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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章 梧桐更兼细雨:李清照与声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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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它落在临安城的宫墙柳上,落在西湖边的画船雨里,也落在一条幽深巷陌的旧宅中。那宅子不大,院中种着一株梧桐,叶片阔大,雨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像有人在低低地敲着一面年久失修的鼓。

    一个年近半百的妇人坐在窗前,面前摊着一卷词稿,墨迹未干。她穿着半旧的青灰色褙子,鬓边已有白发,面容清瘦,眉目间却还残留着年轻时的锐利——那种锐利不是张扬,而是一种被岁月磨砺后愈发锋利的孤傲。她提笔,在纸上缓缓写下几行字: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写到这里,她停了笔,侧耳听了听窗外的雨声。雨不大不小,不急不缓,像是老天爷在漫不经心地数着念珠。她忽然觉得,这雨声和她的命一样——没有尽头,也没有归处。

    她叫李清照。

    这世上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很多,可真正懂她的人,少之又少。人们知道她是“千古第一才女”,知道她写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知道她和赵明诚的琴瑟和鸣被传为佳话。可人们不知道的是,她后半生颠沛流离,再嫁、讼夫、入狱,尝尽了人世间的冷暖与炎凉。她像一只南飞的孤雁,从北方的风沙里逃出来,落在江南的烟雨中,却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力气飞回去了。

    一、溪亭日暮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李清照出生在济南章丘明水镇。

    那一年,苏轼正在黄州写下“大江东去”,黄庭坚在江西修水吟咏“桃李春风一杯酒”,周邦彦在汴京谱写“并刀如水,吴盐胜雪”——大宋的文坛群星璀璨,而一颗新的星辰,正在一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悄然升起。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并称“苏门后四学士”。他官至礼部员外郎,为人刚直不阿,文章也写得清俊不俗。母亲王氏,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知书达理,能诗能文。这样的家庭背景,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顶级的书香门第。

    李清照是家中长女,自小便显示出惊人的天赋。

    据说她三岁时便能背诵数十首唐诗,五岁时能作简单的五言诗,到七八岁时,已经能写出让父亲都惊叹不已的句子。李格非有一次在书房里与友人论诗,小清照在一旁玩耍,忽然指着窗外的一株梅花说:“爸爸,那梅花开了,我想给它写一首诗。”李格非笑道:“你写吧。”她张口便吟: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李格非大惊,这是林逋的咏梅名句,女儿竟然信手拈来,且用在此处恰到好处。友人笑道:“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李格非却皱了皱眉,叹道:“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太聪明了,只怕不是好事。”

    可李格非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欢喜的。他亲自教女儿读书写字,从《诗经》《楚辞》到汉魏乐府,从唐诗到本朝词作,无所不教。李清照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一切养分。她最爱读的是《花间集》和南唐二主的词,那些婉转缠绵的句子,像春雨一样浸润着她的心。

    十五岁那年,李清照随父亲来到汴京(今河南开封)。那是北宋的国都,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汴京的街道上,车如流水马如龙,酒楼茶肆里传唱着最新的词曲,勾栏瓦舍中上演着杂剧和傀儡戏。这一切对一个从北方小城来的少女来说,既新鲜又迷离。

    她在汴京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这首词写得活泼灵动,充满了少女的欢快与野趣。溪亭、日暮、藕花、鸥鹭——短短三十三个字,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夏日游宴图。“沉醉不知归路”六个字,既有醉酒的酣畅,又有迷路的顽皮,一个率性而为、不受拘束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

    据说这首词传入士大夫圈子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是一个十五岁少女的作品。有人猜测是李格非代笔,有人说是苏轼的佚作,直到李格非当众出示了女儿的手稿,众人才啧啧称奇。

    可李清照自己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她只是把心里想说的话写下来而已,就像溪水自然地流淌,就像荷花自然地开放。她不知道的是,这朵荷花,即将在北宋词坛上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二、卖花担上

    十七岁那年春天,李清照在汴京遇见了赵明诚。

    那是一个上元节,满城灯火如昼,仕女如云。李清照随母亲去相国寺看灯会,人山人海中,她被一个年轻人的目光吸引住了。那人穿着一件月白色的直裰,生得面如冠玉,眉目清朗,正站在一盏鳌山灯下,手里拿着一卷书,似乎在等人。

