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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2月25日，京汉铁路上一列专列，正朝着北方疾驰。初春的华北平原，残雪还没化尽，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里，偶尔能瞥见几处光秃秃的村落，铅灰色的天空下，炊烟袅袅升起，车轮撞击铁轨的“哐当”声，单调却持久地响着。
专列第三节车厢内，蔡元培摘下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用绒布细细擦拭着。他已是四十四岁的年纪，面容清癯，眼角的细纹里，藏着二十多年治学与革命的风霜。对面坐着的宋教仁，比他小十二岁，此刻正倚着车窗，目光追着窗外飞逝的景致，右手无意识地摩挲着一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草案。
“钝初，还在琢磨约法的事？”蔡元培重新戴上眼镜，语气温和。
宋教仁转过头，年轻的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焦灼与专注：“鹤卿兄，你说袁世凯真会南下就职吗？北京是他的根基，北洋六镇全在北方，他若离开，就不怕后院起火？”
车厢里还坐着迎袁专使团的另外几位：汪精卫、钮永建、王正廷、魏宸组。听见这话，众人都放下了手里的书报或茶杯。
“孙先生既已让位，袁公也承诺拥护共和，这便是最好的结果了。”汪精卫开口，他今年才二十九，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一战成名，此刻穿一身笔挺西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我们此去是迎他南下就任临时大总统，不是逼宫，姿态得放谦和些。”
“兆铭说的在理。”钮永建点头附和，“清室退位，兵不血刃，袁公是有功的。只要他肯遵《临时约法》，行责任内阁制，南北就能真正一统。”
宋教仁张了张嘴，终究没再多说。他拿起桌上的紫砂壶，给众人续了茶，热水冲入杯中，碧绿的龙井茶叶打着旋儿舒展。这是他从南京带来的明前茶，可喝到嘴里，总觉得混着一股北方的煤烟味，不大对味。
“我在日本留学时，读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宋教仁缓缓开口，“三权分立、议会制、政党政治——这些可不是请客吃饭，得动真格的。袁公出身旧营，他手下那些北洋将领，真能明白什么叫‘宪法至上’？”
蔡元培沉默片刻，缓缓道：“所以孙先生才坚持定都南京。离开北洋的老巢，换个新地方，用新规矩办新事，方能行得通。”
火车驶到保定府，站台上几个穿臃肿棉袄的旅客正挤着上车，窗外传来小贩叫卖烧饼油条的吆喝声，热热闹闹的。宋教仁看着这景象，忽然想起两年前自己秘密北上，在天津筹设同盟会北方支部的日子。那时的北京，九门紧闭，缇骑四处巡查，他化名“桃源渔父”，住在法租界的小旅馆里，每晚都得换地方歇脚，提心吊胆。
如今，他却是以民国迎袁专使的身份，堂堂正正地北上。
历史这东西，有时真叫人哭笑不得。
同日，北京石大人胡同迎宾馆。
这里原是清廷招待外国使臣的西式宾馆，如今已收拾得焕然一新。朱漆大门上挂着红绸扎的彩球，门前立着两排持枪的北洋士兵，崭新的灰色军装，绑腿打得紧绷绷的，枪刺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冷光。
宾馆经理是个精瘦的广东人，姓陈，早年在上海礼查饭店做过管事，一口英语说得流利。此刻他正指挥着几十个仆役打扫，嘴里不停地念叨：
“三楼套房的地毯再吸一遍尘，南边来的大人爱干净！”
“花瓶里的水仙换了没？得天天换清水！”
“厨房的食材清单拿来我再瞧瞧——龙井、碧螺春各备五斤，绍兴黄酒十坛，火腿要金华的，点心师傅是正明斋请来的吧？可别弄错了！”
一个年轻跑堂的凑过来，压低声音问：“陈经理，听说来的这几位，往后就是新朝廷的宰相？”
“什么新朝廷！”陈经理瞪了他一眼，“现在是民国了，该叫内阁总长！管住你的嘴，别乱说话，小心祸从口出。”
跑堂的缩了缩脖子，还是忍不住好奇：“那……咱们这宾馆，往后是不是就专门招待大官了？”
陈经理没应声，走到窗前望着胡同口来来往往的黄包车和行人。三年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接连驾崩，这座宾馆也曾接待过各地进京吊唁的官员，那时满街都是白幡，空气里飘着香烛和哀乐的味道。如今，皇帝没了，要来的却是终结皇权的人。
时代变得太快，快得让人有些晕头转向。
下午三时，前门火车站。
站台上戒备森严，除了持枪的士兵，还有穿黑色警服的巡警，以及几十个便衣侦探——这些都是袁世凯亲自安排的，他不想让南方专使看到半点“不安定”的景象。
段祺瑞和赵秉钧站在欢迎队伍最前面。段祺瑞穿一身陆军上将礼服，腰佩军刀，脸色冷峻；赵秉钧则是藏青色缎面长袍，外罩一件玄狐皮马褂，圆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芝泉兄，你说这宋教仁，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赵秉钧低声问道。
段祺瑞哼了一声：“不到三十岁的后生，在日本喝了几年洋墨水，就以为能指点江山了。孙先生、黄兴这些人尚且不足为惧，何况是他。”
