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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四卷:寰宇证伪 第七章:西方学术界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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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推进线】

    2032年秋,英国剑桥,三一学院。

    古老的回廊石壁沁着湿冷的寒气,但休息室内的壁炉烧得正旺,橡木镶板的墙上挂着牛顿、培根等学院先贤的肖像。此刻,室内气氛却与温暖的炉火格格不入,弥漫着一股紧绷的、近乎对峙的沉默。

    围坐在厚重桃花心木圆桌旁的,是六位来自欧洲不同顶尖学府的史学、古典学、考古学和科学史教授。他们应剑桥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资深教授埃德温·柯林斯之邀,举行一场非正式的闭门讨论。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应对近期来自华夏“文明复兴研究院”及其国际盟友提出的一系列“系统性考证”所带来的冲击。

    柯林斯教授坐在主位,面色比几个月前在杭州时更加憔悴,但眼神深处有一种被逼到墙角后的锐利。他面前摊开着几份打印材料:包括林薇团队关于汉族基因连续性的论文摘要、《重估西方古典文献物质条件与传播路径》合作研究计划书、以及“启明”视频《盗火者与取火者》的英文译稿节选。

    “先生们,”柯林斯打破沉默,声音干涩,“我想我们都不再能否认,我们面对的不是一群‘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或‘民科’。他们引用的史料,很多是我们自己档案库里的东西;他们提出的问题,比如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物质载体总量与中世纪羊皮纸年产量之间的显性矛盾,是......是物理和经济学问题。而他们关于技术传播‘改名换姓’的假说,虽然激进,但结合那些从梵蒂冈秘库流出的、带有汉字批注的图纸......我们无法简单地用‘巧合’或‘伪造’来打发。”

    坐在他对面的是来自海德堡大学的古典文献学教授,弗里德里希·施密特,一位以捍卫传统学术严谨性著称的学者,此刻脸色铁青。

    “埃德温,你这是在动摇我们学科乃至文明叙事的根基!”施密特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是,羊皮纸产量估算可以重新计算,个别文献的传播路径可能存在模糊地带。但这不等于整个古典大厦是伪造的!更不等于华夏可以宣称自己是所有重要知识的源头!这是用实证主义的锤子,砸向由无数文献、考古、艺术史证据交织而成的、活生生的文明传统!他们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本身就不‘学术’!”

    “但他们的‘锤子’确实砸中了一些我们从未仔细审视过的‘接缝’。”说话的是来自巴黎高等研究院的年轻科学史学者,索菲·勒克莱尔,她语气平静但坚定,“我仔细检查了他们关于《天工开物》技术与早期欧洲机械原理相似性的对比列表。有些对应......过于精确了,尤其是双动式风箱与双作用气缸原理的图解类比。而《天工开物》在国内失传,却在18世纪初的法国出现了带有详细注释的节译本,这个时间点,恰好是欧洲某些关键技术突破的前夜。作为科学史研究者,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和结构上的‘相似’。”

    “相似不等于源流!”施密特反驳,“人类面对相似的自然问题,完全可能独立发展出相似的技术解决方案!这就是多起源论!”

    “那如何解释那些带有明确汉字术语和明代计量单位的批注,出现在所谓的‘欧洲早期设计图’上?”勒克莱尔追问,“我在华夏学者提供的模糊图像里,辨认出了一个词‘升’,这是中国的容量单位。它出现在一张标注为‘1540年意大利某工程师’的抽水机草图边缘。这又怎么用‘独立发明’解释?”

    休息室里再次陷入沉默。炉火噼啪作响。

    来自牛津的考古学家,大卫·艾博特教授,一直摩挲着手中的烟斗,此刻缓缓开口:“我从考古物质文化的角度说两句。华夏学派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是: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拥有如此辉煌的文明,但其留下的、可供大规模分析的日常生活废弃物(陶片、骨器、冶炼渣、农作物遗存)的堆积规模和系统性与同时期的秦汉帝国相比,存在数量级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些被认为是‘中心城市’的遗址。我们以往用‘保存条件不同’、‘发掘不充分’解释。但......如果放在全球视野下对比,这确实是个需要正视的疑问。不是要否定整个古典文明,而是我们的考古解释模型,是否需要纳入更多变量?比如,文献记载的‘辉煌’与考古揭示的‘物质基础’之间,是否需要更审慎的校准?”

    “大卫,连你也......”施密特教授难以置信地看着艾博特。

    “我不是倒向华夏叙事,”艾博特冷静地说,“我是认为,他们的质疑,迫使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痛苦的学术自查。不是毁掉大厦,而是检查地基的每一块砖石是否都如我们以为的那样坚实。这工作本该由我们自己主动做,现在却被外力推动,是有些尴尬,但未必是坏事。”

    柯林斯教授听着同事们的争论,脑海中却浮现出杭州研讨会上,那位华夏学者唐先生平静而坚定的眼神,以及他展示的关于韩愈原文被元清两代篡改的详尽文本流变图谱。那种对文字细节的执着考据,那种对历史叙事被权力扭曲的敏感,恰恰是西方“语文学”(Philology)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同样的方法被用来审视他们自己的历史,这种感觉极其复杂。

    “我想,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具体证据的挑战,”柯林斯缓缓说道,“而是一种范式(Paradigm)的潜在转移。长久以来,我们的文明叙事是一个‘从古希腊罗马,到黑暗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和现代科学崛起’的线性进步故事。这个故事赋予了欧洲中心地位,也为现代性提供了合法性来源。而现在,有人从外部提出:这条线的某些关键环节,可能嵌入了来自其他文明的‘预制件’,甚至整个线性叙事本身,可能掩盖了更复杂的、多中心的文明互动图景。这动摇的不是几个历史事实,而是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基本框架。”

