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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日经指数涨到了接近三万九千点。
那天休息室里有人开了啤酒。
电视里的主持人笑着谈论四万点，旁边的人已经开始讨论五万点什么时候到。一个刚进公司的年轻人问我，要是指数真到五万点，我会不会后悔。
我说当然会。
谁会不后悔呢？
看着别人挣钱，自己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哪里会有什么超然的心境。
我只是没想到，那竟然已经是山顶。
第二年开春以后，最初的变化很小。
先是股票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涨了。
然后银行的人来得少了。
再后来，几个总在休息室里谈股票的人开始不看电视。电视一开到财经节目，他们就去抽烟。
我那时在一家给建设会社供应材料的仓库做现场事务。
过去每到月底，司机都要排队等着卸货，水泥、钢材、管件一车接一车往工地送。到了春天，有两家长期客户忽然要求延迟送货。
五月又取消了一家。
六月，仓库最里面堆着的一批建材已经一个多月没人来提。
社长还说只是暂时的。
七月开始拖工资。
我太熟悉这种说法了。
大阪工厂出事前，我也曾经告诉别人，只是暂时周转不开。
公司最先减少的是临时工。
然后停掉夜班。
再然后，连做了十几年的正式员工也开始被叫进办公室。
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习惯。
前一年还因为叫不到出租车而在银座街头挥万元钞票的人，第二年已经开始计算电车月票能不能少买一个区间。
房地产中介的玻璃门上贴满降价广告。
曾经告诉所有人“东京土地永远不会跌”的人，又开始解释什么叫调整，什么叫技术性回落，什么叫长期价值仍然存在。
这些词我都听过。
以前工厂亏钱的时候，我也很会发明词。
订单减少叫暂时波动，资金周转不开叫扩大经营带来的阵痛。
后来我才发现，人最喜欢发明这些词的时候，往往正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至于那些词究竟能撑多久，我很快就亲眼看见了。
河野是在那年夏天来找我的。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的西装还是那一套，表却不见了。头发有些乱，站在仓库门口问我能不能借十万日元。
我愣了很久。
两年前，他还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发财。
“房子卖不掉。”
他坐在自动贩卖机旁边，手里捏着一罐没打开的咖啡。
“银行还在收利息。会社也快不行了。第二套房当时买得太高，现在就算降价卖，卖掉的钱也不够还贷款。”
我问第一套呢。
他笑了一下。
“第一套拿去给第二套做追加担保了。”
我听完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借给他三万。
那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
他走的时候反复说会还。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听别人说，他回了埼玉。父亲的印刷厂也因为替他担保，被银行一起追债。
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河野只是运气不好。
做生意总有人赚钱，也总有人赔钱。买房买在最高点，偏偏又碰上会社经营不善，这种事情虽然倒霉，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倒霉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了。
先是以前一起喝酒的人不再谈股票，接着是几个做房地产的熟客突然没了消息。
建设会社开始延迟提货，工地要求把送货日期往后推，连过去最爱催我们多备一点材料的社长，也开始问已经订下的货能不能退掉。
我慢慢有了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河野遇到的事情，也许并没有那么特别。
到了后来我才知道，人们会把那几年的变化放在一起，给它一个很简单的名字。
可站在一九九〇年的东京街头，没有人会在某一天突然收到通知，告诉你繁荣已经结束了。
你能看到的，只是身边一个又一个人开始缺钱。
老板开始拖工资，银行不再像以前那样追着人贷款，工地停下来，仓库里的货越来越久没人提走。
前一年还在讨论下个月买哪块地的人，过几个月以后，已经开始计算手里的现金还能撑多久。
我也是在这种时候，才一点点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情恐怕比河野一个人的失败要大得多。
过去我总把“破产”理解成一次判断失败。
合同签错了，钱借多了，生意做亏了，最后房子被收走，公司也归别人。
等我真正站到下面以后，才发现经营没有这么简单。
一间会社倒下，最先消失的当然是老板的钱，可事情不会停在那里。
工资发不出来，熟练工就会离开；材料商拿不到货款，下一家工厂也可能跟着缺货；已经做到一半的工程停在那里，新的承包商接手以后还要重新检查、重新组织人手。
原本账面上只差几千万日元，拖上几个月，最后需要填进去的钱可能已经翻了几倍。
裁掉一个人也是一样。
以前坐在办公室里，我看到的是人工费减少了多少。
