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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年（1941年）正月十六，雪还在下。
王泽喜站在店子上那堵高墙的瞭望口，看着山下。日本人刚过完年，又开始扫荡了。这次规模不大，一个小队，五十多人，沿着汉水边的小路，往西走。
“四哥，打不打？”陈小狗蹲在旁边，手里端着杆老套筒。
“不打。”泽喜说，“五十个人，硬拼咱们不占便宜。让他们过去，等晚上再动手。”
“可他们是去李家集扫荡的，李家集有咱们的亲戚……”
“我知道。”泽喜打断他，“可打仗不是赌气。五十个人，咱们这三十几条枪，硬打要死人。不值得。”
陈小狗不说话了。他知道四哥说得对，可心里堵得慌。这四年，日本人扫荡，他们就躲。日本人走了，他们再出来。像老鼠，躲躲藏藏，憋屈。
泽喜心里也憋屈。可他得忍着。他是这支保乡队的头，他得为这三十几个兄弟的命负责。
保乡队现在有三十五人，枪二十八条，子弹平均每人不到十发。这还是在日本人那儿偷的，抢的，捡的。打一仗，少一点。补充不上来，只能省着用。
“四哥，”陈小狗又说，“我听说，东边有支队伍，叫八路军，专门打日本人。人不少，枪也好。咱们要不要……”
“不要。”泽喜打断他，“什么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共 产 党。国民党剿了多少年都没剿干净，现在又冒出来了。这些人，比日本人还麻烦。日本人打跑了就走了，他们要是来了，就不走了。店子是咱们的，不能让外人占了。”
“可他们说打日本人……”
“打日本人咱们自己会打，用不着他们。”泽喜转身下墙，“让弟兄们准备，晚上去李家集看看。能救就救，不能救……就算了。”
“是。”
夜里，泽喜带着十个人，摸到李家集。
日本人已经走了，留下满村狼藉。房子烧了，粮食抢了，人杀了十几个，吊在村口的槐树上。尸体在寒风里晃荡，像腊肉。
泽喜看着，眼睛红了。他认得其中一具，是李家集的族长，李老爷子。去年春天，还给他送过一袋红薯，说感谢他保乡队护着这一方平安。
现在，人没了。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
“埋了。”泽喜咬着牙。
十个人，把尸体解下来，挖坑埋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十三座新坟。
泽喜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头。
“李老爷子，各位乡亲，走好。你们的仇，我记着。早晚有一天，我要日本人血债血偿。”
可怎么偿？他手里这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斗？
他想起白天陈小狗的话。八路军，打日本人……
不，不能想。那是共 产 党，是外人。王家的规矩，是守家，是保乡。外人，信不过。
回到店子上，天快亮了。
泽喜没睡，一个人在院里磨刀。刀是他从日本人那儿缴获的军刀，刀身有血槽，刀刃锋利。他磨得很慢，很仔细，像在砌墙，一板一眼。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这孩子今年二十四了，跟他爹一样憨厚，可眼神里有股劲儿，是那种“想做事”的劲儿。
“咋不睡？”
“睡不着。”长安蹲下，看着他磨刀，“四叔，我想跟您说个事。”
“说。”
“我听说，县城保安团在招人，修工事，一天给一块大洋，管饭。我想去。”
泽喜手里的刀停了。他抬头看着长安：“你爹知道么？”
“知道。我爹说，让我问您。”
泽喜沉默了一会儿。长安是泽福的大儿子，是他看着长大的。这孩子老实，肯干，是块过日子的料。可去保安团，那是给国民党当差。刘德贵是什么人，他太清楚了。贪财，怕死，对日本人点头哈腰，对老百姓作威作福。
“长安，”他说，“保安团，不是什么好地方。刘德贵，不是什么好人。你去，是往火坑里跳。”