    两人的目光在灯火中相遇,又各自移开。李清照低下头,脸上浮起一层红晕,心口像是揣了一只兔子,扑通扑通地跳。她不知道那个年轻人是谁,只记得他站在灯下的样子,像一幅画。

    后来她才知道,那个人叫赵明诚,是吏部侍郎赵挺之的公子,年二十一岁,太学生,精通金石之学。

    而赵明诚也听说了她。他读到那首“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时,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他辗转托人,终于在李格非家中见到了李清照。那一次相见,两人谈了很久,从诗词到金石,从书法到绘画,越谈越投机,仿佛认识了很久很久。

    赵明诚回到家后,茶饭不思,辗转难眠。父亲赵挺之问他怎么了,他红着脸说:“没什么。”可赵挺之是过来人,一看儿子的神情就明白了。他派人去打探,知道儿子中意的是李格非的女儿,心里有些不乐意——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而赵挺之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两人在政见上水火不容。

    可赵明诚执意要娶,赵挺之拗不过儿子,只好答应。

    关于他们的婚事,流传着一个浪漫的故事。据说赵明诚做了一个梦,梦里读了一本书,醒来只记得三句话:“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他百思不得其解,去问父亲。赵挺之笑道:“‘言与司合’是‘词’字,‘安上已脱’是‘女’字,‘芝芙草拔’是‘之夫’二字。连起来就是‘词女之夫’。你将来要娶一个女词人为妻。”

    这个故事的真伪已不可考,但它流传甚广,说明在时人眼中,李清照与赵明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一个是大宋第一才女,一个是金石学第一才子,他们的结合,堪称珠联璧合。

    李清照自己也沉浸在这段美好的感情中。她在《浣溪沙》中写道:

    “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腮。

    眼波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

    月移花影约重来。”

    “眼波才动被人猜”——那是恋爱中的女子特有的娇羞与欢喜。她的一颦一笑,都藏不住内心的甜蜜。

    新婚之后,两人住在汴京的一座小宅院里。赵明诚还在太学读书,每月只有初一、十五才能回家。每次回家,他都要先去当铺典当几件衣服,换些钱,然后去大相国寺的古玩市场淘碑帖和字画。李清照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和他一起去,两人在旧书摊前流连忘返,为了一件心仪的藏品,可以把身上的首饰都摘下来换钱。

    有一次,赵明诚看到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爱不释手,卖家要价二十万钱。两人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凑起来,还是不够,只好悻悻而归。回到家后,两人相对无言,对着那幅《牡丹图》的摹本看了整整一夜。

    这种生活清贫却快乐。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回忆这段时光时写道:

    “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自谓葛天氏之民”——她说自己像上古葛天氏时代的百姓一样淳朴快乐。那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尽管清贫,尽管简朴,可身边有懂她的人,有她爱的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她在《减字木兰花》中记录了新婚后的一个小细节: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

    泪染轻匀,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

    她买了一枝含苞待放的春花,插在鬓边,撒娇地问丈夫:“我和花,谁好看?”这样的俏皮,这样的天真,只有被深爱着的女子才写得出来。

    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三、帘卷西风

    北宋末年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像江南的梅雨,说来就来,说走不走,把人闷得喘不过气。

    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属于旧党,而赵挺之是新党。两党之争愈演愈烈,到了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得势,大肆打击旧党,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人碑”,罢官离京。李清照上书公公赵挺之,请求他救救自己的父亲。可赵挺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在蔡京面前说了李格非的坏话。

    李清照在《投翰林学士綦崈礼启》中愤然写道:“父擢不禄之祸,母抱终天之痛。至如靖康之变,虏骑长驱,二圣播迁,九庙隳祀。嗟夫!余之生也不辰,丁此时也。遭乱世之流离,受奸人之构陷。既不能为申生之待烹,又不能为伯奇之逐野。但以目皮相之,孰知其中之所有?”

    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赵挺之的愤怒与失望。一个媳妇写公公“奸人”,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大的恨意?

