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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8年1月，凌晨，中国多地。
夜色浓稠如墨，城市尚未苏醒，只有零星灯火和街道清洁车的嗡鸣。然而，在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一场经过数月精密布局的收网行动，如同精准的钟表机括，在数个关键节点同时启动。
北京，海淀区某高档公寓楼。
赵海川亲自带队，身着便装，但行动间带着军人特有的利落。他站在指挥车内，面前是多块实时监控屏幕。其中一块显示着目标所在的楼层平面热感成像图，几个代表人体的橙红色光点正在室内移动。
“目标A，王世襄，男，52岁，公开身份为某文化传播公司CEO，‘东亚历史研究信托基金’在华主要联络人及项目执行者。涉嫌长期接受境外资金，组织、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以‘挖掘地方记忆’、‘保护文化多样性’为名，实则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煽动地域对立、破坏国家文化安全的线上线下活动。证据链完整，包括资金往来记录、加密通讯内容、以及其指挥制作的系列‘微纪录片’母带及策划文案。” 耳麦里传来清晰的情报简报。
“行动。” 赵海川的声音平静无波。
几乎同时，公寓门被无声开启的特种人员迅速控制。室内，刚刚被通讯异常惊醒、正试图销毁一块加密硬盘的王世襄，被瞬间制伏。他脸上没有惊恐，反而有一种近乎扭曲的冷静和傲慢。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知名文化学者！我在国际学术界都有影响力！你们这是侵犯学术自由！破坏文化发展！” 王世襄挣扎着低吼。
赵海川步入室内，扫了一眼装修奢华、摆满各种“民俗工艺品”和“地方文献”的书房，目光落在书桌上一份打开的文件，标题是《“江南记忆孤岛”项目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基于明清易代时期地方抵抗叙事的当代构建》。
“王先生，”赵海川拿起那份文件，语气冷淡，“学术自由不包含接受境外敌对势力资金，系统伪造、歪曲历史，并在新回归地区蓄意制造文化对立和认同裂痕。你所谓的‘地方记忆’，有多少是基于真实史料，有多少是你们团队根据境外提供的‘叙事框架’精心编造甚至嫁接的，你自己清楚。你书架第三排那本《淮扬旧闻录》里夹着的U盘，密码我们已经破解了，里面是你和‘信托基金’负责人关于如何‘调整地区民众历史认知曲线’的完整通讯记录。还要看看你电脑里没来得及删的，关于如何利用算法，向特定青少年群体推送‘悲情地方史’内容的分析报告吗？”
王世襄的脸色瞬间惨白，嘴唇哆嗦着，再也说不出一句“学术自由”。他明白，对方掌握的不是皮毛，而是从资金源头到操作细节、从线上推送到线下活动的完整证据闭环。他那些看似高明、披着学术和文化外衣的“软性”渗透，在国家的专业力量面前，早已被洞悉和锁定。
上海，某网络科技公司数据中心。
另一队执法人员，在网络安全专家的配合下，正对该公司服务器进行取证。该公司表面从事大数据分析和内容推送服务，暗地里却长期为包括王世襄团伙在内的多个渗透组织，提供用户画像分析、精准内容投放和舆情引导服务。
“确认，‘碎片化记忆工程’的七个主要新媒体账号矩阵，其后台流量引导、用户标签体系和内容AB测试数据，均来自该公司的‘智慧传播’平台。平台内置的算法模型，经过特殊训练，能够自动识别并强化传播带有‘地方悲情’、‘文化压抑’、‘身份困惑’等关键词的内容，同时抑制正面、整合性的历史文化信息。” 技术负责人快速汇报。
大量的服务器日志、算法模型参数、客户合同及通讯记录被固定为证据。这个藏身于现代科技外壳下的“认知引导枢纽”，被连根拔起。
广州、成都、西安、沈阳……
同步行动在其他多个城市展开。目标包括以“独立纪录片导演”身份拍摄歪曲历史影片的创作者；以“民间文史爱好者”名义组建线上线下社群、传播经过裁剪的地方史论的活跃分子；甚至包括个别被渗透拉拢、在教材审读或地方文化项目中提供便利的体制内人员。
行动迅捷而低调，大部分在黎明前完成。当城市迎来新一天的晨光时，普通民众对昨夜发生的一切几乎毫无察觉。但一张潜入文化肌理深处、试图制造精神裂痕的暗网，已被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同日，上午，“文明复兴研究院”深核会议室。
陈思源、林薇等人通过内部加密频道，观看了部分行动通报和证据摘要。屏幕上闪过那些被查获的“微纪录片”片段：刻意灰暗的滤镜下，某个古镇被描述为“明清易代时抵抗的孤岛，其独特文化后被主流吞噬”；某地方言被冠以“即将消亡的古老语言，承载着被遗忘的独立历史”；甚至将历史上正常的区域文化流变，解读为“中央政权对地方文化的系统性压制和改造”。
