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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袋水泥有多重？
似乎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这种事。
现代社会的分工真是个伟大的发明。
它让很多人都避免了繁重的劳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可以专心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
我曾经也是“不用从事繁重劳动”的一员。
但现在不是了。
……
我第一次知道一袋水泥究竟有多重，是在我已经看过无数份工厂报表、签过几百份合同以后。
过去坐在办公室里，水泥只是工程预算中的一行数字。
每吨多少钱，运输费占多少，雨季要不要增加损耗，月底再让会计把差额解释清楚。
我也去过工地，当然去过。
车门会替我提前打开，鞋底踩着刚铺好的木板，负责工程的社长跟在身边，一路告诉我进度多么顺利。
工人见到我会摘下安全帽，弯着腰喊一声“常务”。
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们把腰弯下去以后，还能不能直得起来。
轮到我自己扛的时候，我才知道五十公斤压在肩膀上，最先疼的并不是肩膀。
是呼吸。
水泥袋往身上一落，胸腔便像被一只手按住了。
走出十几步以后，腰会开始发酸，脚底也会跟着发麻。
到了搅拌机旁边，人已经顾不上什么姿势，只想着尽快把东西卸下来，好让肺重新张开。
工头第一次催我快些时，我差点转过身去骂他。
那是我过去最熟悉的反应。
有人让我不痛快，我便要让他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
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开头——你知道西园寺三个字怎么写吗？
可那时我穿着一套从旧货店买来的工装，安全帽里写着“田中健”。
西园寺健次郎已经破产了。
那个人的房子被银行贴了封条，车子进了拍卖场，手表和袖扣换成了几叠很快便被债主拿走的钞票。
到了最后，连西园寺这个姓也成了不能随便说出口的东西。
那些放高利贷的人要是知道那个人还有一个做家主的哥哥，只要听见这个姓，便会觉得那个人身上还能再榨出一层油来。
所以我低下头，把那句已经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知道了。”
这是田中健在工地上学会的第一句话。
……
我搬进南千住时，房间里只有六张榻榻米。
房东把钥匙交给我妻子，反复强调厕所要和走廊里另外三户人家共用，洗澡只能去街角的钱汤。
她站在那里点头，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衣服的旧皮箱。
那只箱子原本是我们去夏威夷时买的，边角还贴着航空公司的行李签。
我看着它，觉得很刺眼。
当天晚上，我让她把行李签撕掉。
她没有问为什么，坐在榻榻米上慢慢撕了很久。
胶已经粘进皮面，最后留下了一块颜色更浅的印子，怎么擦也擦不掉。
我生气了，跟她一起坐下来，又把那个印子给擦干净了……大概擦干净了。
那一晚，我们都哭了。
……
我们过去有佣人整理衣物，有司机记住每一次行程。
如今她白天去小钢珠店清扫别人吐在地上的烟蒂，晚上回来还要把我的工装泡进木盆里。
水泥灰浸过水以后会变成一层黏在布料上的白浆，手搓不干净，只能用刷子一点点刮。
我有一次看见她蹲在那里刷裤脚，忽然问她，为什么还不回娘家。
她停了一会儿，说娘家也欠着钱。
这当然是假话。
她父亲早已去世，兄长在名古屋开诊所，虽然算不上富裕，养她一个人总归是没有问题的。
她留下，大概只是因为我是她的丈夫，也可能因为她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被西园寺家的男人赶回去。
我那时仍旧很擅长把别人的选择解释成爱面子。
毕竟只要承认她是在陪我受苦，我便必须承认自己对不起她。
我还做不到。
……
头几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想本家。
想得最多的当然是皋月。
那天晚上，我被藤田带人拖过玄关，鞋掉了一只，袜子踩在地上，全是雨水和泥。
她站在二楼回廊，怀里抱着一只熊，低头看着我。
我至今也说不清，那张脸上究竟有没有笑。
人到了最狼狈的时候，总会替自己记住一些更残忍的细节。
也许她只是站在那里，也许她真的让那只熊朝我挥了挥手。
可在我后来的梦里，她每一次都会笑。
我恨她。
我也恨修一。
最初在工地干活时，每扛起一袋水泥，我都会在心里骂他们一句。