    更让她心寒的是,赵明诚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他没有为岳父说话,也没有为妻子出头,只是沉默。沉默。他爱金石胜过爱妻子,爱收藏胜过爱家庭。他是个好人,但不是一个好丈夫。至少在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没有。

    李清照没有因此离开他,但心里的那根弦,已经悄悄松了一扣。

    崇宁五年(1106年),朝廷大赦,李格非被允许回到汴京,但官职已经没有了。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关系也有所缓和,两人搬到了青州居住。青州是赵家的老家,那里有一处宅子,名叫“归来堂”。

    “归来堂”这个名字,是李清照取的。她引用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暗示自己向往归隐田园的生活。在青州的十三年,是他们夫妻生活中最平静、也最充实的一段时光。

    两人在归来堂中专心致志地收集、整理金石碑刻和书籍。他们节衣缩食,把所有余钱都用来购买古物。每次得到一件珍品,两人便一起校对、考释、题跋,常常忙到深夜。李清照的记忆力极好,书中的内容过目不忘,赵明诚有时记不清某段文字出自哪本书,她便随口说出卷数、页数,无一差错。

    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

    “夜尽一烛”——那是多么温馨的画面。烛光下,一对志同道合的夫妻相对而坐,一个说,一个听,一个写,一个校。时间在那一刻仿佛停止了,外面的世界无论怎样喧嚣,都与他们无关。

    可好景不长。宣和三年(1121年),赵明诚被任命为莱州知州,李清照随行。莱州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地僻人稀,生活艰苦。赵明诚忙于公务,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李清照一个人在官舍中百无聊赖,常常对着窗外的荒山发呆。

    她在《蝶恋花》中写道: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

    酒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欹,枕损钗头凤。

    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

    “酒意诗情谁与共?”——她有了诗情,有了酒意,却没有人与她分享。那个曾经和她一起“夜尽一烛”的人,如今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官位和一身的疲惫。

    更让她不安的是,赵明诚开始纳妾。这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本是寻常事,可对李清照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她没有在词中直接控诉,但那种隐隐的失落和酸楚,渗透在每一个字里。

    “独抱浓愁无好梦”——她抱着的是愁,不是人。夜阑人静,她独自剪着灯花,灯花一剪一落,像她心里一片片碎掉的期待。

    四、生当作人杰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这个消息传到青州时,李清照正在整理一批新得的碑帖。她手中的毛笔“啪”地掉在地上,墨汁溅了一地。她愣了很久,然后缓缓蹲下身,把那支笔捡起来,擦干净,继续写。可她的手在抖,字写得歪歪扭扭,不成样子。

    她不是不震惊,而是震惊到了极致,反而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

    那一年,赵明诚的母亲在江宁(今南京)去世,他南下奔丧,被朝廷任命为江宁知府。李清照留在青州,独自一人守护着他们夫妻几十年积累的文物——书两万卷、金石刻两千卷、器物字画无数。

    可金兵的铁蹄已经逼近青州。她必须逃。

    她挑选了最珍贵的十五车文物,雇了十几个人,日夜兼程地向南走。剩下的那些,她锁在归来堂的十间屋子里,想着等金兵退了再回来取。可她再也没有回来。那些锁在屋里的文物,连同归来堂本身,都在战火中化为灰烬。

    从青州到江宁,千余里的路,兵荒马乱,盗贼横行。李清照一个女人家,带着十五车珍贵文物,这一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她后来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

    “屡减去”——每一次“减去”,都像在剜她的心头肉。那些书、那些画、那些器,是她和赵明诚几十年的心血,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可为了活下去,她只能一件一件地舍弃。

    建炎二年(1128年)春,李清照终于到达江宁。赵明诚在城门口接她,看到她风尘仆仆、面容憔悴的样子,眼眶红了。两人相顾无言,只是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

    可江宁的日子也不好过。金兵不断南侵,朝廷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争吵不休,赵明诚作为地方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李清照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她一个女子,又能说什么呢?

    建炎三年(1129年)二月,御营统制官王亦发动叛乱,赵明诚当时正准备调任湖州,接到调令后,竟然在叛乱尚未平息时,与另外两个官员“缒城宵遁”——用绳子吊着城墙,趁着夜色逃跑了。

    李清照得知这件事时,正在家中等他。她听到这个消息,脸色刷地白了,手中的茶盏“哐当”一声摔在地上,碎成了几瓣。

    她想起自己从青州千辛万苦运来的那十五车文物,想起他们在归来堂中度过的十三年,想起那些“夜尽一烛”的温馨夜晚——这一切,难道都比不上一个“怕”字么?