“可不能小觑。”赵秉钧摇摇头，“我打听了，此人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二岁流亡日本，办《二十世纪之支那》，组建同盟会，是孙先生手下第一谋士。这次《临时约法》的草案，大半都是他写的。”
“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段祺瑞一脸不屑，“治国平天下，靠的是枪杆子，不是笔杆子。”
正说着，远处传来汽笛长鸣，一列火车喷着白烟缓缓驶入站台，车头上插着一面代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
车门缓缓打开，蔡元培第一个走下来。他穿着一件深灰色长衫，外罩黑色呢绒大衣，手里拄着一根文明棍，步履沉稳。紧接着是宋教仁，藏青色学生装，短发利落，眼神锐利，一下车便不动声色地扫视了整个站台。随后，汪精卫、钮永建等人也陆续下车。
军乐队奏响了《欢迎曲》——这乐谱还是临时从德国公使馆借来的。段祺瑞上前两步，立正敬礼：“蔡先生、宋先生，各位专使一路辛苦。袁宫保本欲亲迎，只因筹备就职事宜抽不开身，特命祺瑞与智庵兄代为迎接。”
话说得客气，可“宫保”这旧称，让宋教仁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蔡元培拱手还礼：“段将军、赵总理太客气了。袁公国务繁忙，我等理当体谅。”
寒暄过后，众人登上早已备好的马车。车队驶出车站，经前门大街往石大人胡同而去。沿途商铺门口都挂着五色旗，街上行人往来不绝，车马喧嚣，看上去一派太平景象。
宋教仁坐在马车里，撩开窗帘一角，仔细打量着街景。他看见几个拖着辫子的老人蹲在墙角晒太阳，也看见一群剪成短发、穿学生装的青年在店铺前争论不休。一个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扛着草靶子穿过街心，红艳艳的山楂在阳光下透着晶莹。
“看起来，北京城还算平静。”同车的汪精卫说道。
“太平静了。”宋教仁放下窗帘，“兆铭兄，你没注意到吗？从车站到宾馆，沿途每个街口都有军警站岗，行人过路都要盘查。这哪里是欢迎，倒像是警戒。”
汪精卫一怔，随即笑道：“钝初兄多虑了。非常时期，加强警卫也是情理之中。”
宋教仁没再说话，靠在椅背上闭上眼，脑海里却转个不停。临行前，孙先生在南京总统府对他说的那番话，此刻又在耳边响起：
“钝初，袁世凯此人，乃枭雄也。他能逼清帝退位，是识时务；能接受共和，是知进退。但他心中究竟有没有‘民权’二字，我实在不敢断言。你此去，务必仔细观察，若他真心拥护宪政，则国家幸甚；若他另有所图……”
马车猛地颠簸了一下，打断了他的思绪。
同一时刻，袁世凯府邸书房。
袁世凯正在吃一碗冰糖燕窝，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午后总要进些滋补品。银制的羹匙轻轻搅动着瓷碗里晶莹的燕窝，动作慢悠悠的。
“父亲，南方专使已经接到了。”长子袁克定垂手立在书案旁，轻声汇报，“按您的吩咐，段总长和赵总理亲自去迎的，安排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派了一个连的卫队保护——明着是保护，暗里也是监视。”
“嗯。”袁世凯应了一声，继续吃着燕窝，“克定，你见过蔡元培吗？”
“没有。只听说他是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办过学堂，在学界声望很高。”
“那宋教仁呢？”
“此人年轻，但极有谋略，是同盟会里仅次于孙、黄的第三号人物。据我们在南京的眼线回报，孙先生之所以肯让位，宋教仁是力主‘以和平换时间’的一派。”
袁世凯放下羹匙，拿起丝帕擦了擦嘴，语气平静，甚至带着几分欣赏：“以和平换时间……说得好啊。他们想用一纸《临时约法》捆住我的手，再用责任内阁分我的权，最后在议会里慢慢坐大。十年之后，这天下怕是就要姓‘革命党’了。”
袁克定不敢接话。他今年三十三岁，幼时坠马伤了腿，走路微跛，性格也因此有些阴郁。在袁世凯众多子女中，他最热衷政治，总想着将来能继承父亲的基业。
“父亲，那咱们……”
“咱们要请客，要演戏，得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来，心满意足地走。”袁世凯站起身，踱到窗前，“克定，你去库房，把我那套康熙年间的青花瓷茶具找出来，再备几份厚礼——蔡元培喜欢字画，就把文征明的《江南春晓图》包好；宋教仁年轻，送他一方田黄石印章；汪精卫……听说他爱时髦，就送块瑞士金表吧。”
“儿子明白。”袁克定应道，“只是……父亲真打算南下？”
袁世凯转过身，眼神锐利如刀：“去，自然要去。不但要去，还要大张旗鼓地去。要让天下人都看到，我袁世凯是真心拥护共和，真心要去南京就职。”
“可是北洋诸将……”
“所以我才要带兵南下。”袁世凯走到书案前，摊开一张地图，手指点在津浦铁路线上，“我若孤身南下，便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但若带上一两镇精锐，驻节南京，那便是猛虎归山，蛟龙入海。南方那些革命党，搞宣传、闹罢工还行，真要治国治军，还差得远呢。”
袁克定恍然大悟：“父亲英明！只是……南京那边会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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