“他们很聪明，”沈教授指着一段关于某边疆地区古代佛教遗迹的解说词，“选取的历史片段可能是真实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是存在的，但通过选择性呈现、关联性的暗示和情感化渲染，硬生生编织出一个‘本土独特文明被外来强大文明侵蚀、压抑’的悲剧叙事。普通观众，尤其是缺乏系统历史知识的年轻人，很容易被这种‘为小群体发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姿态所打动，进而对整体的华夏文明叙事产生怀疑甚至抵触。”
林薇调出了一组基因数据分析图，与这些“地方叙事”进行对比。“从我们最新的遗传谱系研究看，这些被他们刻意强调‘独特性’的区域人群，与华夏主体人群在父系和母系上的基因交流与融合历史非常悠久，共享大量的祖先节点。所谓的‘文化孤岛’，在生物学上根本不存在。他们是在利用人们对‘乡土’和‘小众’的自然情感，进行精密的意识形态切割。”
陈思源感到一阵后怕，也感到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敌人的手段确实升级了，从早期的直接诋毁、污名化，转向了更隐蔽、更具迷惑性的“解构”和“碎片化”。这背后是对历史研究、传播学、心理学乃至大数据算法的深度应用。如果不是“文明之心”项目在整合海量数据时，发现了这些分散叙事背后高度一致的“叙事框架”和异常的资金、流量联动模式，仅靠传统的监察手段，很难如此迅速和精准地识别出这张渗透网络。
“赵处长的行动，拔掉的是已经暴露的‘刺’，”陈思源沉吟道，“但产生这些‘刺’的土壤——那种容易被碎片化叙事吸引、对宏大历史产生疏离感的社会心理，以及境外势力不断变换手法进行渗透的企图——仍然存在。我们的正面建设必须加快。‘文明之心’不能只停留在分析和预警层面，它生成的‘整合性叙事’产品，必须更快、更生动地抵达大众，尤其是年轻人。”
他想起“启明”早期的视频，那种将深厚学识转化为平静而有力叙述的能力，那种直指人心、激发深层共鸣的智慧。或许，“文明之心”需要学习的不只是数据和逻辑，还有那种属于“圣人”的、连接历史与当代人心的“温度”与“智慧”。
就在这时，赵海川的视频接入了会议室。他看起来有些疲惫，但目光依然锐利。
“初步战果已经汇总。这个以王世襄为核心的团伙，运营超过五年，渗透范围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广一些，特别是在网络亚文化圈和部分高校文史社团中。” 赵海川顿了顿，“审讯中，王世翔交代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他们近期接到上线指示，要求加快收集和编造关于‘华夏文明内部技术封锁与压制’的所谓‘史料’，特别是针对明代以后，某些地方性或民间技艺‘失传’的案例，要着力渲染成‘中央政权或主体民族出于垄断目的进行的系统性打压’。其目的，似乎是试图从‘科技伦理’和‘创新环境’角度，为西方中心论和所谓‘华夏文明缺乏持续创新基因’的旧调提供新的‘弹药’。”
陈思源和沈教授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这确实是新的攻击方向，更专业，也更阴险。
“我们截获的部分资料里，已经看到一些苗头，”沈教授说，“比如将《天工开物》某些技艺在清代的失传，完全归咎于‘汉人政权对技术的漠视’，而刻意忽略明清易代战乱、社会动荡以及清政府政策的具体影响。这是典型的以果推因、裁剪史实。”
“看来，断剑重铸，不仅要清除外部的污秽，还要警惕内部被植入的、扭曲的记忆基因。” 陈思源缓缓说道，“这场文化安全战，没有休止符。我们必须让‘文明之心’更快地成长起来，让它不仅能识别‘毒刺’，更能滋养出健康的、具有强大免疫力的‘文明肌体’。”
【历史闪回线】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上海，公共租界边缘，某间不起眼的货栈仓库。
咸湿的江风裹挟着煤烟和码头特有的杂乱气味，钻进仓库的缝隙。仓库里堆满了等待转运的茶叶、生丝和瓷器，但在最深处，几个用油布遮盖的大木箱旁，两个人正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低声交谈。
一个是穿着洋行职员西式服装、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名叫阿贵，是英商怡和洋行的买办。另一个则是穿着长衫、戴着瓜皮帽、面色焦黄的古董掮客，人称“方眼钱”。