    她后来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咏史,实际上是在讽刺南宋朝廷的懦弱,也在讽刺赵明诚的临阵脱逃。项羽兵败垓下,本可以逃回江东,可他“无颜见江东父老”,选择了自刎。而她的丈夫呢?一个堂堂知府,遇到叛乱,不是组织抵抗,而是“缾坠簪折”,弃城而逃。

    她不说,可她写了。写诗,是她唯一的反抗方式。

    赵明诚读懂了这首诗。他沉默了很久,什么都没说,只是把诗稿折好,放进了袖中。从那以后,两人之间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依然客气,依然相敬如宾,可那种亲密无间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五、载不动许多愁

    建炎三年(1129年)八月,赵明诚在建康(今南京)病逝。

    他是在赴任湖州的途中病倒的,李清照得到消息后,日夜兼程地赶到他身边。等她到达时,赵明诚已经病入膏肓,躺在床上,瘦得像一把柴。

    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冰凉,骨节突出,像冬天的枯枝。他睁开眼,看了她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然后,他的手从她的手中滑落,像一片落叶,轻轻地、无声地,落到了地上。

    李清照没有哭。她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很久。她想起他们第一次在相国寺灯会上相遇的情景,想起他站在鳌山灯下的样子,想起他说“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时羞涩的笑容——那些记忆像一盏盏灯,一盏一盏地在她心里熄灭。

    她后来在《孤雁儿》中写道: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

    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吹箫人去玉楼空”——丈夫走了,楼空了,她的心也空了。她折了一枝梅花,想寄给谁,可“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她连思念都无处投递。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大病了一场。她躺在床上,发着高烧,迷迷糊糊中,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死了。可她没有死。她命硬,像一棵被暴风雨吹打过的树,断了枝,折了叶,可根还在,还死死地抓着泥土。

    病好之后,她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她必须保护好赵明诚留下的那些文物。那些书、那些画、那些金石拓片,是赵明诚毕生的心血,也是她后半生唯一的寄托。

    可在这个乱世,一个孤身女子,如何保护得了如此珍贵的财物?

    金兵南侵,她带着一部分最珍贵的文物开始了逃亡。从建康到芜湖,从芜湖到池州,从池州到洪州,从洪州到台州,从台州到温州,从温州到越州(今绍兴)……她的足迹遍布了半个江南。每到一处,她都要找房子安顿下来,把文物藏好,然后等待下一个逃亡的命令。

    那些文物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她的背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可她不敢丢,也不能丢。那是赵明诚的命,也是她的命。

    在逃亡途中,文物不断地丢失、被盗、被骗。

    在洪州时,金兵攻陷了城池,她寄存的几大箱书画全部被焚毁。

    在台州时,一个姓张的官员趁她外出,偷走了她收藏的几件珍贵字画。

    在越州时,她租住在一个姓钟的人家,一天夜里,有人凿穿墙壁,偷走了五箱文物。李清照报了官,可那些东西再也没有找回来。

    每一次丢失,都像有人在她的心上割了一刀。她在《金石录后序》中写道:

    “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零落不成部帙。”

    “十去其七八”——一百件东西,丢了七八十件。剩下的那些,也零散破碎,不成样子。她守着那些残存的文物,像守着一堆废墟。

    绍兴四年(1134年),李清照定居在临安(今杭州)。她在一条僻静的巷子里租了一间小屋,院子里种着一株梧桐。她把剩下的文物整理好,装在一个旧箱子里,放在床底下。

    她开始整理《金石录》的书稿。那是赵明诚生前未完成的作品,一部关于金石碑刻的学术巨著。她花了几年时间,将书稿一一校对、补充、编次,最终完成了三十卷的《金石录》。她在后序中写道:

    “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她用自嘲的语气说,赵明诚对金石的爱,和王播对胡椒的爱、元载对书画的爱没什么区别,都是一种“惑”——一种痴迷。可正是这种痴迷,支撑了她走过最艰难的日子。

