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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东京最不值钱的东西，大概就是钱。
偏偏我没有。
我第一次听人说，一千万日元根本算不上钱，是在新宿一家居酒屋里。
那时我已经离开工地，在品川的仓库做过夜班，也替新宿的店铺搬过货，后来又被一家劳务会社送去涩谷负责配送。
工资比最初扛水泥的时候高了一些，可每个月刚发下来，债权管理会社便会先扣走大半。剩下的钱装进信封，我带回南千住，交给妻子。
她会把房租、水电、米、味噌和钱汤的钱一项项写在本子上，最后剩下的几张钞票，用夹子夹在厨房的木架上。
那就是我们一个月可以自由支配的钱。
居酒屋里的那个男人，却在抱怨自己只有一千万日元。
他和我一起做配送，比我年轻十来岁，父亲在埼玉开一家小印刷厂。
那天刚发奖金，他请我们几个喝酒，一边喝一边说自己准备买一套公寓。
“池袋那边，四千多万。”
旁边的人听得眼睛都亮了。
“你哪来这么多钱？”
“银行借啊。”
他像是听见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筷子夹着鸡皮，在酱油碟上点了两下。
“首付一千万，剩下的贷款。中介说了，现在买进去，过两年最少能涨到六千万。到时候卖掉，贷款一还，还能剩一千多万。”
有人问，万一不涨呢？
一桌人都笑了。
我也跟着笑，只是笑得慢了一点。
东京的地怎么会不涨？
那是当时最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报纸每天都在写地价。
银座、赤坂、新宿，一平方米的土地可以卖到普通人几十年都挣不到的钱。
电视里有人认真计算过，只要把皇居下面那块地卖掉，就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我不知道那种算法究竟有没有道理，但居酒屋里的人显然都信。
更准确一些，他们根本不在乎有没有道理。
只要明天比今天贵，就够了。
我听着他们谈股票、土地、会员券，心里当然羡慕。
我甚至比他们更懂这些东西。
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
我做过常务，见过银行支店长，知道一份贷款申请应该怎么写，也知道怎样把一间工厂的土地、设备和订单包装成银行喜欢的样子。
桌上这些连资产负债表都看不懂的人，居然一个个开始谈几千万日元的买卖，我却每天为了多出三千日元的夜班补贴和领班讨价还价。
有那么几个月，我非常难受。
配送中心里有个姓河野的年轻人，拿五十万日元买股票，半年以后变成了一百三十万。
他把证券公司的交割单带到休息室，一群人围着看。
我站在外围，看见那串数字以后，第一反应竟然是：如果给我五百万，我能赚得比他多得多。
这个念头熟悉得让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几年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要再给我五十亿，工厂就能扩产。
只要美国订单继续增加，新增的生产线很快便能收回成本。
只要日元别涨得太快。
只要银行愿意继续借钱。
只要……只要什么呢？
我曾经把这么多“只要”叠在一起，然后告诉所有人，这叫经营判断。
可人穷的时候，记性会变得很好。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只剩下一千多日元。
那天回家以后，我真的想过借钱。
我甚至已经在脑子里算好了。如果借五十万，涨一倍以后还掉本金，剩下的钱足够我们换一间带独立浴室的房子。妻子也不用每天拎着洗漱用品去钱汤。
第二天，我找到债权管理会社的人，问能不能暂缓一个月扣款。
对方翻了翻我的资料。
“理由？”
“家里有急用。”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医院？”
“……不是。”
“那就不行。”
我有些恼火，问他，我挣的是自己的工资，为什么连怎么花都不能决定。
那个人把资料合上，推回桌面。
“田中先生，你要是会决定自己的钱怎么花，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
最后还是走了。
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这句话。
当时我觉得那是在羞辱我。
后来才发现，他救了我一次。
……
一九八八年以后，东京变得越来越夸张。
我工作的地方也换得越来越快。
