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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4年初，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一间古老的阶梯教室。
能容纳三百人的教室座无虚席，连走道和后排空地都挤满了人。听众成分复杂：有本校师生，有来自欧洲各国的研究者，有媒体记者，也有不少明显是来自华裔或亚裔背景的年轻面孔。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学术好奇、文化对峙与历史焦灼的独特张力。
今天，这里将举行一场特殊的讲座。主讲人并非索邦的教授，而是应“法兰西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一个非主流系科之邀前来的陈思源。讲座的题目颇具挑战性：《汉学的诞生与重构：知识、权力与文明镜像》。
邀请方内部对此争论激烈，支持者认为这是“真正的跨文明对话”，反对者则视之为“特洛伊木马”。最终，在院长和部分开明学者的坚持下，讲座得以举行，但附加了严格条件：内容需提前报备，现场设有学术委员会成员列席，并且安排了超长的问答辩论环节。
陈思源站在讲台上，神色平静。他身后的大屏幕显示着简洁的标题和中法双语提要。他没有穿正装，只是一件深色衬衫，与台下许多学者考究的衣着形成微妙对比。
“女士们，先生们，”陈思源的开场白平实而直接，“‘汉学’（Sinologie），作为西方知识体系内一个专门研究华夏的学科，其确立通常被追溯至19世纪。我们今天不讨论其具体学术成果——其中不乏严谨扎实的贡献——而是试图回到它的起点，审视塑造其最初范式的那双‘看不见的手’：殖民扩张的时代精神、科学种族主义的理论工具，以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他点击控制器，屏幕出现一幅19世纪中叶的欧洲漫画，描绘着一个身穿清朝官服、拖着长辫、神情呆滞愚昧的中国人形象，旁边标注着“东亚病夫”之类的字样。
“汉学诞生的年代，正是欧洲凭借工业革命和殖民武力，在全球建立起政治、经济和文化支配地位的时代。”陈思源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清晰可闻，“华夏，作为曾经被启蒙思想家理想化的‘镜鉴’，此时已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沦为‘病夫’。这种权力关系的根本性逆转，深刻影响了汉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华夏不再是一个可能蕴含普世智慧的文明对话者，而是一个需要被‘科学’解剖、被‘历史规律’宣判为‘停滞’或‘衰落’的‘研究对象’。”
他展示了早期汉学家如理雅各（James Legge）、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的著作选段，同时对比了他们所依据的、往往经过筛选甚至曲解的原始材料（如清廷提供的官方版本、或传教士带有特定倾向的译介）。
“知识生产从未脱离权力语境。”陈思源指出，“早期汉学在翻译典籍、梳理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史观和种族等级观念。例如，将华夏文明的连续性解释为‘缺乏革命性突破的僵化’；将明清易代简化为‘野蛮征服文明’的单一叙事，却有意无意忽略其内部复杂性和对文明成果的系统性破坏；在哲学阐释上，倾向于用欧洲哲学范畴（如‘理性’、‘形而上学’）切割和套用中国思想，往往削足适履，忽视其独特的宇宙观和伦理实践一体性。”
台下开始出现低声议论，有赞同的点头，也有不满的皱眉。
陈思源切换画面，展示出数据库中的一组对比案例：19世纪欧洲汉学著作中对华夏“专制”的描述，与同时期欧洲思想家对本国君主专制批判的文本，在逻辑和词汇上的高度相似性。“他们用批判自身传统的概念工具来定义华夏，于是华夏成了永恒的‘他者’，一个用来反衬欧洲‘自由’、‘进步’的静态背景板。汉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巩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制造机’。”
这时，一位坐在前排、白发苍苍的索邦资深汉学家举手要求提问。主持人示意可以。
“陈博士，”老教授语气严肃，带着法兰西学术传统的矜持与质疑，“您的分析充满后殖民理论的色彩，也揭示了一些历史偏见。这值得我们反思。但您是否过于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扭曲，而低估了汉学作为一种严肃语文学（Philologie）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客观知识积累？毕竟，正是通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华夏文明的典籍才得以被欧洲认知。您是否在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跨文化理解本身的可能性？”
问题尖锐，直指核心。全场目光聚焦于陈思源。
陈思源微微颔首，表示尊重。“教授，您的问题非常关键。我绝非否定汉学家的辛勤工作和其中许多杰出的学术成就。事实上，我们‘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许多工作，正是建立在包括西方汉学家在内的前辈学者的成果基础上，尤其是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
他话锋一转：“然而，承认具体学者的贡献，不等于要全盘接受由特定时代语境所塑造的学科整体叙事框架和解码体系。我说的‘重构’，恰恰是为了更‘客观’的理解。当我们意识到滤镜的存在，才能更努力地去擦拭它，看清被过滤掉的光谱。”
