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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二下学期的分班通知是三月底下来的。按成绩划——前五十进快班，剩下的留在原来的班上。建国的名次够。他把课桌里的东西收进书包，从二楼搬到了三楼。
新教室窗户朝南，从窗户往外看能看见县城的全貌。
新教室窗户朝南，从窗户往外看能看见县城的全貌——灰的屋顶、窄的街道、远处县政府的院子。在二楼的时候只能看见操场和围墙。黑板上面的墙上新贴了一张红纸——“距高考还有一年“。贴的人把“一年“两个字用粉笔描粗了。建国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不是自己挑的，是按上次考试的名次排的——全班第十二名。
分快班的名单贴出来的时候建国在名单前面站了一会儿。名单上五十个名字，他在中间偏上一点的位置。旁边有人在上面找自己的名字——找到了的松了口气，没找到的又找了一遍。建国没继续看。他把书包带子收紧了，上了楼。
快班的节奏比原来快了一截。老师不讲基础了，一节课讲三道高考大题，中间不停。后排有人问问题——问的是老师刚讲过的步骤，问完了，老师没答，拿粉笔把那个步骤在黑板上圈了一下。建国在笔记本上记了一道——笔记上每一个字都还是端端正正的，但页边角上多了一些他自己画的箭头，把一道题的另一种解法连到课本上的另一道题。
第一次月考的成绩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建国从后排往前走，在第十二名的位置停了一下。他的手指在名字上划了一下——不是确认是自己，是看上面那十一个人的名字。前面几个是县城和镇上的，其中有两个是以前初中快班升上来的，还有一个是老师的孩子。每个人的分数段差三四分——要在下一次翻过一个人去需要多做对一道大题。
他把手从墙上放下来，坐回了位置。
窗外操场上有慢班的男生在踢球。建国往窗外看了一眼——那个球场一年前他还会去跑几圈。现在他只在窗户里面看了。
县城的天到了五月开始热起来。教室里的风扇在头顶转，吹下来的风是温的。
省城的夏天来得比村里早。
海龙蹲在举升机旁边拆一个变速箱的壳体。壳体螺丝锈了，他用梅花扳手套上去，手腕一别一松，螺丝动了。旁边的工具箱上新贴了一块胶布——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海龙“。
铺子上个月来了两个新学徒。一个姓高的、一个忘了姓什么——海龙没问过。两个人都十九二十的样子，比海龙大两三岁。他们来的时候手里拎的不是行李袋，是人造革的挎包，包的侧面塞了一卷纸。高个子的那卷是技校的毕业证。
他们第一天来的时候师傅让他们把零件架上的螺帽按型号重新排一遍。姓高的那个蹲下去，先拿卡尺量了一个M8的——然后从架子上准确抽出所有同型号的。海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认螺帽是用手摸——圆的是螺帽、扁的是垫片、带齿的是弹簧垫圈——姓高的不用摸，他看。他看六角螺帽的时候能报出牙距。海龙把手里的扳手换到另一只手上，拇指在扳手柄上蹭了一下。
两个新学徒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聊学校的事。姓高的说他读的技校在郑州——省城最好的——两年制，出来后算技术员。“现在光有手艺不行，“他把搪瓷碗搁在桌上，“得有本。有本到哪里都是技术员。“
海龙蹲在旁边吃自己的。饭盒换了——从粗瓷碗换成了铝饭盒，跟建国在县高中食堂用的一样。他把饭和菜拌在一起，筷子在饭盒里搅了两下。身后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是新到的学徒搁在墙边的挎包被风吹倒了。
他晚上在出租屋里坐了很久。屋里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盏四十瓦的灯泡。桌上搁着一张信纸，压在工具箱下面。信纸上写了三行字——“建国，“——然后是两行刚开了头就划掉的句子。最后一行写到一半:“我现在修的已经不是拖拉机了“。
海龙把笔搁在桌上。他看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把信纸从工具箱下面抽出来，揉在手心里——纸团不大，揉皱了以后只有半个拳头大小。纸团掉进墙角那只捡来的铁皮垃圾桶里，在桶底滚了一圈。没有声音。
窗外是省城的夜晚。对面街上一家舞厅的霓虹灯招牌亮着——红蓝绿轮着闪。红色的光照在出租屋的窗框上，停三秒，然后换成蓝的。在村里，天黑了以后只有月光和煤油灯。建国没见过这个。
海龙把灯关了。霓虹灯的红光又从窗户漏进来一点，照在工具箱侧面的扳手上——手柄亮了一下，又暗了。
村里六月又走了两个人。
一个是李家的老二，比王威大一岁，去了福建。一个是钱家的老四，跟王威同岁，去了东莞。走之前都没在村口站——不是坐班车走的，是骑自行车到镇上转火车，一个人，行李袋绑在后座上。王威是从村委的出入名单上知道的——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在下一次水渠工料分摊表上了。
王威爹蹲在门槛上，把烟灰往门框外面磕了一下。“走了好。地不够种。“他抽了一口烟，烟头亮的时候照了脸下半截。“早些年下地的都得排队等活，现在地在那搁着没人种了。“
王威没接话。他蹲在院子里，把算盘搁在腿上，一颗一颗地拨珠子，拨完一行又用拇指把珠子全推回去。算盘珠子归位的咔嗒声在院子里响了一阵，然后他停手了。
他把手搁在算盘上，往院墙外面看了一眼。村路是空的。夏天的太阳把路面晒得发白，路面比前两年更白了一些——走的人多了，土被磨细了。他在心里想了一下——以前走这条路的人多、还是现在多——他没有结论。他只知道路上那些脚印的方向不一样了。以前都是朝地里去的、朝村里去的，现在有一部分朝着村口外面。脚踩下去的时候带起来的土粒子往桥头那边飞。
他站起来，把算盘放进屋里。桌上的账本翻开在最新一页——上面的“乡镇企业“和“二蛋去广州“还在。他拿起铅笔，在二蛋那行下面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铅笔的笔尖钝了，字的笔画比上午写的粗。他写完了没把铅笔削——他把铅笔搁在本子旁边，看了看本子上这三行字。三个不在村里的人。
窗外的蝉叫了一声。
晚上他在院子里搬了把椅子坐着。椅子是爹做的，四条腿有一条短了一截，坐上去会往左边斜一下。他爹进屋了。头顶的月亮是半边。村路一直伸到桥那边——桥那边还是村子，过了村子才是铁轨。铁轨往南。
他坐在椅子里没动。手搁在膝盖上。虎口上的茧比去年又厚了一层。明天一早还要去锄地——玉米快抽穗了，今年雨水不算好但也不算坏，跟前年差不多。他算了一遍——跟前年差不多。他算了第二遍。
然后他不算了。他把手从膝盖上拿起来，站起来，把椅子拎进屋里。
七月的最后一个晚上海龙又坐到了桌前。
工具箱从桌子底下拉出来了——扳手还在，齐老板给的套筒也在。他从抽屉里重新抽了一张信纸。不是修车铺的公用信封，是他在街口杂货铺买的一本信笺，封面上印着一枝梅花。他把信纸铺平，拿起铅笔。
他写了三个字。“建国。“
然后他搁下了笔。
窗外霓虹灯还在闪。红灯。蓝灯。绿灯。红灯。
海龙把信纸对折了一下——没有字，只有“建国“和后面一大片空白。折好以后他把信纸夹进了工具箱里——压在扳手下面。工具箱盖子合上了。他关了灯，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省城的夜晚比村里亮——霓虹灯的光从窗帘边上漏进来一条线，细的，在墙上走了三圈颜色。
然后他也躺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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