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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临江落了入冬头一场雪。
雪不大，落地就化。报刊室的炉子烧得旺，管理员宋大姐往里添了两块蜂窝煤，嘟囔今年煤紧，要省着烧。
陶爱民把当天的报纸理顺、插架，回到桌角，翻开自己那本小账。
国债行情，他记了七个月。九十七块五吃进三万面值那天，他在本子上画了一条线，线后头写了一行小字：一百零五，走。不贪。
十一月，临江证券业务部门口的小黑板上，九一年国库券挂牌价爬到一百零三。十二月上旬，一百零五。他没有动。
那几天营业部门口总聚着一堆人，围着小黑板议论。一个戴皮帽子的说，年底能看到一百一；旁边人笑他没根，两人差点吵起来。陶爱民站在人堆外头听了两句，走了。
行情这个东西，越有人喊价，越要走自己的线。
十九号那天，黑板擦过，粉笔字换成了：一百零七。
他中午又去看了一遍，确认没看错。第二天一早，去了柜台。
“同志，出。“他把三万面值的国库券从挎包里取出来，码进铁栅栏底下的凹槽。
柜台里的姑娘抬眼看了他一下。学生模样，出手就是三万面值，这种客人一年碰不上几个。她抽出放大镜，一张一张过：看水印，摸版纹，又抽了两张对着窗光照。
验完，点钱。没有点钞机，全凭手。一百张一沓，皮筋扎好，一沓一沓从栅栏底下推出来。
点到最后，姑娘多嘴了一句：“不再等等？看着还要涨。“
“落袋为安。“陶爱民说，“涨上去的，是别人的了。“
三万二千一百块。
他把钱贴身装好，包带勒在肩上，走出营业部。街上化雪，泥水混着煤渣。他一步一步走回学校，没逛街，没下馆子。
成本二万九千二百五，到手三万二千一百，账面利润两千八百五十块。七个月，百分之九点七。
不算厚。
跑国库券那两年，一趟合肥一趟南昌，挤车、蹲站、睡浴室，利润比这厚。可那时候缺本钱，挣的是腿钱。如今本钱攒起来了，就该换一种挣法——挣趋势的钱，挣信息的钱，不挣辛苦钱。
出手那天晚上，同宿舍的赵德海问他：“都说到年底能涨到一百零八，你急什么？“
“我定的线是一百零五。“陶爱民说，“多出来的两块，是别人运气，不是我的本事。“
赵德海撇撇嘴，没再问。问也问不出更多——这人的账，从来不给人看第二页。
元旦后他又去了一趟营业部，黑板上一百零八了。他站了半分钟，转身走。心里像有人拿小钩子挠了一下，挠完就过去了。
券卖完了，人没闲着。
合肥有个宋头，圈里人叫他把号头子，手底下七八个乡下收券人，货散，价低，凑不成大数。南昌万寿宫有家邮票社，涂老板开着，门面上卖邮票，后屋收国库券，手里压着现钱，专吃大单。
这两个人，是他跑了两年腿攒下的交情。一个有货没钱，一个有钱没货，中间差的，就是一条信得过的线。
十一月中，他去邮电局挂了个南昌长途。长途要排队，轮到他，手心里全是汗。
“涂老板，我给你搭个桥。合肥有货，面值一万上下，价钱你们两家自己谈。我不管价，只抽面值的三个点。货你验，钱他点，我不沾手。“
电话那头沉了一会儿。“小陶，你人不到场？“
“我不到场。人到场，这钱我就不好意思抽——我抽的不是跑腿钱，是保人的钱。宋头的货，两年了，出过一张假券没有？“
“……两个点行不行？“
“不行。“陶爱民说，“三个点里，一分是给宋头手下人喝茶的，一分是电报和长途的茶水钱，落到我手里的就一分。两个点，这条线我搭不下来，你也得另找人。“
“你这嘴。“涂老板在电话那头笑骂，“发货。“
回来路上他进了趟储蓄所，存两万，活期。留一万二千一百在手边——做中介要垫电报费、周转头寸，现金不能压死，也不能全露白。这习惯是跑券那两年养下的：钱分两处，一处生息，一处办事。
第一趟，面值一万，成了。汇款单上三百块佣金，附言栏空着。
第二趟出过一点岔子。宋头发货迟了三天，涂老板那头不悦，来信的话头很硬。陶爱民两边各去了一封信，给涂老板说迟的三天里行情没动、货一两不少；给宋头说下批货再误期，这条线他只好另搭别人。两头都回了软话，货照走，钱照结。
到一月，前后搭了六趟。面值从八千到一万二不等。最大的一单，涂老板压价压得凶，宋头拍来电报骂娘。陶爱民两边各去了一封信：给宋头的信里，自己让出半分佣金；给涂老板的信里，添了一句“下批货比这批齐整“。两头都落了面子，单子成了。
事后宋头写信来问那半分是什么意思。他回了七个字：路长，不挣最后一分。
六趟佣金，合计一千八百块。电报费、长途费、信纸邮票，他都记进成本栏——一毛五一个字的电报，六趟下来花了九块多。做中介看着不动腿，动的是纸和墨，一样是本钱。
第七趟，他没有搭。他给宋头去了封信，说年后这条路要收一收。宋头回信骂他死脑筋，有现成的钱不挣。骂完，照旧寄来一包芜湖瓜子。
他看得明白：转让市场一放开，差价一年比一年薄，这碗饭吃到头了。饭吃到头，人情不能吃到头——线留着，路以后再说。
报刊室的勤工俭学，八块一个月，他领了十一个月，八十八块。钱薄，可这是学校发的，干净，记账的时候单列一栏。
一月中旬的一个夜里，他在宿舍合账。
现金、存款、汇票兑开的，拢共三万三千九百八十八块。
这一年的增量，他用铅笔在底下拉了一道横线：国债，两千八百五十；中介，一千八；勤工俭学，八十八。合计，四千七百三十八。
他盯着这行数看了半天，又添了一行小字：比跑十趟车少，但不动腿、不缺课、不担险。
写完，合上账本，塞回褥子底下。
腊月里报刊室清闲。他照常值班，把积压的旧报纸一份一份理出来，按月捆好。翻到一摞《解放日报》的时候，手停住了。
十一月底的一张，中缝，铅字小得要贴到纸上才看得清，夹在一条修锁广告和一条征婚启事当中：
上海将发行股票认购证，每张三十元。
他把这行字从头到尾看了两遍，又倒回来，看了第三遍。
三十块，一张。一个工人小半个月工资，换一张纸。这张纸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一个“可能“。
他想起九十七块五那天。当时营业部门口也是一片观望声，都说国库券是死钱。后来呢？
头顶的灯泡嗡嗡响。他把报纸照原样插回架子上，坐回桌角，往炉膛里添了最后一块煤。
窗外，雪又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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