他展示了一组新的图片，是“全球技术同源比较数据库”的界面截图，以及基于此生成的知识迁移图谱。“比如，传统汉学可能专注于翻译《天工开物》的文字，研究其在华夏科技史上的地位。但我们的‘重构’尝试追问：这本书的知识，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形式流入了欧洲？它对欧洲同时期或稍晚的技术文献产生了何种具体影响？这种影响在后世的科技史叙事中是如何被表述或隐匿的？”
“又比如，”他继续举例，“关于‘夷夏之辨’的文本流变。传统汉学或许会翻译韩愈原文，并接受后世（尤其是元清时期）的注解。但我们的‘重构’要求进行精细的版本校勘和概念史梳理，揭示原文如何在权力干预下被系统性篡改，以及这种篡改如何服务于特定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进而又如何被近代以来的某些势力所利用。这不是否定语文学，而是将语文学与历史语境、权力分析更深刻地结合。”
“真正的跨文化理解，”陈思源总结道，目光扫过全场，“不应建立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单方面的‘解剖’、‘定义’和‘安置’之上。它应是一种平等的对视，一种对彼此历史复杂性的共同探寻，一种对知识流动多向性的坦诚承认。‘重构’汉学，不是要摧毁它，而是要剥离其诞生之初所沾染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胎记，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促进文明平等对话的桥梁，而非固化等级的知识权力工具。”
演讲结束，掌声并不算热烈，但持续了很久。提问环节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场。支持者认为陈思源戳破了学术象牙塔的幻象；反对者指责其“政治化学术”、“解构一切”的危险倾向；更多人在深思。
在这场讲座通过网络部分流传出去的同时，赵海川的团队监测到，针对陈思源个人及“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负面舆情攻击再度升级，并且开始出现对其“学术不端”、“利用研究煽动民族主义”的具体诬陷材料，传播源头隐蔽，但推送力度惊人。
另一边，柯林斯教授和勒克莱尔博士等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却加快了他们私下整理资料的速度。陈思源在索邦的演讲，像一把钥匙，触动了他们心中某些被封存已久的学术良知和对学科历史的隐忧。
解构的锋芒已然亮出，它不仅指向尘封的档案，更指向在场每一个听众心中那面或明或暗的文明认知之镜。
【历史闪回线】
清咸丰十年（1860年）之后，英国伦敦，皇家亚洲学会某次聚会。
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几位刚从中国回来的外交官、商人、随军记者，以及两位早期的“中国问题专家”正在交谈。桌上散落着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样品，以及几本线装书。
“必须承认，”一位戴着单边眼镜、曾参与《天津条约》谈判的外交官啜饮着白兰地说，“这个民族有其独特的韧性，他们的官僚体系虽然腐败，但结构复杂得惊人。不过，总体上，他们缺乏我们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进取的精神和基督教道德约束。看看他们对那次冲突（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反应，麻木、顺从、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
一位商人接话：“他们的市场潜力巨大，但商业观念原始，缺乏契约精神。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法律和规则去规范与他们的贸易。他们的社会是静态的，千年不变。”
那位被称为“专家”的学者，面前摊开着一本《论语》的早期英译本，他推了推眼镜，用一种权威的口吻说：“从他们的古典文献看，这个文明在很早以前就达到了某种伦理和哲学的成熟，但随后似乎就停滞了。孔子学说强调等级和服从，缺乏对个人自由和灵魂超越的关怀。这或许能解释他们为何能忍受如此长久的专制统治，并在现代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
他们的讨论，建立在战争胜利带来的绝对优越感之上，混合着片面的观察、粗浅的阅读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华夏的形象，在这些决定着对华政策和塑造着公众舆论的精英圈层中，迅速被简化和定型：古老、停滞、专制、待开化。
这些言论和文章，将汇入正在形成的“汉学”和“东方学”话语体系，成为后世学者研究中国时难以摆脱的认知前设。中国文明被悄然放置在欧洲文明发展序列的“过去时”，成为验证欧洲现代性“进步”与“优越”的活化石。
而此刻，在地球另一端，华夏大地正深陷战火与屈辱，无数典籍被焚毁掠夺，文明记忆在断裂与失血中艰难喘息。那些决定其文明将被如何“研究”和“定义”的话语权，已不在她自己手中。
这间伦敦烟雾弥漫的房间里的闲谈，与圆明园尚未散尽的烟火，以一种残酷而讽刺的方式，共同构成了“汉学”诞生纪年上不可分割的注脚。一方在权力高位上随意描摹，一方在废墟灰烬中失语。
这段被权力严重扭曲的“对视”起点，其阴影将绵延一个多世纪，直到另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力量对比下，拿起新的考据工具和理论透镜，试图重新擦拭这面布满尘埃与偏见的文明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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