“可一天一块大洋……”长安说，“四叔，您看咱们家，粮食快没了，弟弟妹妹们饿得直哭。我去挣点钱，买点粮食，让家里人吃顿饱饭。”
泽喜不说话了。是啊，粮食。这是最要命的。去年大旱，地里没收成。日本人三天两头来抢，家里那点存粮，见底了。再不想办法，真要饿死人了。
“行，”他终于说，“你去。但记住，挣了钱就回来，别掺和保安团的事。刘德贵让你干什么，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实在推不掉，就装傻。你憨，他会信。”
“我记住了，四叔。”
“还有，”泽喜看着他，“枪，别碰。上次的教训，记着。”
长安脸红了，低下头：“我记着。”
第二天，长安去了县城保安团。
刘德贵见了他，笑了：“王长安？王泽喜是你什么人？”
“是我四叔。”
“哦，王队长的侄子。”刘德贵打量着他，“会干什么？”
“会砌墙。”
“砌墙？行，去工地上吧。一天一块大洋，管两顿饭。好好干，干好了，我给你个班长当当。”
“谢刘团长。”
长安去了工地。工地在城东，修碉堡。保安团的兵监督，老百姓干活。挖地基，搬砖，和灰，砌墙。长安从小跟着四叔学手艺，活干得好，又快又结实。工头喜欢他，让他当了小工头，管十几个人。
一天一块大洋，他舍不得花，攒着。干了十天，攒了十块大洋。他去买了五十斤苞米，二十斤白面，托人捎回店子上。
粮食捎回去那天，秀英哭了。长安娘也哭了。孩子们有了吃的，笑得像花。
泽喜看着那些粮食，心里五味杂陈。他王泽喜，保乡队队长，打了四年日本人，没让家里人吃上一顿饱饭。长安去给国民党干了十天活，就让家里人吃上了白面。
这世道，真他娘的操蛋。
三月，日本人又来了。
这次不是扫荡，是征粮。说是“皇军征粮，天经地义”。店子上刚收的春粮，要征走一半。
乡亲们不干，拦着粮车。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两个人。
泽喜带着保乡队赶去时，日本人已经装好粮车，准备走了。他站在路中间，拦着。
“太君，”他脸上带笑，可手按在腰里的枪上，“这粮食，是乡亲们的命。您征走了，这个春天，得饿死人。”
带队的日本军官，是个少尉，会说中国话：“八嘎！皇军征粮，是大东亚共荣的需要！你的，让开！”
“太君，行行好，少征点……”
“让开！”
日本兵端起枪。保乡队的人也端起枪。眼看要流血，泽喜咬了咬牙，挥手。
“让开。”
保乡队让开一条路。日本人的粮车，大摇大摆地走了。
乡亲们看着泽喜，眼神里有怨，有恨。那眼神，像刀子，剜在泽喜心上。
“四哥，”陈小狗声音发颤，“咱们……”
“回去。”泽喜转身，走了。
步子很沉，像灌了铅。
夜里，泽喜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天。
天上有星星，一颗一颗，亮得晃眼。像那些死在日本人手里的乡亲的眼睛，看着他，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打？为什么让日本人把粮食抢走？
他没法回答。因为他打不过。三十几个人，二十八条枪，怎么跟日本人打？打，是送死。不打，是等死。
横竖都是死。
“四叔。”
泽喜回头，是长安。他从县城回来了，背着个布袋子。
“长安？你怎么回来了？”
“我听说日本人来征粮，打死人了，就回来了。”长安把布袋子放下，“四叔，这是我挣的钱，买了点粮食，您分给乡亲们。”
泽喜看着那个布袋子，鼓鼓囊囊的，装的应该是苞米，或者红薯。
“长安，”他说，“你在保安团，干得怎么样？”
“还行。刘团长让我当了个班长，管二十个人。”长安说，“就是……就是他们老让我干坏事。”
“什么坏事？”
“去老百姓家里收税，抓壮丁，还……还打人。”长安低下头，“我不干，刘团长就骂我，说我不识抬举。可我……我下不去手。那些老百姓，跟咱们一样，都是种地的，都是老实人。”
泽喜看着他，看了很久。这个侄子，憨，可心善。心善的人，在乱世里，是活不长的。
“长安，”他说，“你回来吧，别在保安团干了。”
“可家里……”
“家里有我。”泽喜说，“我王泽喜，就是去偷，去抢，也要让家里人，让乡亲们，吃上饭。”
