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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4年10月，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一场被推迟了三次的特别闭门磋商正在进行。
长长的会议桌两侧，气氛凝重如铅。一侧，是以陈思源、林薇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复兴研究院”代表团及数位立场鲜明的国际“修正派”学者。另一侧，则是来自欧美主要传统学术机构的代表、资深外交官，以及几位被紧急征召、以“学术独立”自居但立场保守的权威学者。
会议议题原本是讨论“全球文明遗产数字化共享伦理准则”，但华夏代表团在会议开始时，正式提交了一份名为《基于文明平等与证据互鉴的历史研究新范式倡议》的文件，并附上了“文明之心”模型的开源基础框架、部分技术原理及初步模拟案例。文件的核心诉求，是建议教科文组织牵头，建立跨文明的“文明演进模拟与对话平台”，将“文明之心”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文明模型置于平等、透明的学术环境下进行测试与比较。
这份文件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已暗流汹涌的池塘。
“这是在将人类复杂的文明历史简化为可操控的数学模型！”一位来自牛津的古典学元老首先发难，声音因激动而微颤，“文明是精神、是艺术、是信仰、是无数个体自由意志的集合！岂是你们那些节点、网络、算法可以框定的？这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
“恰恰相反，”林薇冷静回应，她面前的全息平板展示着模型对“文艺复兴时期知识流动”的模拟推演，“正是因为认识到文明的复杂性，我们才需要借助新的工具来理解其内在的韧性、适应性和互动模式。模型不是替代人文精神，而是为跨越文明差异的人文对话，提供一种可共同检验的‘语言’和‘沙盘’。它帮助我们看清，某些看似独特的‘欧洲奇迹’，其养分可能来自更广阔大陆的长期积累与特定时空下的汇聚爆发。”
一位法国外交官语气冷峻：“贵方的‘文明之心’模型，其基本参数和伦理设定，完全基于华夏历史经验。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输出，是以技术化、学术化的包装，推广特定的文明观和治理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平台，不能成为单一文明叙事扩张的工具。”
陈思源直视对方：“所以我们才主张‘开源’和‘多模型平等对话’。我们公开了核心算法逻辑和参数调整方法，邀请任何文明背景的学者，基于自身历史数据，构建、调试乃至批判这个模型，或提出全新的模型。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竞技场’，而非‘讲坛’。如果我们的模型在与其他文明模型的比较中显露出局限或偏见，那正是学术进步的意义所在。我们害怕的，是连同场竞技的机会都被以‘政治化’或‘文化特殊论’为由剥夺。”
会议陷入了僵持。传统阵营无法在学术层面彻底驳倒“文明之心”模型的方**意义，更无法否认华夏学派在具体考证上拿出的大量交叉证据。但他们也绝不会轻易接受一个可能动摇西方文明中心叙事的全新框架获得国际组织的正式背书。
磋商不欢而散，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只同意“继续研究”。但所有人都明白，裂痕已经公开化、制度化。一场关于“何为文明”、“谁有资格定义和模拟文明”的隐形战争，已在全球最高层级的多边文化机构内打响。
就在维也纳会议结束当晚，赵海川向陈思源紧急通报了两条消息。
第一，柯林斯教授在英国剑桥的实验室遭到不明原因的火灾，部分未发表的私人研究笔记和电子设备损毁，所幸无人伤亡。警方初步认定为“电路老化”，但赵海川的情报显示，火灾发生前曾有可疑人员出入该区域。
第二，更令人警觉的是，欧洲和北美多个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及学术搜索引擎上，出现了一种新的、高度协同的舆论引导趋势：不再仅仅攻击“华夏学派”的具体观点，而是开始系统性地塑造一个名为“文明相对主义陷阱”的概念。大量文章和视频声称，过度强调文明平等和多元叙事，会摧毁“普世价值”和“客观历史标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泛滥，最终危及“西方自由民主的文明根基”。他们巧妙地将华夏的考证努力与某些极端地方主义、反启蒙思潮捆绑，试图将其污名化为一股“反智”、“反进步”的全球逆流。
“他们换了策略，”赵海川在加密通讯中分析，“从‘否定你的证据’，转向‘否定你提出问题的权利’和‘妖魔化你追求平等对话的意图’。这是在哲学和意识形态层面构筑更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将你们与西方内部的其他社会矛盾绑定，煽动更广泛的恐惧和敌意。”
陈思源站在维也纳酒店的窗前，望着窗外这座历史悠久、曾见证无数帝国兴衰与文明碰撞的城市。夜色中，多瑙河静静流淌。