后来真正做过现场，我才知道一个干了十年的老工人离开以后，新来的人要多久才能顶上；一个熟悉仓库位置的班长被辞掉以后，一车货为什么会比平时晚两个小时发出去。
这些东西很少会写进最开始那张削减成本的表格里。
可它们最后都会变成钱。
我并没有因此觉得会社就不该裁员，也没有觉得经营者应该养着所有人。
生意撑不下去的时候，该砍的地方还是得砍。
只是从那以后，我再看到“削减人工”“关闭工厂”“停止采购”这些词时，会习惯再往后多想一步。
省下来的究竟有多少？
后面又会多花掉多少？
过去的我只会算前一个数字。
我后来去过上野。
高架桥下面住着越来越多失业的人。
他们里面有我认识的工人，也有过去穿西装的人。
有一个男人以前是小建设会社的现场主任，最风光时带着几十个人做项目，手里总夹着一根进口香烟。再见到他时，他用纸箱挡风，脚上那双皮鞋已经裂开了口。
他认出我以后，第一句话竟然是：
“田中，你运气真好。”
我差点笑出来。
一个破产、负债、住南千住、工资每个月被扣走大半的人，第一次有人说我运气好。
可我想了想，又觉得他说得对。
我确实运气很好。
因为我已经在一九八五年破过一次产了。
等所有人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候，我早就在地上。
地上的日子很难过，但至少不会再摔一次。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终于能够比较平静地回想大阪工厂。
皋月当然算计过我。
这一点我到今天也不会替她否认。
她知道汇率会出问题，知道那份合同危险，还故意让我以为自己终于得到了一次脱离本家的机会。
可她能做这些，是因为她太了解当年的我。
只要把“独立经营”四个字摆在面前，我就会自己伸手去拿。
只要有人告诉我订单会越来越多，我就敢借更多的钱。
只要银行愿意贷款，我就会把贷款当成别人对我能力的认可。
只要前一年赚了钱，我就会觉得第二年理所当然还应该赚得更多。
后来整个日本都这样做了一遍。
我只是比他们早了几年。
这个发现没有让我好受多少。
只是，它让我终于没办法再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一个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女孩。
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而已。
……
一九九零年秋天，报纸开始大篇幅报道失业、欠薪和企业倒闭。
我又一次看见了西园寺三个字。
这次是在救济公告上。
西园寺拿出钱，越过已经破产的会社，把一部分欠薪直接发给工人。后来又有人组织起独立劳工互助会，替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工人接新的项目。
仓库里有人拿着报纸感叹，说西园寺家真有钱。
另一个人说，有钱人偶尔做点善事，也是为了名声。
我坐在旁边吃妻子早上捏的饭团，一直没有接话。
我当然知道西园寺家很有钱。
我更知道他们以前不是这样用钱的。
至少，我以前管工厂的时候，从没想过一家已经倒掉的会社还欠着工人工资，与另一个集团有什么关系。
我会说，那是原经营者和银行的问题。
皋月却把手伸了进去。
我不知道她究竟是为了收买人心、接管劳动力，还是出于其他什么打算。
大概都有。
她从来不是一个会单纯做好事的人。
可桥洞下面拿到工资的人不会在乎动机。
他们只知道孩子终于有钱去医院，房租可以再交一个月，明天还有地方能够开工。
我看着那份报纸，忽然第一次认真想，如果当年的大阪工厂没有倒，如果我一直坐在常务的位置上，我会变成什么样。
答案大概不会很好。
那几年里，我多半也会跟所有人一样，拿着不断上涨的土地去银行借更多的钱，扩建工厂，增加投资，再把每一次上涨都当成自己判断正确的证明。
等到银行收紧贷款，我手里的摊子只会比大阪那间工厂大得多。
想到这里，我又想起了皋月。
她拿走了我的工厂、职位，还有我最想证明给修一看的那点东西。
那时候我恨不得她为此付出代价，后来却不得不承认，如果那场失败再晚几年发生，我付出的代价恐怕会更大。
这并不会让我感激她。
她算计过我，这件事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可我也终于没办法继续告诉自己，我只是输给了皋月。
那份合同是我签的，扩产是我决定的，外包工厂也是我找的。后来整个东京都犯了一遍相似的错误，我站在旁边看了几年，才终于看清自己当初究竟做了什么。
至于修一……
我低头看了一眼报纸，又想起这些年来一份接一份、“恰好”落到西园寺旗下的工作。
我们谁都没有把这件事说破。
我也不准备现在去问。
只是那一天以后，我忽然不想再这么稀里糊涂地干下去了。
这些年我进过工地，待过仓库，跑过配送，也在门店和娱乐场所做过杂活。我以前只觉得自己是在还债，做完这一份，再去下一份。
可如果下一份工作依旧会来，我至少应该弄明白它为什么这样运转。
货为什么会堵在仓库，工地为什么会延期，一个班组真正离不开的是谁，账面上省下来的钱最后又会从什么地方花回去。过去坐在常务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这些东西。
现在有人把它们一件件摆到了我面前。
那就看清楚一点。
我已经输过一次了。
总不能六年过去，再输得和当年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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