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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26年初冬，北京郊外，某处改造后的旧厂房。
这里表面上是一家从事古籍数字化的小型文化公司，内部却别有洞天。会议室窗户经过特殊处理，从外面看只是一片磨砂玻璃，内部则能清晰看到院墙外的动静。入口需要两道门禁，空气循环系统发出低沉的嗡鸣，掩盖了谈话声。
“求真论坛”的第一次线下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与会者只有七个人：陈思源、林薇、故宫的吴老、从南京赶来的明史专家沈教授、一位沉默寡言的材料学工程师郑工、一位在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管的雷总，以及作为“安全保障顾问”列席的赵海川。
会议室中央的长桌上，摊开着几份复印文件和一台高分辨率的便携显示器。
沈教授今年六十五岁，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他是研究中西科技交流史的权威，近十年却因质疑“西学东渐”的单向叙事而逐渐被主流学界边缘化。此刻，他正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显示器，调出一组图像。
“各位，在展示这些之前，我必须说明来源。”沈教授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清晰，“这些图像，来自我在欧洲一大学任教的一位学生——他冒着极大风险，在梵蒂冈宗座档案馆的‘未编目临时仓库’里，用微型相机拍摄的。那里堆满了十九、二十世纪传教士和外交官寄回的各种‘杂项物品’，管理混乱，才有机会接触到。”
显示器亮起。第一张照片是一幅泛黄的图纸，明显是手工绘制。画面主体是一门结构复杂的火炮剖面图，标注线密密麻麻，但文字……
“拉丁文注释。”郑工凑近屏幕，扶了扶眼镜，“但这炮身的结构——看这个子铳嵌套方式、这个药室的弧形过渡，典型的明代佛朗机后期改良型。欧洲同期火炮不是这种设计逻辑。”
“继续看。”沈教授切换图片。
第二张图纸是一艘帆船的龙骨和肋骨结构图。线条精准，比例协调。图旁有大段拉丁文说明，但图纸角落，有一行几乎被磨损殆尽的小字竖排注释，只能勉强认出“福船……隔舱……水密……”等几个汉字。
“福船！”吴老激动地站起来，指着屏幕，“这是福建沿海的船型！这肋骨间距、这隔舱板的厚度比例，和我在泉州看到的明代海船遗骸复原图几乎一致！但为什么会有拉丁文标注？”
沈教授没有回答，切换到第三张，也是最后一张关键图像。
这是一页手稿。左侧是拉丁文书写的大段文字，右侧却粘贴着一小块明显来自中国古籍的残页。残页上是工笔绘制的“火箭溜”（一种明代多管火箭发射架）图样，并有汉字标注：“一次可发矢十二，百步贯革。”
“关键是这里。”沈教授放大残页边缘。
在残页与拉丁文手稿的粘贴处，有一行极小的拉丁文批注，经过沈教授学生的艰难辨认和翻译，大意是：
“此页来自中国官员徐某（注：可能指徐光启）编纂的火器手册，原件已被毁。兹将图样留存，其设计精巧，可资参考。需注意其火药配比与我等所用不同，硫磺比例较低，似更安全。”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只有空气循环系统的嗡鸣声。
“原件已被毁……”陈思源喃喃重复这句话，感到一股寒意爬上脊背。
“还不止。”沈教授操作设备，调出另一份文件，“这是我学生同步传回的一份清单照片，拍摄自同一批档案中一个不起眼的账册。上面记录了1840年至1860年间，某英国‘汉学家’通过中国代理人，在江南、安徽等地收购‘废旧书籍、图纸、匠人手记’的明细。你们看这一条——”
他指向屏幕上一行模糊的英文手写体，下方有沈教授手写的翻译：
“1858年11月，于宁波购得前明兵仗局匠户后人私藏‘火器营造法式’图册一套，计四十七页，付银圆十五枚。其中‘迅雷铳’连发机括图样甚佳，已单独誊录寄回皇家学会。”
“十五枚银圆……”林薇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四十七页凝聚了几代匠人心血的技术图纸，就值十五个银圆？”
“在当时，这可能是那户匠人全家一年的口粮。”吴老的声音苍凉，“清晚期，民生凋敝，多少这样的家传技艺，被当作废纸换米下锅。而买主转手送到欧洲，就成了他们‘研究东方技术’的珍贵资料，甚至可能被改头换面，变成他们的‘发明’。”
郑工指着最早那张火炮的图纸：“沈教授，这些拉丁文注释的技术术语，和同期欧洲自己的火炮设计文献相比，是直接音译？还是重新创造的词汇？”
“问得好。”沈教授调出对比图，“我做了初步比对。图中关键部件名称，比如这个‘子铳’（sub-cannon），这个‘药室’（powder chamber），在拉丁文注释中使用的词汇，与同期欧洲火炮术语体系并不完全一致，更像是……描述性翻译，甚至带有误解。比如他们将‘子铳’理解为‘较小的炮’，但完全没抓住其快速更换、实现连续发射的核心设计理念。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拿到了图，但未必完全理解其背后的技术原理和设计哲学。”雷总接口道，他一直在快速记录，“就像得到了一个高级算法的代码片段，却看不懂注释，只能机械模仿。”