    他顿了顿,看向勒克莱尔和艾博特:“索菲,大卫,我理解你们追求真相的学术本能。但在学院之外,在公众领域,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方文明独特性和优越性叙事的削弱。那些政客、媒体、还有我们的一些同行,他们不会像我们这样坐在这里冷静讨论。他们会将任何对传统叙事的修正,都视为对西方文明本身的攻击,是‘文化投降’。压力会从四面八方而来,经费、出版、职称、学术声誉......我们每个人,可能很快就要做出选择:是坚持我们认为更接近真相的探索,哪怕它令人不安;还是退回安全的传统堡垒,即使知道那里有些裂缝?”

    休息室窗外,剑桥深秋的细雨开始飘洒,打湿了古老的庭院石板。炉火的光映在几位学者脸上,明明灭灭,映照出他们内心的挣扎与抉择。

    分裂,已经在最核心的学术堡垒内部,悄然滋生。一股新的暗流——“修正学派”或“求真派”——在证据的压力和求知的良知驱动下,正尝试突破“传统捍卫派”构筑的认知高墙。这场发生在象牙塔深处的思想地震,其震波终将传递到整个西方知识界,并不可避免地与华夏掀起的文明证伪浪潮发生碰撞与交融。

    历史的解释权之争,从未如此直接地摆在每一位亲历者的面前。

    【历史闪回线】

    15世纪中叶,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图书馆。

    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窗,在布满灰尘的空气中投下斑驳的光影。年轻的学者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正激动地翻阅着一批刚刚从东方(经由威尼斯商人)运抵的、混杂不堪的羊皮纸和纸质抄本。他的恩主,科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de' Medici),站在一旁,眼中充满期待。

    “科西莫大人,看这里!”费奇诺指着一段模糊的拉丁文文字,声音因兴奋而颤抖,“这显然是对某个更古老文献的翻译或转述,谈论‘灵魂的阶梯’、‘理念的摹仿’......其思辨的严密和术语的奇特,与我们现有的教父哲学大为不同!还有这些,”他又拿起几页残破的、带有几何图形的图纸,“这些机械和光学图示,原理精妙!”

    科西莫拿起一页纸,上面除了拉丁文,边缘还有一些他完全看不懂的、方形的符号批注。“这些奇怪的符号是什么?”

    “不清楚,大人。送货的商人说,这些是从‘遥远的东方修道院’或‘萨拉森人图书馆’中‘抢救’出来的‘古代智慧’残篇,据说可能源自‘更古老的源头’。”费奇诺推测着,“也许是某种失传的智慧?也许是亚里士多德失传著作的线索?您知道,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很多希腊文献流散了。”

    事实上,这些材料来源复杂。有些可能是早年经由阿拉伯世界翻译并保存的希腊文献的再转译(本身已可能失真增补);有些可能是在十字军东征或蒙古西征后,从西亚、中亚甚至更东方的地域流出的、混杂了不同文明知识的抄本;边缘那些方形符号,很可能是无人认识的汉字或契丹文、回鹘文批注的残留,在辗转抄写中被当作“装饰”或“神秘符号”保留了下来。

    但费奇诺和科西莫并不知情,也无意深究其最初来源。他们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激情中,渴望重新发现被中世纪“遗忘”的古典黄金时代,用以对抗经院哲学的桎梏,为新兴的市民阶层和人文主义运动寻找思想武器。任何看起来“古老”、“深邃”、“非基督教正统”的文本,都被视为潜在的“古典宝藏”。

    “把它们整理出来,马尔西利奥!”科西莫果断下令,“组织人手,尽可能修复、誊抄、翻译。我们需要让这些‘失落的智慧’重见天日。给它们合适的标题,理清脉络......也许,我们能从中重构出柏拉图学园或亚里士多德吕克昂的更多真义!这将是献给佛罗伦萨、献给新时代最伟大的礼物!”

    于是,在美第奇家族的资助和费奇诺等人的热情下,这些来源不明、内容混杂、真伪难辨的文本,被精心整理、润色、归类,并被“识别”为“新发现的”赫耳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egistus)著作、失传的柏拉图对话录片段、或者“古希腊”科学家的笔记。那些边缘的异国符号,要么被忽略,要么被附会为“古代密文”。图纸上的机械原理,被吸收并激发着达·芬奇等同时代人的灵感。

    在这个过程中,无意识的筛选、有意的融合、创造性的阐释,以及为符合当时人文主义者和赞助人期待而进行的“编辑”,都在发生。源头被模糊,脉络被重塑,一个融合了多元文明碎片、但被统一贴上“古希腊/希罗”标签的知识系谱,正在被热情地构建起来。

    费奇诺坚信自己在“恢复”古代荣光。他不会想到,几个世纪后,会有一群来自遥远东方的学者,用同样精细的考据方法,逆向追踪这些文本的流传路径,并质疑其中某些内容的真正起源。他更不会想到,自己参与的这场伟大的“复兴”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无意识的文明记忆整合与再标签化过程。

    此刻,他沉浸在“发现”的喜悦中,窗外是佛罗伦萨春日明媚的阳光,和正在孕育着无限可能的未来。知识的洪流裹挟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碎片,奔涌向前,冲刷出新的河床,也淹没了旧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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