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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4章 变局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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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翻凳子的那一刹那,周伯钧脑海里闪过的最后一个念头,竟是三十年前第一次进京赶考时,在长江船上见着的那轮明月——那么圆,那么亮,照着一江春水向东流,浩浩荡荡,不回头。

    未时,袁世凯正在吃午饭。

    菜很简单:一碟酱肘子,一碟炒豆芽,一碗小米粥,两个白面馒头。他吃得快,却不声不响,筷子几乎不碰碗边,透着股军人的利落。

    杨度、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陪坐在侧,谁也没说话,只有细微的咀嚼声,混着屋外隐约传来的市井喧哗,倒也不显得冷清。

    “宫保,”一个侍卫匆匆进来,附在袁世凯耳边低语了几句。

    袁世凯手中的筷子停了停,随即又夹起一筷子豆芽:“知道了。派人去收敛,恤银……按五品官例给,再给家属捎句话,让他们好生安葬。”

    侍卫退下后,冯国璋忍不住问:“宫保,是……出了什么事?”

    “一个老翰林,在自家悬梁了。”袁世凯淡淡说道,喝了一口粥,听不出喜怒,“姓周,光绪二十一年的进士。听说儿子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早就剪了辫子,闹着要共和。”

    饭桌上又陷了沉默。段祺瑞放下筷子:“这已是今日第三起了。早晨有两个满族宗室,在什刹海投了水,尸体刚捞上来。”

    “意料之中的事。”袁世凯擦了擦嘴,“一个王朝没了,总得有人殉葬。只是……”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殉葬的若是忠臣,那是他们的气节,咱不拦着。可咱们这些人,得想着怎么活,怎么让这个国家活。”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自家后花园,腊梅正开得旺,点点鹅黄缀在枯枝上,在积雪映衬下格外醒目。

    “诏书颁布了,清室退位了,可真正的难事才刚开始。”

    袁世凯没回头,声音平静却字字千钧,“南方那边,孙先生虽答应让位,但宋教仁那些人盯着《临时约法》不放,要搞责任内阁,说白了就是想限制总统权力。咱们北洋内部,也有不少人心思浮动——觉得共和了,规矩变了,是不是该重新排座次了?”

    “谁敢!”段祺瑞霍然起身,手按在腰间的军刀上,“北洋是宫保一手带出来的,谁要是敢有二心,我段祺瑞第一个不答应!”

    “芝泉,坐下。”袁世凯摆摆手,语气缓和了些,“不是二心不二心的事。是人心里都有一本账——跟着我袁世凯,能不能有前程?这共和了,规矩变了,大家的账本也得跟着变变。”

    他转过身,眼睛里闪着精明的光:“所以接下来几件事,你们务必办好。

    第一,通电全国,明着拥护共和,我袁世凯即日将就任临时大总统。

    第二,跟南方谈判,定都问题、政府组成、军队编制,都要拿出章程,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

    第三……”

    他顿了顿,声音压低:“第三,派人去联络各省督抚——尤其是张勋、张作霖那些还留着辫子的。告诉他们,清室虽退,但优待条件优厚,他们各自的地位、兵权,只要拥护新政府,一概照旧,绝不动他们分毫。”

    冯国璋会意:“宫保是怕他们学那周翰林,也搞殉葬的蠢事?”

    “殉葬这蠢事,有人做一次就够了。”袁世凯走回桌边,端起已经凉了的茶,“我要的是天下太平,是权力平稳过渡。至于那些想不通的……”

    他没往下说,但众人都听懂了未尽之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申时,前门大街,“小七爷裁缝铺”

    铺子不大,临街两间门面,后面连着住家。掌柜的姓祁,行七,街坊们都叫他“小七爷”。其实他已四十出头,只是生得面嫩,又爱说笑,这名号便一直叫了下来。

    今日铺子早早打了烊。祁七爷让伙计去买了两斤酱牛肉、一只烧鸡、一坛老白干,又把老母亲、妻子和三个孩子叫到后堂,说要“全家吃顿好的,热闹热闹”。

    “爹,今儿是什么好日子啊?居然有烧鸡吃!”大儿子祁家栋问。他十六岁,在铺子里学手艺,脑后的辫子剪了一半,还剩个短撅撅的尾巴。

    祁七爷没直接回答,先给老母亲斟了小半杯酒,又给自己满上:“娘,儿子敬您一杯,您尝尝这酒,是老字号的老白干。”

    老太太七十多了,牙掉得差不多了,抿了一口酒,辣得直皱眉:“老七,你这是唱哪出啊?平白无故的,怎么想起喝酒了?”

