛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条织了大半的新毯子。梭子在她指尖间停住了。她抬起头看着他。她的眼睛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明亮——不是那种兴奋的亮，而是某种更安静的、洞悉一切的亮。她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你今天不太一样。”她说。
“哪里不一样？”
“你不说话。你不说话的时候，声音最大。”
他在她旁边坐下。沙发垫微微陷下去。窗外有汽车驶过的声音，轮胎碾过柏油路面，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他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指很凉，但手心是温热的。
“尼玛。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我知道。”她说。她的手指在他的掌心里微微动了一下。
“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还没说。”
“从你进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走路的声音和平时不一样。你的脚落在走廊上的声音更重。你洗完澡出来没有擦头发。你平时都会擦头发。”她的另一只手还握着梭子，但梭子没有继续动。“什么事？”
“我爸冻结了我的账户。”
尼玛沉默了一瞬。“所有？”
“所有挂在集团名下的。现在只剩工资卡。还有——”他停了一下，“我借了五万块。从大学同学那里。五万块，够我们两个月。但车贷还不上了。银行会来催。公寓的物业费也快到期了。”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汇报一个和自己无关的项目进度。但他的手在微微发抖。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她注意到了。
“两个月。”
“嗯。”
“两个月够我们想办法。”
“你病还没好。药不能断。医生说了，断了会越来越重。你的药每个月自己承担的部分是——”
“不要想药的事。”她打断他。她的声音不高，但很稳。“在山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也活下来了。郎当山谷的木屋里，只有一袋糌粑、半块酥油、一壶水。我们活了三天。两个月够长了。”
陆云看着她。她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仍然那么清澈。她没有被他父亲的手段吓到。或者说，她早就预见到这一刻会来。从她在阳台上说出“如果我不在了你会怎么样”的时候，从她在嘉陵江边说“我不想让你因为我离开它”的时候，她就预见到了一切。她不是在等这一天的到来——她是在等他把这些话说出来。
第二天，他把车还了。那辆黑色的奔驰，他已经开了三年，从接手海外事业部那天起就开着它。车钥匙上挂着一个陆氏集团标志的钥匙扣，皮质的，边缘已经磨得发亮。他把车开到4S店，签了提前退租协议。销售顾问认识他——他买车的时候还是陆氏的海外事业部负责人，对方殷勤地倒了三次咖啡，用的是店里的精品咖啡豆，不是速溶的。这次来退车，对方给他倒的是一杯已经凉了的茶，茶叶是最普通的那种，泡得太久了，又苦又涩。陆云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把车钥匙放在桌上，走出了4S店。他站在门口，看着重庆灰蒙蒙的天空。他没有车了。他拿出手机，叫了一辆网约车。等了十五分钟，比平时多了五倍的时间。
接下来几天，他每天早上坐公交车去公司。从南岸到渝中，十四站。他以前从来没有坐过这条线路，连公交车怎么刷卡都不知道——第一天上车时他在刷卡机前站了好几秒，司机不耐烦地指了指感应区的位置。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不断后退的行道树。黄桷树的叶子已经从嫩绿变成了深绿，梧桐絮还在飘，落在车窗上，被雨刷扫到一边。他旁边坐着一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戴耳机听歌，声音大到漏出来，是某个他不认识的歌手的说唱。他想起自己十七岁的时候，上学有司机接送。他从来没有坐过公交车。他现在和所有人一样了。