“更可能的是，”赵海川沉声道，“他们不需要完全理解。他们只需要知道这个东西能造出来，并且威力比他们的强。然后，或者模仿，或者从中获取灵感，改良他们自己的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源头被有意无意地模糊、改名、乃至据为己有。”
陈思源想起“启明”视频里的一句话：“知识的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但话语权的强弱，决定了流动的方向被如何叙述。”
沈教授关掉显示器，环视众人：“同志们，这些图像和资料，只是冰山一角。但它们指向一个残酷的事实：自明末清初以来，尤其是近代，华夏大量的科技典籍、工艺图纸、匠人手记，通过战争掠夺、不平等贸易、乃至欺骗性收购，被系统性转移到了西方。这些知识，成为了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崛起的部分养料。而与此同时，我们自己的传承却中断了。”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沙哑：“我在欧洲访学多年，亲眼见过他们的图书馆、博物馆里，那些被精心保存、却很少对外展示的中文科技文献。它们被分类在‘东方珍本’、‘传教士文献’、甚至‘神秘学手稿’的条目下，研究者寥寥。很多西方学者，宁愿去研究那些真假难辨的‘古希腊’手稿，也不愿正视这些近在眼前、来自一个真正持续数千年的文明的技术记录。为什么？因为承认这些，会动摇他们构建的‘西方自古领先、启蒙世界’的叙事根基。”
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
窗外，冬日的阳光斜斜照进，在会议桌上投下窗格的影子。
那些来自百年前的图纸影像，仿佛在光中浮动，诉说着被割裂、被篡改、被遗忘的故事。
“沈教授，”陈思源打破沉默，“您认为，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两条腿走路。”沈教授伸出两根手指，“第一，继续深入挖掘国内可能留存的一切线索。吴老提到故宫地库可能有未整理档案，这是一条线。民间可能还有散落的残页、族谱中的技术记载、地方志里的只言片语。我们要像考古一样，耐心拼接。”
“第二，”他看向赵海川，“通过一切可能的官方和民间渠道，向海外征集、交换、乃至要求归还这些文献的高清数字化副本。我们可以提出学术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如果对方以‘保护知识产权’或‘文物保管权’为由拒绝，我们就用我们掌握的碎片证据，一点一点拼凑出它们流失的路径和非法性，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场制造压力。这需要时间，需要策略，更需要国家力量做后盾。”
赵海川点点头：“相关部门已经在研究方案。但正如我之前所说，学术上的准备，证据链的完善，公众认知的铺垫，这些‘软实力’的工作，要靠你们。”
林薇忽然开口：“沈教授，您刚才提到徐光启。他是明末积极学习西方科技的代表，也和传教士合作密切。您认为，他当时是否察觉到了这种知识……单向流失的风险？”
沈教授长叹一声，缓缓坐下。
“这个问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一段历史闪回中，寻找答案。”
他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时间。
【历史闪回线】
明崇祯二年（1629年），冬，北京，徐光启宅邸。
书房里炭火温暖，却驱不散徐光启眉宇间的忧色。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深受崇祯皇帝信任，负责修订历法、督造火器。但此刻，他面对的不是政务公文，而是书桌上摊开的两封信。
一封来自他的好友、意大利传教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信中热情洋溢地讨论了最新译完的《几何原本》后面几卷的措辞问题，并随信附上了一些欧洲最新的“力学小器械”图样，请徐光启“雅正”。
另一封，则来自他派往江南调查“私铸火铳”的亲信弟子。信中详细报告了在松江府某镇发现的情况：有当地匠户，按照“西洋教士所传图样”，私下改良鸟铳的击发装置，提高了射速，但成品大多被“澳商”（葡萄牙商人）以高价收购，转运海外。弟子在信末忧虑地写道：“……彼辈所求，恐非止商贸之利。械艺外流，事关防务，望师慎察。”
两封信，像两道冰火交织的河流，在徐光启心中冲撞。
他拿起龙华民送来的“力学小器械”图样。其中一个名为“螺旋提水器”的设计，精巧省力。徐光启仔细研究线条，忽然觉得有些眼熟。他起身，走到墙边的书架，抽出一本薄薄的、纸张已泛黄的手抄本。那是他年轻时在江南游历，从一位老河工那里记录下的“翻车”改良之法，其中就有利用螺旋形叶片提水的构思，只是更为简陋。