“四叔……”
“回来。”泽喜很坚决，“明天就去辞了。”
“是。”
第二天，长安去保安团辞工。
刘德贵听说他要走，笑了：“王长安，你当我这儿是客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刘团长，我家里有事……”
“什么事？说来听听。”
“我……我爹病了，要人照顾。”
“你爹病了？”刘德贵笑得更冷了，“我怎么听说，你爹死了好几年了？”
长安语塞。他憨，不会说谎。
“行了，”刘德贵摆摆手，“你要走，可以。但得把这两个月的工钱，退回来。一天一块大洋，两个月六十块。拿来，就让你走。”
“刘团长，我……我没钱。”
“没钱？”刘德贵脸色一沉，“那就别想走！老老实实在我这儿干！再敢提走，军法处置！”
长安被关进了禁闭室。那是个小黑屋，没窗户，没光，只有老鼠。他在里面关了三天，没吃没喝。
第四天，泽喜来了。
他是闯进来的。带着保乡队的三十几个人，端着枪，闯进了保安团驻地。
刘德贵慌了：“王泽喜，你想干什么？反了么？”
“不干什么，”泽喜说，“我来接我侄子。”
“你侄子是我的人，你说接就接？”
“他是我王家的人，我说接就接。”泽喜的盒子炮抵在刘德贵腰上，“刘团长，放人。不放，今天咱们就拼个你死我活。”
刘德贵看着那些枪口，腿软了。他太了解王泽喜了，这个人，说拼命，真敢拼。
“行，行，放人。”
长安被放出来了。三天没吃没喝，走路都打晃。泽喜扶着他，往外走。
走到门口，刘德贵在身后喊：“王泽喜，今天这事，我记下了！咱们走着瞧！”
泽喜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长安接回来了，可麻烦也来了。
刘德贵把这事报到县里，说王泽喜的保乡队是“非法武装”，是“土匪”，要求县里派兵剿灭。
县里下了公文，限保乡队三天内解散，枪支上缴。否则，以通匪论处。
“四哥，怎么办？”陈小狗问。
“不缴。”泽喜说，“枪是咱们的命，缴了，日本人来了，咱们拿什么打？”
“可县里要是真派兵来……”
“来就来。”泽喜说，“咱们有高墙，有地道，不怕他。”
可心里，没底。县保安团有三百多人，枪好，子弹足。真要来打，保乡队这三十几个人，守不住。
三天后，县里真派兵来了。
带队的是个营长，姓胡，四十多岁，一脸横肉。他带着一个连，一百多人，把店子上围了。
“王泽喜，”胡营长在墙外喊话，“出来投降！缴枪不杀！”
泽喜在墙头回话：“胡营长，咱们是保乡队，是打日本人的，不是土匪。枪不能缴。”
“少废话！上峰有令，你们是非法武装，必须解散！再不缴枪，我们就开炮了！”
“开吧。”泽喜说，“看看是你们的炮硬，还是我这墙硬。”
胡营长恼了，下令开炮。保安团有门山炮，是日本人给的淘汰货，可打土墙，够了。
“轰！”
一炮打在墙上，炸开个口子。砖石飞溅，烟尘漫天。可墙没倒——泽喜砌的是“蝎子倒扒墙”，炮炸开，冲击力被分散了。
胡营长愣了。又一炮，还是没倒。
“妈的，这什么墙？”他骂。
打了五炮，墙塌了一段，可其他的还立着。保乡队在墙里还击，枪法准，保安团死了七八个。
胡营长不敢硬攻了。他下令围困，要把保乡队困死在里面。
围了三天。保乡队粮食快吃完了，水也快喝完了。再围下去，真要饿死渴死。
“四哥，冲出去吧。”陈小狗说。
“冲出去是死。”泽喜说，“得想别的办法。”
他想了一夜，想出来了——谈判。
“谈什么判？”胡营长冷笑，“你们现在是瓮中之鳖，还有什么资格谈？”
“胡营长，”泽喜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打日本人，是咱们的事。现在日本人还在，咱们自己人打自己人，让日本人看笑话。”
“少来这套！”
“这样，”泽喜说，“你撤兵，我接受收编。但有个条件——我的保乡队，不改编，不拆散，就驻在店子上。番号可以改成保安团第三大队，我听你指挥。但我的兄弟，不能动。”
胡营长心动了。收编王泽喜，对他来说是大功一件。而且王泽喜能打，收编了，是他的助力。
“行，”他说，“但你们得交二十条枪，作为诚意。”
“十条。”
“十五条。”
“行。”