做过仓库，跑过配送，在千叶的冷藏库里搬过冻得发硬的纸箱，也去过车站后场，凌晨四点跟着货车把当天要卖的东西送进柜台。
后来有一阵，我还在歌舞伎町边缘的一间卡拉OK店里做设备维护——当然，是西园寺的。
那家店地方很小，客人却多得吓人。
星期五晚上，门口从八点一直排到凌晨。年轻职员下班以后拎着公文包来唱歌，结账时拿出一叠万元钞票，谁也不问包厢费究竟是多少。
有一次，一家公司包下整层替新入职的员工办欢迎会。
喝到最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走廊里往地上撒钱。
真的是撒。
一张张万元钞票被他揉成团，丢给同事，让他们猜里面包着多少硬币。
店长怕出事，让我和另一个人过去劝。
那年轻人靠在墙上，脸喝得通红，听见我们说别糟蹋钱，竟然笑得直不起腰。
“钱算什么啊，大叔？”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下个月奖金就回来了。”
我低头看着地上的钞票。
那一张，差不多够我和妻子吃半个月。
我忽然很想揍他。
可我最终只是弯下腰，把钱一张张捡起来，交给他的同事。
回南千住的电车上，我一直在想。
如果当年大阪工厂的订单顺利完成，如果日元没有升值，如果我仍然是西园寺家的常务，我会不会也觉得钱不过如此。
答案让我不太舒服。
我大概会。
甚至会比那个年轻人更过分。
因为我有一个更好的姓，还有一群会在旁边替我把浪费解释成气魄的人。
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没钱或许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嗯，也没什么不好的。
……
那几年里，我见过很多发财的人。
开出租车的司机买股票，百货公司的柜员买公寓，工地上的小包工头拿土地做抵押，再借一笔钱去买另一块土地。
银行的人甚至会主动追到现场来，西装皮鞋踩着还没干透的泥，笑着问老板要不要增加授信。
贷款像是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
只要你有一块地，银行便愿意告诉你，这块地明年会更值钱。等它真的涨了，你又可以拿上涨后的估值去借更多的钱。
我以前会把这叫作资产运作。
后来我在仓库里学会了另一个算法。
一辆货车今天只能装这么多箱子。
一个人一个晚上只能搬这么多货。
一间店门口再长，也只能挤进这么多客人。
股票可以在一张纸上翻倍，土地也可以在银行的估价书里翻倍，可人的手臂是不会因为东京地价上涨便突然多出一倍力气的。
这种道理简单得可笑。
我从前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
一九八九年，我已经能在一些临时岗位里带几个人了。
不是因为谁提拔我，只因为干得久，知道货该怎么码，知道新来的工人什么时候会偷懒，也知道领班把进度报得太好看时，应该先去现场数一遍还剩多少箱货。
那一年，日经指数一天一个新高。
休息室里多了一台小电视，午休时大家不看棒球了，开始看财经节目。
有人会在指数上涨时欢呼，也有人拿着报纸算自己昨天又赚了多少。
河野后来买了第二套公寓。
他已经不做配送了，辞职去了房地产会社。临走以前请我喝了一次酒，西装是新买的，手腕上多了一块很亮的表。
“田中大叔，你真的不买吗？”
他还记得我。
“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
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连首付都没有。
他压低声音，说可以介绍认识的信贷会社给我，只要有稳定工作，手续总有办法。
那一瞬间，我又心动了。
我已经欠了很多钱，似乎再欠一点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所有人都在赚钱。
如果整个东京都证明我是错的，一个已经破产过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坚持？
可我最后还是摇头。
原因一点也不高尚。
我真的借不到钱。
我的名字进过信用记录，工资又长期被债权方扣走。河野认识的信贷会社听完情况以后，很客气地让我回去等消息，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
所以在整个日本都觉得自己会发财的时候，我只能继续搬货。
这件事当时让我非常屈辱。
直到后来，它变成了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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