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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4年3月，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一场未公开直播的跨洋专题研讨会。
这是一次在巨大压力下艰难促成的学术交锋。会议的组织方名义上是该校一个独立的历史科学史研究小组，但实际上，会议链接通过加密渠道，秘密分发给了全球数百位关注“伪史解剖”议题的学者、记者和思想者。华夏“文明复兴研究院”是核心参与方，而柯林斯教授、勒克莱尔博士等人则以“匿名特邀评论员”身份出现在线上。
会议焦点，正是“启明”在几天前刚刚发布、旋即引发轩然大波的新视频《伪史解剖（一）：亚里士多德的三百万字——载体、传播与物质性疑点》。视频以极其冷静的语调，从书写材料学、中世纪经济史、文献传播路径等多重角度，系统质疑了亚里士多德传世著作庞大体系的物理基础。
此刻，会议屏幕上分屏显示着陈思源和一位来自美国普林斯顿的古典学捍卫者、资深教授理查德·奥尔森。气氛剑拔弩张。
奥尔森教授面色涨红，语速很快：“……这完全是外行对专业领域的粗暴侵入！羊皮纸产量估算存在多种模型，修道院的誊抄网络远比想象中高效！质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真实性，就是质疑整个西方古典学的根基，质疑理性传统本身！你们华夏学者，难道因为自己历史上文献保存的连续性，就要否定其他文明以不同方式传承智慧的可能性吗？”
陈思源面前的桌面上，摊开着一份份从“全球技术同源比较数据库”中调出的分析图表。他等对方说完，才平静开口：“奥尔森教授，我们质疑的不是‘智慧传承的可能性’，而是‘具体传承过程的物理合理性和历史一致性’。让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物质层面。”
他切换共享屏幕，展示出一张复杂的计算图：“根据相对可靠的史料，一张标准尺寸的羊皮纸，大约需要一整张羊皮。中世纪欧洲羊群存栏量、屠宰率、皮革其他用途消耗，可以推算出可用于书写的高级羊皮纸年产量上限。即便以最乐观的估计，要生产出承载现存亚里士多德全集体量（以标准抄本页数计）的羊皮纸，所需的时间和羊只数量，与中世纪早期欧洲实际农牧业经济规模存在难以弥合的巨大缺口。这还没计算墨水、人工、装订、运输和保存的消耗。”
他又调出另一份地图和数据：“其次，传播路径。现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最早完整抄本，大多来自9-10世纪以后的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转译。从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到中世纪的修道院，这一千多年间，历经希腊化时代战乱、罗马帝国崩溃、蛮族入侵、基督教兴起对异教文献的压制……如此庞大、系统、精深的哲学科学体系，是如何在几乎没有任何早期权威抄本实物存世（现存最早残片也晚得多）的情况下，保持文本完整、逻辑连贯地‘穿越’这段动荡岁月的？”
奥尔森教授想要反驳，陈思源抬手示意：“请让我说完最关键的一点：内容与时代的错位。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涉及的大量自然科学观察、逻辑范畴分类、政治制度分析，其复杂和系统程度，不仅远超同时期其他文明记载，甚至有些概念需要等到文艺复兴乃至近代科学兴起后才被重新‘发现’或充分理解。这就像一个孤独的天才，提前一千多年写好了后世学科的教科书大纲。从知识发生学角度看，这是否过于‘完美’和‘超前’了？”
线上评论区早已炸开锅。支持者认为陈思源逻辑缜密、直指要害；反对者斥其“科学主义傲慢”、“不懂古典文本流传的复杂性”。更多人在深思。
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中世纪经济史学者（匿名连线）插话：“我必须承认，从经济史角度，陈博士提出的羊皮纸产量与需求矛盾，确实是古典文献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房间里的大象’。我们习惯于接受文本的存在，却很少以量化方式去回溯其物质生产链。这需要跨学科的合作验证。”
柯林斯教授（匿名）的声音经过处理传来：“问题或许不在于亚里士多德这个人或他的思想是否存在，而在于现存以他之名流传的庞大文本体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始思想的忠实记录，多大程度上是数百年间在不同文化（希腊、叙利亚、阿拉伯、拉丁）中转译、注释、汇编、乃至为填补空白而‘创造性重构’的层累产物？我们可能需要一场针对核心文本的、最严格的‘文献考古’。”
奥尔森教授激动地反驳：“这是解构一切！如果连亚里士多德都可以被质疑，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历史？”
陈思源沉声道：“我们相信的是证据链，是物质遗存与文本叙述之间的相互印证，是逻辑自洽的历史重建。华夏文明也经历过文献散佚、伪书混杂的时期，但我们有持续不断的考古发现（如甲骨、简牍）、有官方修史传统、有浩如烟海的交叉记载可供比对。质疑是为了在更坚实的地基上，理解人类智慧的真实轨迹。如果他们的某些部分其物质基础确实存在的问题，正视并深入研究他们是对他最大的尊重，是将其还原为真实lishi的进程中人类自己对知识的传承、知识的更新与再造的复杂案例。”