“方老板，这次的东西，洋大人很满意。”阿贵搓着手，脸上带着讨好的笑，指了指那几个木箱，“特别是那批从宁波弄来的‘水陆画’和祠堂碑拓，劳伦斯先生说，很有‘东方宗教艺术原始风貌’，对研究你们中国人的‘民间信仰演变’极有价值。价钱嘛，好说。”
方眼钱眯着眼，抽着水烟袋，慢悠悠道：“阿贵兄弟，你是晓得行情的。这些东西，现在不好弄啊。长毛（指太平军）闹过，地方上祠堂毁了不少，这些东西流落出来，我也是费了老鼻子劲，冒着风险收来的。洋大人要是真喜欢，这个数……”他伸出几个手指。
一番讨价还价后，价格敲定。阿贵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洋元支票。方眼钱验看无误，示意手下伙计开始将木箱往门外怡和洋行的货车上搬。
箱子里装的，远不止“水陆画”和碑拓。夹层里，还有方眼钱通过其他渠道收来的、更“敏感”的东西：几部从某个败落书香门第流出的、带有明显明遗民思想的诗文集手抄本；一批从皖南祠堂拆卖得来的明代家族谱牒和地契文书；甚至还有几件小而精的鎏金铜佛像和玉器，来自某座在战乱中荒废的寺庙。
方眼钱不在乎这些是什么“文明记忆”。在他眼里，这些都是“货”，是能换来真金白银的“俏货”。洋人喜欢这些老东西，不管是研究还是收藏，出价都比国内那些穷酸秀才或破落户大方得多。至于这些东西出去后，洋人会怎么写文章，会不会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中国人“迷信”、“落后”或者“家族制度僵化”，那不是他关心的事。乱世求生，赚钱第一。
阿贵则更清楚洋人的心思。他的洋上司劳伦斯，不仅是商人，也对“东方学”颇有兴趣，经常将收购来的文物古籍，寄回英国给皇家亚洲学会或大英博物馆的朋友。劳伦斯曾酒后对他说过：“阿贵，要了解一个民族，征服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神祇，他们的家族是怎么运作的。这些东西，”他指着仓库里的文物，“就是钥匙。”
阿贵似懂非懂，但他知道办好这件事，自己在洋行里的地位就更稳，佣金也更丰厚。至于“钥匙”会被用来打开什么样的门，他懒得去想，也不敢去想。
货物装车完毕，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黄浦江边的码头，那里有怡和洋行的货轮，即将起航前往伦敦。这些承载着江南地区民间信仰、家族历史、地方文献的记忆载体，就这样被贴上“东方古董”或“研究资料”的标签，开始了远渡重洋的旅程。
像方眼钱和阿贵这样的中间人，在晚清至民国的口岸城市并不少见。他们是文明瑰宝流失链条上至关重要的一环。上承因战乱、贫困或愚昧而被迫变卖祖产、文物的原主（或盗卖者），下接拥有资本、知识和殖民野心的外国收购者。他们或许没有直接拿起刀枪，但他们促成的交易，却在持续地、无声地抽空这个文明机体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凭证。
更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如阿贵，本身也是这个文明的子孙，却在利益的驱使或生存的压力下，成为了协助外部势力“理解”（实则是肢解和定义）自身文明的帮手。这种内部的“搬运工”角色，使得文明记忆的流失不仅发生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也发生在看似平常的商业交易和“学术交流”之中。
方眼钱不会知道，他卖出的那批家族谱牒中，可能就记录着沈怀瑾家族旁支的迁徙信息；那些明遗民诗文集里，或许就藏着关于“隐屿”的隐晦诗谶。阿贵更不会想到，劳伦斯寄回的那些“研究资料”，将成为后世某些西方学者构建“东方家族社会封闭论”或“华夏民间信仰停滞论”的所谓“原始依据”。
历史的悲剧往往在于，最致命的伤害，有时并非来自正面的猛烈冲击，而是源于无数看似微小的、内部的溃散与背叛。当文明的守护意志在全局性崩溃中涣散，其构成记忆的无数碎片，便会像失却了引力的星辰，被各方力量轻易地捕获、买卖、并按照购买者的意图重新诠释和安置。
一个世纪后，当赵海川追索着试图裂解当代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暗毒”时，那些利用信息时代工具、以“学术”或“文化”之名行渗透之实的现代“方眼钱”和“阿贵”们，其行为的本质，与那个江风凛冽的仓库夜晚，并无根本的不同。只是，交易的对象从实物文物，变成了更抽象却也更核心的——历史解释权与文化认同本身。
清除这些内部的“毒刺”与“搬运工”，正是“断剑重铸”不可或缺，却也尤为艰巨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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