    “娘,您听说了没?皇上……退位了。”祁七爷说这话时,声音有点发颤,带着难掩的激动。

    老太太愣住了,手里的筷子“啪嗒”掉在桌上。她活了七十多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也时常骂“这世道不公”,可“皇上”这两个字,在她心里就是天,是地,是雷打不动的规矩。

    “退……退位?那往后……就没皇上了?”

    “没啦!”祁七爷又喝了一口酒,脸上泛起红晕,“报纸上说了,往后叫共和,国家是大家的,人人平等,不用再给皇上磕头了!”

    “平等?”二女儿祁秀英小声问,小姑娘十三岁,梳着两条小辫子,“那咱这小裁缝铺,也能跟‘瑞蚨祥’那样的大铺子平等?”

    一句话把全家都逗笑了。笑声中,那种莫名的紧张感消散了不少。祁七爷夹了块鸡腿给母亲,又给孩子们分肉,话匣子彻底打开了:

    “其实啊,有没有皇上,咱小老百姓的日子不还得过?该做衣裳的还得做衣裳,该吃饭的还得吃饭。只是……”他顿了顿,眼睛发亮,“我琢磨着,这往后,有些规矩得改改了。”

    “啥规矩啊?”妻子问道。

    “你看啊,这皇上没了,宫里的太监、宫女是不是得放出来?那些王公大臣,没了俸禄,是不是也得变卖家当?”

    祁七爷越说越兴奋,“我听说,已经有人在收宫里的老物件了——那绣工、那料子,都是顶好的!咱们要是能收些来,拆了改改,做成新式衣裳,保准好卖!”

    妻子嗔怪道:“你啊,就知道做买卖!眼里除了衣裳就是银子!”

    “不做买卖,这一大家子吃什么?喝西北风啊?”祁七爷理直气壮,“再说了,这世道变了,咱也得跟着变,不然就得被淘汰。家栋,”他看向大儿子,“明儿起,你别光学长袍马褂了,多看看洋装的样子。我估摸着,往后穿西服、学生装的人,指定得越来越多。”

    一直没说话的老太太忽然开口,声音带着犹豫:“那辫子……真都要剪?我听说剪了辫子,就不是大清的人了。”

    全桌人都安静了。祁七爷摸了摸自己脑后的辫子——这条辫子他留了四十年,每天早晨妻子给他梳头,编得整整齐齐。夏天热得难受,冬天沉得压脖子,可他从没想过要剪。

    “剪吧。”良久,祁七爷叹了口气,“皇上都没了,留这辫子给谁看?赶明儿,我带着你们全家都去剪了,也赶赶这共和的时髦。”

    他说得轻松,可端起酒杯时,手却在微微发抖。有些东西,留了一辈子,真要割舍时,心里还是会空落落的。

    戌时,袁世凯书房

    烛火通明。袁世凯换了一身家常的枣红缎面棉袍,靠在太师椅上闭目养神。杨度坐在下首,正在汇报各地发来的电报。

    “南京孙先生来电,祝贺宫保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并邀宫保尽快南下就职。”

    “黎元洪从武昌来电,表示全力拥护共和,愿听宫保调遣。”

    “山西阎锡山、广西陆荣廷、云南蔡锷……各省督抚的通电都已到齐,都是拥护之意,没一个敢唱反调的。”

    “只有张勋从徐州发来密电,问……问清室退位后,他的‘定武军’该如何自处,还问能不能继续留着辫子。”

    袁世凯睁开眼,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张勋的辫子军,现在有多少人?”