五十公斤，从堆料场走到搅拌机需要四十七步，我一天大概要走一百多趟。
到了晚上，肩膀肿得连衣服都碰不得，于是我就躺在那间六叠大的房里，把他们从祖父那一代骂到皋月将来出嫁。
话说，皋月会出嫁吗？实在是想象不到那丫头嫁人的场景啊……
算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等到骂得累了，也就睡着了。
这倒是治好了我时不时失眠的毛病。
……
工地上的人只知道我姓田中。
他们有时会问，我以前做过什么。
我的手不像从年轻时便干粗活的人，刚去时连绳结都打不好，搬东西却总爱指挥别人怎么放。
一个叫坂本的老工人看了我几天，认定我以前大概是小会社里的课长，犯了什么事才跑来做临时工。
我没有解释。
“课长”已经是那时的我听起来很体面的身份了。
坂本教我怎样用膝盖顶住袋底，怎样把重量从肩膀挪到背上，也教我在雨天先看脚手板有没有浮泥。
他说这些话时总带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像是嫌我死得太快会拖累整组人的进度。
两个月后，一块没有固定好的木板从二层掉下来。
是他把我推开的。
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食指断了。
现场负责人让人送他去医院，第二天便开始计算还能不能把他的工资从本月人工费里扣掉。
我听见他们在临时办公室里谈这件事，推门进去，说工伤应该由会社承担。
负责人抬起头，问我算什么东西。
我张开嘴，又一次差点报出自己的名字。
最后我只说，木板的固定检查表是现场主任签的，昨天下午也有人报告过二层缺少卡扣。
若把责任推给坂本，他就去劳动基准监督署，我愿意替他作证。
负责人盯着我看了很久。
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员争执。
结果并不光彩，我被调去最累的卸料组，连续做了十二天夜班。
坂本的治疗费却由会社付了，休养期间也拿到一部分工资。
他回来以后请我喝酒。
两个人坐在高架桥下的小店里，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够活动的右手端起酒杯，笑着问我，以前是不是做过工会的人。
我说我以前管过工厂。
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得差点把酒喷出来。
我也跟着笑。
那是破产以后，我第一次觉得“西园寺健次郎”这个名字有些可笑。
我确实管过工厂。
几百名工人的工资、原料、机器、订单，全都在我签字以后向前走。
我曾经觉得自己很懂他们，因为每年新年会向他们鞠躬，会在夏季慰问时多发一箱啤酒，也会在有人受伤以后让秘书送去果篮。
可直到坂本的手指断掉，我才第一次知道，一张工伤单送进办公室以后，可以被人变成多少种说法。
操作不当、未按流程、个人疏忽、临时雇员责任自负。
每一种说法都写得通顺，也都有表格可以证明。坐在办公室里的人只要选中其中一种，坂本一家接下来三个月吃什么，便跟着变了。
我过去大概也签过这样的东西。
我记不起来了。
真正让我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
我努力回想，脑子里出现的却只有总额、比例和月底的损耗率。
我记得大阪工厂每个月人工成本是多少，记得加班费上涨会少掉多少利润，却想不起那些数字后面有没有谁断过手指。
我开始不太敢骂皋月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原谅了她。
我只是偶尔会想到，那份合同摆到我面前时，修一问过产能，皋月问过违约金。
我当时觉得他们胆小，觉得真正做生意的人必须敢赌。
如果那张纸决定的只是我的房子和车，我或许还能继续这样想。
可那家工厂停下以后，几百个人同时失去了工资。
他们中的许多人，大概也住进过南千住这样的地方。
……
工地结束是在第二年春天。
最后一笔工资发下来时，债权管理会社先拿走了大半。负责扣款的人告诉我，下一份工作已经找好了，在品川的一座仓库，夜班，工资比工地少一点，但可以长期做。
我问他，为什么替我找工作。
他说债主当然希望我活着，死人不会还钱。
这句话很合理。
于是我去了品川。
仓库里堆着成箱的白色T恤，纸箱外侧印着S-Style的字样。
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牌子后来会卖到什么程度，只知道负责验货的人对污点和针脚近乎苛刻，一只纸箱里只要抽出两件不合格，整批货都要重新检查。
我站在传送带旁，看着那些从申海运来的衣服一箱箱经过，忽然想起大阪工厂的园艺铲。
当年我说，那只是挖土的东西，美国人不会讲究。
仓库里的年轻检验员却会因为一根多出来的线头，把两百件衣服全部退回去。