下班后他步行去超市。超市在小区门口，不大，两排货架，灯光是那种老式的日光灯，照得每一样商品都泛着惨白的光。他在冷冻柜前站了很久——牛腩、鸡胸、猪肉末，每一盒都贴着打折标签，黄色的标签上印着红色的数字。他以前买菜从来不看你格。他把一盒打折牛腩放进购物篮，又拿了一把青菜和一袋土豆。他走到药店那一排，拿起尼玛常吃的那种药——棕色玻璃瓶，白色标签，上面印着不认识的化学成分名称。他把药瓶翻过来，第一次认真看到价格。那个数字印在标签的右下角，很小，但很清楚。他以前每次刷卡买的时候从来没有留意过。他把药瓶放进购物篮里，然后去收银台结账。收银员扫了码，屏幕上跳出一个数字。他看着那个数字，从钱包里拿出工资卡，输了密码。交易成功。他拎着塑料袋走出超市，手指被塑料袋提手勒出了红印。
回到公寓，他把买的东西放在厨房，走到阳台上给王浩转了一千块。“第一期。慢慢还。”王浩回了一个笑脸，又加了一句：“不着急。有困难随时说。”他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在栏杆上，望着远处的长江。江水在暮色中滚滚向东。他把手机拿起来，翻到王浩发的那三个字——“自己人”。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进口袋里。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陆云的工资卡在超市收银台上弹出了“余额不足”。
收银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扎着马尾辫，化着淡妆。她把卡还给他，说：“先生，换一张吧。或者我们这里可以微信支付。”声音很轻，大概是怕他尴尬。他翻出手机里的支付宝，绑定了另一张备用卡——那张卡是他大学时办的，一直没怎么用，里面还有几千块。输完密码的那一瞬间他忽然想不起来密码是多少。他试了两次，都错了。第三次，他把她的生日输进去，终于对了。走出超市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透了。他拎着塑料袋站在路边，看着远处灯火通明的渝中半岛。那些光倒映在江面上，和昨晚一样璀璨，和前天晚上也一样。
回到公寓时，客厅的灯关着。尼玛不在沙发上，也不在阳台上。他把塑料袋放在厨房台面上，走到卧室门口，推开门。
她在打电话。
她坐在床边，手里握着手机，背对着门。她的肩膀微微弓着，头低得很低。他没有听到她说什么——她的声音压得很轻，轻到几乎听不见。但他在推门的瞬间，捕捉到了最后一个词。那是夏尔巴语。他在洛萨节的时候听过——村里那个老妇人说过的，尼玛阿妈也说过的。是“阿妈”。
她听到开门声，转过头。她的眼睛在手机屏幕的微弱光线里闪着某种他不太确定的东西——不是眼泪，她不是那种会在电话里哭的人。是比眼泪更深的什么。像在很远的地方走了很久，忽然听到了家的声音。她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床头柜上还放着她的药瓶——那瓶棕色小瓶，标签上的字已经被磨得模糊了。
“你在和谁打电话？”他问。
“阿妈。”她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擦完之后手背上有微微的湿痕。“没什么事。只是问问她好不好。”
陆云在她身边坐下。她的肩膀是僵硬的，这是他在山上从来没见过她露出的姿态。在山上她的肩膀总是松的，即使在雪崩之后。那时候她靠在木屋的火炉边，肩膀松得很自然，像一只在太阳底下晒够了毛的猫。
“你跟你阿妈说什么了？”
“我说我们很好。我说重庆很美。我说江边的灯火很好看。我说你对我很好。”她的声音微微发颤，但她很快就控制住了。“我没有骗她。灯火是很美。你对我很好。我只是没有告诉她别的。”
“什么别的？”
“你爸冻结了你的账户。你还了车。我们在借钱买菜。”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粗糙的手。“这些我没有说。她不需要知道这些。”
陆云把她拉过来。她的头靠在他的胸口，她的头发蹭着他的下巴。他能感觉到她的肩膀在他的手掌下微微起伏。她身上有淡淡的酥油味——早上在窗前供灯时留下的，混着厨房里切土豆时沾上的生淀粉味。