    “约两万,盘踞在徐州一带,军纪……不甚好,时常骚扰百姓。”杨度答道,湖南口音里带着几分担忧。

    “给他回电:定武军编制保留,饷银照发,让他原地待命,不可妄动。”袁世凯顿了顿,补充道,“至于辫子,告诉他,想留就留着,只要他拥护新政府,不闹事,没人会管他。”

    杨度一愣:“宫保,这恐怕不妥吧?如今全国都在剪辫子,张勋留着辫子,怕是会遭人非议。”

    “非议怕什么?”袁世凯不以为然,“只要他手里有兵,肯听话,留条辫子算什么?咱们现在要的是稳定,不是形式。”

    杨度记下,又问:“宫保,关于定都之事,南方坚持要设在南京,说是革命起源之地,且可摆脱北方旧势力牵绊。咱们该如何回应?”

    “北京是国都,这是铁打的事实,不能变。”袁世凯语气坚决,河南官话里带着强硬,“中央政府若设在南京,如何控制北方诸省?如何震慑蒙藏边疆?孙先生他们想得太简单了。”

    “可若坚持在北京,南方代表恐怕不会轻易同意。”

    “那就谈。”袁世凯坐直身子,眼神锐利,“告诉他们,我袁世凯可以南下就职,但就职后必须回北京理事。至于《临时约法》……先应下来,细节日后再慢慢商议。”

    杨度欲言又止。他跟随袁世凯多年,深知这位主公的作风——凡事先答应,拿到权力再图变通。可这一次,面对的不是腐朽的清廷,而是一群同样精明、同样有理想有手段的革命党人。这承诺,日后真能轻易推翻吗?

    “还有一事。”杨度从怀中掏出一份密报,“日本公使日置益今日私下拜访外交部,探听我国政体变更后,对满蒙地区的态度,话里话外……似乎有所图谋。”

    袁世凯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冰冷:“日本人向来无利不起早。回复他们: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至于既有条约,新政府自会依循,但想趁机捞好处,门儿都没有!”

    话说得硬气,可两人心里都清楚:武昌起义后,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已在山东、东北增兵。如今清室退位,中央政权更迭,正是列强趁虚而入的时机。

    “多事之秋啊。”袁世凯长叹一声,揉了揉眉心,“度子,你说我袁世凯,将来史书上会是个什么名声?”

    杨度一愣,斟酌着道:“宫保促成清室和平退位,避免了战火蔓延,保全了亿万生灵,此乃不世之功。将来史笔如椽,必是千古流芳的英雄。”

    “英雄?”袁世凯截断他,嘴角泛起一丝苦笑,“孙先生他们会骂我是‘窃国大盗’,那些遗老遗少会咒我是‘乱臣贼子’。至于百姓……”他顿了顿,眼神复杂,“百姓只看谁能让他们吃饱饭,穿暖衣,谁能让他们过上安稳日子。”

    他站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本《资治通鉴》,随手翻开一页,正是“王莽篡汉”那一篇。烛光下,他的侧影投在墙上,高大,却又透着股说不出的孤独。

    “我不在乎身后名。”袁世凯合上书,声音很轻,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只在乎眼前事——这个国家不能乱,这个政权得稳住。至于手段……成王败寇,自古如此。”

    窗外传来更夫的梆子声:梆——梆——梆——

    三更了。

    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就这么在紫禁城的钤印声中、在老翰林悬梁的白绫下、在市井百姓的笑语与忐忑里、在袁世凯书房的烛火摇曳间,缓缓落下帷幕。

    一个时代,随着帝制的终结,彻底画上了**。

    另一个时代,裹挟着新生的希望与未知的迷茫、理想的光芒与权谋的算计,正轰然走来。

    而所有人——包括高居庙堂的袁世凯,悬梁自尽的周伯钧,琢磨着改做西服的祁七爷,还有街头欢呼的学生、犹豫的巡警、观望的督抚——都不过是这历史洪流中的一个过客。

    是顺流而下,拥抱新生?还是逆流而上,坚守过往?抑或是在时代的漩涡中,身不由己地挣扎?

    答案,要等时间来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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