我问他，有必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他反问我，顾客花了三万日元，凭什么替会社接受一根线头。
我一时答不上来。
在那里做了四个月以后，仓库减少夜班，我又被转到新宿一间门店做开业前的搬运。招牌挂起来那天，我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
S-COlleCtiOn。
仍然是西园寺的产业。
之后是涩谷的货场，相模原的工地，千叶的配送中心。
每一份工作都有结束的理由，每一次安排也都通过不同的会社。
有人说是工程完工，有人说债权方希望我多挣一点，也有人说临时工本来就该跟着活走。
这些理由单独拿出来，全都说得过去。
凑在一起，就显得太巧合了。
那个可能，我还不想承认。
……
我第一次真正产生怀疑，是在相模原。
那天我扛完最后一车水泥，抬头看见工地外的效果图。白色方形建筑的正中央，印着UNIQLO几个红色字母。
柳井正来到现场时，我躲进了探照灯照不到的地方。
他从我面前走过，没有认出我。
这很正常。那时的我瘦了二十多斤，脸被太阳晒得发黑，指甲缝里全是洗不掉的灰。可我认识他，也知道这间店背后站着谁。
我站在阴影里，忽然把过去两年做过的工作重新想了一遍。
建筑工地属于西园寺建设的分包。
品川仓库替西园寺的服装会社存货。
新宿门店是西园寺娱乐名下的物业。
涩谷货场给UNIQLO配送。
连我妻子后来找到的清扫工作，负责的也是西园寺收购的一家物业会社。
东京很大。
大到一个人可以在里面活一辈子，也见不到自己的兄长。
可我每换一份工作，都像是在西园寺的院墙外绕了一圈。
我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大概已经不能叫巧合。
那天夜里，我坐末班电车回南千住。车窗里映着一个戴旧安全帽的中年男人，我看了他很久，几乎已经找不到自己过去的样子。
我想过第二天去本宅。
我想站在那扇把我赶出来的大门前，问修一一句，这些工作究竟是不是他安排的。
后来我没有去。
因为我突然开始害怕答案。
倘若他说不是，那便证明我真的只是在替西园寺搬货、盖楼，连被他们多看一眼的价值都没有。
倘若他说是，我又该说什么？
感谢他没有让我饿死，还是质问他为什么宁愿让我扛两年水泥，也不肯把话说明白？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另一件事。
如果修一一直知道，那么皋月多半也知道。
我曾经以为，她把我扔出大门以后，便再也不会想起我。可也许在某一份送进家主室的名单里，“田中健”三个字始终都在那里。
她看见了。
她什么也没说。
电车经过上野时，车厢里已经只剩下几个人。我把安全帽放在膝盖上，手指摸到帽檐内侧那个用黑笔写下的名字。
田中健。
我忽然觉得，这个名字也没有最初那么难听了。
至少他靠自己的工资养活了妻子，也替一个断了手指的工人争到过治疗费。
西园寺健次郎以前从未做成过这种小事。
至于修一究竟在想什么，皋月又为什么允许这一切继续，我决定暂时不问。
我们兄弟从小就不擅长把话说清楚。
而西园寺家的人，大概都很喜欢让别人自己想明白。
……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
我叫田中健。
田中，是个随处都能听见的姓。
车站的广播里会有田中，工资名单上会有田中，工头站在脚手架下面喊上一声，也许会有两三个人同时回头。
一个破了产、欠着债，又不希望别人知道过去的人，用这个姓很合适。
至于健，是我从原来的名字里留下来的。
为什么偏偏留下这个字，我那时没有认真想过。大概一个人被赶出家门时，无论嘴上说得多么决绝，手里总会下意识攥住一点不肯丢掉的东西。
后来我才发现，我真正扔下的是“次郎”。
次郎，是第二个儿子，是修一的弟弟，是站在本家旁边，始终想证明自己也能独当一面的人。
我过去做过的许多事情，大概都与这两个字有关。
我想让别人知道，分家的男人也能经营工厂；想让修一承认，我并不比他差；甚至想让那个小姑娘明白，她没有资格把我当成一个无用的叔叔。
但田中健不需要证明这些。
他只要按时上工，按时还债，回家时记得替妻子带一条贴着半价标签的青花鱼。第二天早晨醒来，肩膀仍然能抬起来，双腿也还能走完从南千住车站到工地的那段路。
“健”这个字，原来可以这样简单。
活着，工作，照顾留在自己身边的人。
犯下错误以后，不再让别人替自己承担。
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容易了。
所以——
我叫田中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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