“你阿妈说什么了？”
“她说——”尼玛停下来，咳了两声，“她说，阿妈在这里。阿妈一直在。不管翻过多少山，阿妈都在。阿妈说山那边的事情她不懂，但她知道她的女儿不会做错事。”她抬起头看着他，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格外亮。“我没有告诉她那些流言。但她好像什么都知道。她说，尼玛，你是夏尔巴人的女儿。夏尔巴人的女儿不欠任何人的债。该还的我们一分不少。不该还的，谁也不能逼你还。”
陆云闭上眼睛。他想象着那个远在珠峰脚下的夏尔巴女人，站在自家石头房子的门廊上，对着电话说着她女儿听不懂的信号中断时的杂音。门廊上挂着褪色的经幡，远处的雪山在暮色中变成金色。她大概刚喂完牦牛，手上还沾着干草屑，围裙上有一块一块的酥油渍。她不认识陆震廷，不知道恒通集团是什么，不理解什么叫“账户托管授权变更”。她只知道女儿的声音从万里之外传来，听起来比以前更累了。她没有办法帮女儿解决任何问题，她能做的只是说一句“阿妈在这里”。这四个字是她在这一刻能给出的最重的东西。
从那天开始，尼玛每天只吃两顿饭。她说她不饿。她在撒谎。他知道。中午他打电话回来问她吃了没有，她说吃了，把昨晚的剩菜热了热。他晚上回来发现冰箱里的剩菜没动。她的锁骨比以前更突出，手腕上的红绳比以前更松了——最松的那根可以往上滑一寸多。她没有说，但他看到了。她早上坐在窗前供酥油灯的时候，袖口滑下来，露出的手腕比以前细了一圈。她把酥油灯点燃，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嘴唇翕动着念完一百零八遍嗡嘛呢叭咪吽。念完之后，她把灯碗放在窗台上，用手背碰了碰那三根红绳，确认它们还在。
她把药量减了一半。她把药片切成两半，用那把从加德满都带来的小刀——刀柄是牛角做的，刀刃已经有些钝了——在床头柜上小心地切成两半，把另外半片包在纸巾里，放在床头柜上。第二天再吃另外半片。他说过不要这样，她说药很贵。她没有说“我们买不起”，但她的意思是“我们买不起”。他看着她把半片药用指尖推进嘴里，喝一口水仰头咽下去，喉结动了一下。他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她不是在抱怨，她是在用她的方式撑着这个家。
又过了一天，陆云下班回来，发现她不在公寓里。客厅空荡荡的，只有江风从开着的窗子里灌进来，把茶几上的中文教材吹翻了好几页。他喊她的名字，没有人答应。他走到厨房，灶台上放着一锅已经凉了的粥，粥表面凝了一层薄膜，旁边是一碟没动过的青菜。她中午大概又没吃。
他正准备拿手机打电话的时候，门开了。尼玛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把青菜、一袋土豆，和一小块用保鲜膜包着的猪肉。猪肉的颜色有些暗，大概是傍晚打折时买的，保鲜膜上贴着黄色的打折标签。她看到他在，微微愣了一下，然后走进来，把塑料袋放在厨房台面上。
“我去买菜了。”她说。
“你一个人走那么远？”
“不远。只是去了一趟菜市场。这边的菜比超市便宜。”她蹲下来，把土豆放进水槽里开始削皮，动作熟练——她在村子里大概也做过无数次同样的事。她低着头，削皮刀在她手里来回移动，土豆皮一圈一圈地掉进垃圾桶里。“超市的土豆一斤三块五，菜市场只要两块八，猪肉倒便宜得更多，以后我去菜市场买。”
陆云靠在厨房门框上，看着她的背影。她的脊背和在山上的时候一样直——蹲在水槽边削土豆的时候，从肩膀到腰是一条直线。但她手腕上的红绳比以前更松了，松到能滑上来。他在他父亲面前没有服过软，在恒通赵家面前没有退过步，在商会所有人的注视下说出“我已经有了想娶的人”。但他挡不住她每天少吃一顿饭，挡不住她把药片切成两半。他可以和整个陆氏抗衡，但他的抗衡是有代价的，而代价值正在被她的手腕一点一点地量出来。
她削完土豆，站起来，把削皮刀放在水槽边。然后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转过身看着他。
“我接了一个翻译的活。”她说。她的声音很平稳，像是在说一件她已经想了很久、终于决定开口的事。“一个旅行社的。帮他们翻译旅游手册。尼泊尔语。他们需要一个会说中文的夏尔巴人。在网上找到我的。”