“看来，‘寰宇证伪’的学术交锋，已经触到了某些根基。”他低声对身边的林薇说，“接下来的斗争，不会再局限于文献和实验室了。正如我们预料的，‘断剑重铸’的碰撞，要开始了。”
林薇点点头，目光坚定：“‘文明之心’的光已经亮起，哪怕只是为了扑灭它，黑暗中的动作也会更多。但我们知道，种子已经播下。柯林斯教授的遭遇，只会让更多沉默的学者看清，压制真相的手有多么不择手段。”
就在此时，陈思源的加密终端收到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简短信息，内容只有一组地理坐标和一个时间——24小时后。信息末尾，有一个极小的、水印般的“启明”徽记（一个简化的火炬图形）一闪而过。
两人对视一眼。在风暴的中心，“启明”并未真正沉默。她（或他们）仍在行动，指引着下一个方向。
【历史闪回线】
1900年，法国巴黎，首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新落成的索邦大学礼堂里，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历史学家，他们大多身着正式礼服，神情严肃而自信。这是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宣告其独立和权威的重要时刻。大会旨在确立“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核心是一些学派倡导的“依据原始档案”、“客观如实”。
大会**，一位德国lishi学家，在开幕致辞中慷慨陈词：“lishi学从此摆脱神学和哲学的附庸地位！我们将像自然科学一样，基于确凿的史料，运用严谨的考证，还原lishi的真实进程（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是理性的胜利，是现代性的里程碑！”
台下掌声雷动。然而，细心者可以发现，与会者几乎全是欧洲白人男性，所讨论的历史范畴也几乎完全集中于欧洲各国政治外交史、制度史。所谓的“原始档案”，也主要指欧洲各国档案馆的文书。非欧洲世界的历史，要么被归入“古代史”或“东方学”的专门领域（其方**也深受欧洲中心观念影响），要么被视为缺乏可靠文献的“史前”或“野蛮”阶段，不值得纳入“科学历史学”的主流议程。
一位年轻的、对亚洲历史感兴趣的法国学者，曾在小组讨论中小心翼翼地提出，是否应考虑不同文明（如中国）自身浩瀚的编年史和文献传统，或许能提供不同于欧洲视角的世界历史图景。
一位德高望重的英国史学家当即反驳：“我亲爱的同事，那些东方文献，充满了神话、传说和王朝的自我美化，缺乏我们欧洲档案那种法律文书般的精确性和客观性。它们最多是‘材料’，需要经过我们科学历史学方法的批判性过滤和重构，才能被纳入普遍的历史叙事。历史科学的法则，是由欧洲建立的，也理应由欧洲来主导其应用于全球。”
年轻学者欲言又止，最终沉默。大会的主流议题迅速回归到教皇权与皇权的斗争、英国宪政的起源、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等经典欧洲命题上。一套以欧洲经验为模板、以欧洲档案为基础、由欧洲学者定义“科学性”的历史研究范式，在这场大会上被正式确立并即将向全球推广。
这套范式，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塑造了全球历史教育的基本框架和思维定式。其他文明的悠久历史，要么被切割、分期以套入欧洲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近代），要么因其“不符合”欧洲定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国家形成）而被视为“停滞”或“异常”。
1900年巴黎的掌声，不仅宣告了一门学科的独立，也无形中构筑了一道将非西方文明的历史经验和叙事置于“被研究”、“被定义”位置的认知高墙。一个世纪后，当有人试图从墙的另一侧，用同样的“实证”工具，甚至更丰富的材料，敲击这堵墙的根基时，引发的不仅是学术争议，更是对这套全球性知识权力结构的深层次挑战。
维也纳的僵局与巴黎的掌声，跨越时空，形成了关于“谁有权力讲述人类故事”这一永恒命题的残酷回响。
【第四卷·寰宇证伪 完】
卷末语：
实证的凿刀已切入西方古典叙事的岩层，露出其层累构造的复杂纹理与可疑缝隙；“文明之心”的提出，更是将竞争从具体史实提升至文明底层逻辑与未来话语权的维度。华夏学派以扎实的证据与开创性的框架，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平等对话的潜在路径。然而，旧体系的守护者们绝不会坐视其根基被动摇。学术层面的围堵已升级为意识形态的防御战与话语权的保卫战，暗地里的打压与污名化手段愈发不加掩饰。从维也纳的僵局到“文明相对主义陷阱”的舆论构陷，无不预示着下一阶段的斗争将更加直接、更加残酷。“寰宇证伪”虽揭示了另一种文明史观的可能，但将其从可能性转化为被广泛接受的现实，必将经历“断剑重铸”般的激烈碰撞与艰难淬炼。华夏文明回归世界舞台中央的思想征程，已行至深水区，前方暗礁密布，但航向已然坚定。请看第五卷——《断剑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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