会议在激烈辩论时超时结束。虽然没有达成一致，但围绕他们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已被正式抛入学界的主流视野，再也无法被轻易忽略。
几乎在同一时间，赵海川向陈思源通报：“针对‘启明’账号的大规模举报和协同攻击已经开始，多个平台以‘传播不实信息’为由限制其流量。我们监测到，攻击指令和话术模板，与上次针对数据库的舆论围剿高度同源，背后有组织地在引导‘反智’、‘民科’标签。另外，我们追踪到，有境外资金正在资助一项名为‘古典文本物质基础再确认’的紧急研究项目，显然是想抢在我们之前‘自证清白’或制造混淆。”
“让他们去研究吧，”陈思源看着屏幕上“启明”视频下飞速增长的、却充满戾气的争吵，神色平静，“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物质世界的规律，不会因为话语权的高低而改变。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羊皮纸从哪里来’，真相的大门就已经被推开了一条缝。”
【历史闪回线】
公元9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巴格达“智慧宫”（Bayt al-Hikma）。
翻译室内，烛火通明。来自不同宗教和族裔的学者——有基督徒聂斯托利派信徒，有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背景的学者，也有阿拉伯***——正围坐在一堆堆来自各地的古老写本周围。他们奉命将希腊语、叙利亚语、波斯语甚至少量梵语的哲学、科学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
一位年长的叙利亚学者，正对着几页破损严重的希腊语莎草纸残卷皱眉。残卷内容是关于“灵魂”分类的论述，字迹模糊，逻辑跳跃。他手中还有一份更早的叙利亚语译本，但那个译本本身就不完整，且夹杂着译者的注释和发挥。
“这部分……似乎与前面关于‘理智’的论述连接不上。”他低声对旁边的波斯学者说，“亚里士多德的原意究竟如何？”
波斯学者摇摇头：“我手头没有其他可参照的希腊语本子。也许原文本就如此？或者，我们可以根据他整体思想的逻辑，进行合理的补充和衔接？毕竟，智慧应当是连贯的。”
不远处，一位阿拉伯语法学家正在审阅刚译完的《物理学》部分章节。他发现某些术语在阿拉伯语中缺乏完全对应的词汇，某些复杂的逻辑关系在转换中变得生硬。他提笔，在译文边缘添加了一些解释性的注释，试图让文本更符合阿拉伯学者的思维习惯和语言美感。有时，为了弥合不同来源残卷之间的裂缝，他甚至会撰写一小段承上启下的过渡文字，让整个论述看起来更平滑流畅。
他们怀着对“古代智慧”的虔诚敬畏，以及将异域知识融入新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体系的使命感，进行着这项浩大的工程。他们尽可能忠实，但“忠实”的标准受到文本残缺、语言隔阂、自身知识背景和时代需求的深刻影响。
一些在辗转抄写中早已丢失的篇章，他们无从补全。但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亚里士多德体系，后世的一些编纂者，可能会参考其他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或依据伊斯兰哲学发展的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与再创作。不同译本、注本之间也存在差异和竞争。
这些经过多层翻译、注释、汇纂的阿拉伯语亚里士多德著作，将在几个世纪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学术成果西传，被翻译成拉丁文，进入欧洲的修道院和大学。在那里，它们将再次经历被抄写、诠释、与基督教神学调和的过程。
每一次转译，都是一次文化的过滤和重塑；每一次誊抄，都可能引入无意识的误差或有意的润色；每一次为了教学和辩论的需要而进行的体系化编纂，都可能让文本离最初的、零散的、可能充满矛盾的口头讲授或笔记原貌更远。
最终，一个庞大、系统、逻辑严密的“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纸莎草、羊皮纸和学者们的头脑中逐渐成形，并被后世奉为古典理性的巅峰。而最初那些在雅典吕克昂学园中，可能随性而发、充满争辩、甚至未曾被本人亲自完整书写的思想片段，其原始的音容，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的重重帘幕之后。
巴格达的学者们不会知道，他们精心翻译、补充、注释的这些文本，在千年后会被视为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超级天才一蹴而就的完整作品，并引发一场关于“三百万字与羊皮纸”的跨洋辩论。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时代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保存知识，融合智慧，照亮文明。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保存和传播的过程本身，就在不断地改写和重塑被保存的对象。当后世将层累的文本视为天然的源头时，关于源头的真相，便成了需要穿透无数时光镜片才能窥见的模糊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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