他看着她。她的手还放在围裙上，手指上沾着土豆皮的碎屑。她的眼神很平静，不是那种“我需要你的许可”的询问，而是“我已经做了决定，现在告诉你”的陈述。和在郎当山谷说“山是活的”时一样的语气，和在和平塔月光下说“你已经拴住了”时一样的语气。
“你在哪里找到的？”
“网上。以前在加德满都认识的一个导游介绍的。他说重庆这边有好几家旅行社都在做尼泊尔的线路，需要翻译。”
“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在家做就可以。他们把文稿发给我，我翻译好之后邮件发回去。字数不多，稿费也不多。但够买菜。”她把围裙解下来，挂在门后的挂钩上。围裙是房东留下的，蓝底白格子，洗过很多次，边缘有些发白。她挂好围裙，转过身，看着他。
“你不要说不用。我知道你会说不用。但我要做。不是因为你钱不够。是因为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她顿了顿，手指摸到了手腕上的红绳——金刚结那根，转了转，让结朝上。“在山上，两个人爬山，不能一个人扛所有东西。你扛一袋，我扛一袋。你的那袋太重了。分一点给我。我能扛。”
陆云沉默了。他知道她不是在请求许可——她是在告诉他，她已经做好了决定。她想扛。她需要扛。把她关在公寓里什么都不让她做，和把她关在陆家客房里一样，都是“关”。她说的——“你们都在关我”，这句话不只对陆震廷和沈佩兰说的，也是对他说的。保护不是关。关不是保护。让她扛，才是让她活着。
“多少钱？”他问。
她说了一个数字。很小。还不够他以前一顿商务午餐的预算。但够买一周的菜，够买那瓶棕色小瓶里的药。他点了点头，然后把她拉过来，在她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是凉的，皮肤上有一层细细的干纹——大概是江风吹的。她的头发里有酥油味、土豆皮的生淀粉味，和窗外飘进来的、嘉陵江的水腥味。
“不要太累。”他说，“我说过要保护你，结果——”
“你没有欠我什么。”她打断他。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他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委屈，而是一种更深沉的、来自她骨髓里的东西。和她在郎当山谷说“山是活的”时一样的坚定，和她在杜巴广场擦象神雕像时一样的平静。“你从来都不欠我什么。在加德满都你帮我还债的时候，我就说过要还你。你说好，慢慢还。我还没还完。现在轮到我帮你了。不是还债——是两个人一起爬山。我们夏尔巴人爬山的时候，谁累了，另一个人就把他的背包接过去。不是可怜他。是相信他。相信他歇够了，会把背包接回去。”
窗外，苍山早已看不见了。那些昨天在阳光下闪耀的雪顶，被重庆的雾和夜色完全吞没。她来的时候，飞机在雪山上空飞翔，珠穆朗玛的金顶在云海之上燃烧。她用手指划过舷窗上那些雪峰的轮廓，一座一座叫出它们的名字。那时候她不知道山那边有什么，但她不怕。因为有他在。现在她知道了山那边有什么——有他父亲的调查报告，有冻结的银行卡，有超市收银台屏幕上跳出的“余额不足”，有她蹲在水槽边削土豆时数着剩下的钱还能买几次药。但她还是不怕。不是因为有他在——是因为她终于找到了自己能扛的东西。那本旅游手册，那些她不认识的中文地名，那些需要她一个字一个字查字典的句子。很轻，但够她扛。
她忽然想起了洛萨节那天，母亲往火塘里添柏枝时沉默的表情。柏枝被火苗舔舐时噼啪作响，散发出一股清冽而神圣的香气。母亲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在火塘边坐了很久，看着那缕青烟袅袅升起，穿过天窗，消散在雪山蓝天的背景里。她现在才明白母亲当时在想什么。母亲大概在想——女儿要去山那边了。那边的山是什么样的，那边的风是什么样的，那边的人会不会在她咳嗽的时候给她递一杯水。母亲什么都没问，也什么都没说。夏尔巴女人就是这样。她们把话放在火里，让烟带走。她们相信风会把烟吹到它该去的地方，把话带给该听的人。就像她今天在电话里说“我们很好”的时候，她的阿妈一定听到了她没有说出口的那部分——“我们在借钱买菜，我把药片切成两半，但我能扛。”阿妈一定听到了。因为阿妈说：“阿妈在这里。不管翻过多少山，阿妈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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