谈判成了。泽喜交了十五条最破的枪，保住了剩下的十三条好枪。保乡队改挂“襄阳县保安团第三大队”的牌子，泽喜成了王大队长，手下还是那三十几个人，只是名义上归胡营长管了。
挂牌那天，泽喜站在墙下，看着那面青天白日旗，心里那点滋味，说不清。
他王泽喜，打了四年日本人，现在成了国民党保安团的人。
讽刺。
可没办法。要活命，就得低头。
挂牌后，日子好过些了。
保安团按月发饷，虽然常被克扣，可总比没有强。日本人再来扫荡，泽喜可以名正言顺地打——他现在是“国军”了，打日本人，是职责。
打了两次，小胜。日本人恼了，派了一个中队来打店子上。泽喜带着第三大队，配合保安团主力，打退了日本人。这一仗，泽喜打死了七个日本兵，名声大噪。
胡营长高兴，给他请功。上峰批了，晋升泽喜为少校大队长，赏大洋五百。
钱，泽喜分给了弟兄们。军衔，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手里有枪，有人，能打日本人。
这就够了。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秋，战局变了。
太平洋战场，美军反攻。中国战场，日本人开始收缩。鄂西北的日本人，减少了扫荡次数，加强了据点防御。
泽喜的第三大队，趁机扩大地盘。从店子上，扩展到周边五个村子。队伍从三十几人，发展到八十多人。枪多了，子弹足了，可问题也来了——养不起。
八十多人，一天要吃一百多斤粮食。保安团发的饷，不够。泽喜得自己想办法。
他想了个办法——收税。在控制的五个村子里，按地亩收“保安税”，说是为了养兵保乡。
乡亲们不情愿，可不敢不给。王泽喜现在是保安团的大队长，有枪，有人，不给税，他就带兵来“征”。
征了几次，钱粮有了，可名声坏了。乡亲们背地里骂他，说他是“二鬼子”，是“汉奸”。
泽喜听见，心里堵，可没办法。八十多人要吃饭，不打日本人，也得吃饭。饭从哪来？只能从老百姓嘴里抠。
抠就抠吧。骂就骂吧。总比饿死强。
腊月，长安成亲了。
姑娘是外乡过来的，叫秀兰，十六岁。婚礼在王家老宅办，简单，可热闹。
泽喜也回来了，穿着少校军服，腰里别着盒子炮。他给长安封了个大红包——五十块大洋，是他攒的。
“长安，”他说，“成了家，就是大人了。好好过日子，早点给王家开枝散叶。”
“哎，四叔。”长安憨笑。
拜堂时，长安说：“列祖列宗在上，孙子长安今日成家。愿祖宗保佑，王家香火永续。”
泽喜站在下面，看着，心里那点憋屈，散了散。
王家的人丁，在延续。这就好。
窗外，又下雪了。
泽喜走出门，站在院里。雪花落在他的军服上，落在他的脸上。凉的。
他想起四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雪天，日本人刚打过来，他带着保乡队，守着这堵墙。那时他想，等打跑了日本人，就回家好好砌墙，过日子。
现在，日本人还没打跑，他成了保安团的大队长，穿着国民党的军服，收着老百姓的税。
这条路，走对了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得活下去。他得活，王家得活，这八十多个兄弟得活。
活着，才能打日本人。
活着，才能等来春天。
春天，快来了吧？
他望着天，雪花纷飞，像在回答。
（第十四章 最终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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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章预告】
第十五章 暗涌（1944-1945）
太平洋战场盟军反攻，日军战线收缩。泽喜的保安团大队在夹缝中求生，既要应付日本人扫荡，又要应对国民党内部的倾轧。而国共内战的阴影，已悄然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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