老河工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法子，宋时修圩田就用过”。
徐光启的手指微微颤抖。
他放下图样，又看向弟子信中提到的“西洋教士所传图样”。那些图样他见过，不少是传教士们声称来自“泰西新近发明”，但其中一些结构原理，与他从《武备志》《火龙经》等明代兵书中看到的记载，有着微妙的相似，只是表达方式变了，名称也改了。
一种可怕的猜测，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住他的心。
这些年来，他致力于“会通中西”，相信通过吸收西方之长，可以补华夏之短，强兵救国。他真诚地与利玛窦、龙华民等传教士交往，合作翻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学习他们的天文历算。传教士们也表现出对华夏文明的尊重，时常请教儒家经典，称赞中国器物精良。
但这一切交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另一种无声的流动？
传教士们如饥似渴地搜集中国的典籍、地图、工艺资料，通过种种渠道送回欧洲。他们对中国技术的兴趣，似乎远超对中国思想的兴趣。而他们带来的“西方新知”，有多少是真正的原创？又有多少是……从别处得来，甚至就是从中国散佚的故纸堆中重新发现，然后改头换面？
徐光启想起利玛窦临终前，紧紧握着他的手，用生硬的汉语说：“徐大人……知识，属于上帝，属于全人类……不应有疆界……”
当时他深受感动。但现在想来，“属于全人类”和“单向流动”之间，界限在哪里？
如果华夏的知识不断外流，而流入的“新知”却可能本就源自华夏，或者夹杂着对方有意无意的误导和保留，那么这“会通”，岂不是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失血？
他走到窗边，推开一丝缝隙。寒风涌入，卷起书桌上的信纸。
北京冬夜，星空晦暗。
远处隐约传来更夫梆子声，以及巡夜兵丁的脚步声。辽东战事吃紧，朝廷财政枯竭，流寇烽烟四起……这个帝国，内忧外患，已到了生死边缘。
而他，一个渴望用知识挽救国运的老人，却发现自己可能正坐在一座正在无声流失的文明宝藏之上。宝藏里的瑰宝，被一些人精心打包，贴上陌生的标签，运往遥远的彼岸。而留下来的人，却在宝藏日渐空荡的宫殿里，哀叹自己的贫穷与落后。
“老师。”书房门被轻轻推开，他最信任的弟子孙元化走了进来，脸上带着急切，“兵部催问‘红夷大炮’仿制进度，说辽东急需。”
徐光启转过身，看着年轻的孙元化。这个弟子聪明实干，对西洋火器尤其热衷。
“元化，”徐光启缓缓问道，“你跟从邓玉函（Johann Schreck，德国传教士，精通医学和机械）学习《远西奇器图说》，可曾想过，那些奇器图样，彼国是人人可学、匠匠可造吗？”
孙元化一愣，思索道：“邓教士说，在其国，此类技艺，亦需师傅传授，非轻易可得。”
“那他们为何愿倾囊相授于我朝？”
“这……邓教士言，为显上帝仁爱，助我朝富强。”
徐光启苦笑：“上帝仁爱，或许是真。但国之强弱，关乎生死。若我将《火龙经》中最精要的‘火药秘方’、‘火箭百解’也倾囊译成拉丁文，托你寄往罗马，言此为‘彰显华夏仁爱，助泰西富强’，你以为如何？”
孙元化脸色变了，他听懂了老师的弦外之音。
“老师是担心……西人有所保留，甚或……另有所图？”
徐光启没有直接回答。他走回书桌，将两封信并排放在一起。
“元化，治学需诚，交友需信。但治国……需智。”他声音低沉，“我仍信利先生、龙先生等，乃有道之士。然其背后之教会、之国家，所求为何？知识传播之背后，是否有力量在引导方向？我等不可不察。”
他拿起笔，在给弟子的回信草稿上，加了一段：
“……械艺之事，关乎国本。凡与西人交涉图样、技法，需详录其源流细节，与我朝旧籍比对。可许其观摩，慎勿令其誊录、携走原件。彼若索求甚切，则以‘祖制秘传，不宜外泄’婉拒。切记，此非不信友邦，实为防微杜渐，护我文明薪火。”
写罢，他搁下笔，仿佛用尽了力气。
“老师……”孙元化欲言又止。
“我知道，这看起来有些……小气，有些多疑。”徐光启疲惫地摆摆手，“但元化啊，你看看这天下。北有建虏（后金）虎视，西有流寇猖獗，海疆亦不靖。我等所学所造，是拿来保种存国的利器。利器之柄，岂可轻易假手于人？即便对方今日是友，焉知明日如何？”
他望向窗外无边的黑夜，喃喃自语，又像是在问已故的利玛窦：
“利先生，你说知识无疆界。可若这知识的流动，终将武装起觊觎我土地的敌人，我今日之传授，岂不是为明日之屠杀递刀？这……真是上帝所欲见的‘仁爱’吗？”
寒风呼啸，无人应答。
只有书房内的炭火，噼啪一声，爆出几点火星，旋即暗淡下去。
徐光启知道，他个人的警觉，在时代的大潮面前，可能微弱如萤火。
但他必须写下那行字。
必须为这个文明，留下最后一道谨慎的闸门。
哪怕这闸门，最终可能还是会被洪流冲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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