    六、武陵春

    绍兴五年(1135年),李清照五十二岁。

    她一个人住在临安城外的清波门附近,离西湖不远。春天的时候,她偶尔会去湖边走走,看看桃花,看看柳絮,看看那些画舫上嬉笑玩乐的年轻男女。

    可她已经老了。

    不是那种白发苍苍的老,而是心老了。她的心像一潭死水,再也没有波澜。她不再写词,不再作诗,甚至不再读书。她每天做的事,就是坐在窗前,看雨。

    那一年春天,有人邀她去游湖,她推辞不过,勉强去了。湖上春光明媚,游人如织,可她却觉得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坐在画舫里,看着岸上的桃花一朵一朵地开着,忽然想起许多年前的汴京,想起那个站在鳌山灯下的年轻人。

    回到家中,她写下了那首《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物是人非事事休”——六个字,道尽了她半生的沧桑。景物还是那些景物,可人已经不是那些人,事也不是那些事了。她想说些什么,可还没开口,眼泪就已经流了下来。

    有人说想去双溪划船,她也想去。可她害怕那小小的舴艋舟,载不动她满心的愁。“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是她一生中写得最沉重的一句词。愁是有重量的,重到连船都载不动。

    读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李清照一生爱水。她写溪亭日暮,写藕花深处,写双溪泛舟,写武陵春色。可水对她来说,从来不是温柔的。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可以滋润万物,也可以淹没一切。她的命运就像水中的一叶扁舟,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东飘西荡,不知要漂到哪里去。

    江南的雨,也是水。它落在她的词里,落在她的愁里,落在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里。她没有等来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她等来的,是无穷无尽的梅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愁,像她的命。

    七、再嫁与讼夫

    李清照一生中最具争议的一件事,发生在绍兴二年(1132年)。

    那一年,她四十九岁,孤身一人,病痛缠身,生活困顿。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叫张汝舟的男人,说是右承奉郎,官不大,但为人忠厚老实。李清照起初不愿意,可架不住周围人的劝说,加上身体实在不好,需要人照顾,便答应了这门亲事。

    可她不知道的是,张汝舟看中的不是她的人,而是她手中的文物。

    婚后不久,张汝舟便露出了真面目。他不断地追问那些文物的下落,甚至趁李清照外出时翻箱倒柜地搜寻。当他知道大部分文物已经在逃亡途中丢失后,勃然大怒,开始对李清照拳脚相加。

    李清照被打了。

    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脸上也有伤痕。她想跑,可张汝舟锁了门,不让她出去。她哭过,求过,可换来的只有更多的拳头。

    一个五十一岁的女人,一个曾经被皇帝接见过的才女,一个写过“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词人,现在被一个市井无赖关在屋子里,像一只被剪了翅膀的鸟。

    她该怎么办?

    李清照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她要告张汝舟。

    她告的不是家暴——在那个时代,丈夫打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告也没用。她告的是张汝舟的“妄增举数入官”——也就是说,张汝舟在科举考试中谎报了应试次数,以此骗取官职。这在宋代是重罪,一旦查实,轻则罢官,重则流放。

    可李清照知道,告倒张汝舟的代价是什么。

    根据宋代的《刑统》,妻子告发丈夫,即使丈夫有罪,妻子也要“徒二年”——坐两年牢。这是为了维护“夫为妻纲”的伦理秩序,不让妻子挑战丈夫的权威。

    她知道这个后果,可她还是要告。

    她给翰林学士綦崈礼写了一封信,详细陈述了张汝舟的罪行和自己的遭遇。綦崈礼被她打动,上奏朝廷。最终,张汝舟被削去官职,流放柳州。而李清照,按照法律,被判入狱两年。

    不过她在狱中只待了九天,就被人保释出来了。具体是谁保释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有人说是綦崈礼,有人说是赵明诚的故交。总之,她很快就恢复了自由。

    可这件事给她带来的伤害,远远不止九天的牢狱之灾。

    士大夫圈子中,有人嘲笑她“晚节流荡,无检操”,有人说她“不终晚节”,有人甚至说她是“荡妇”。那些曾经赞美她才华的人,现在转过头来,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她。

    她在给綦崈礼的信中写道:

    “忍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

    “桑榆之晚景”——她把自己比作夕阳西下的黄昏;“驵侩之下材”——她把张汝舟比作市井中的低贱牙侩。这句话里有自嘲,有愤怒,也有不甘。她后悔自己轻信了别人,可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的失望。

    她一生都在反抗。少女时代反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教条,中年时反抗政治的黑暗和丈夫的懦弱,晚年时反抗一个骗子的欺辱和整个社会的偏见。她输了么?也许输了。她被关进过监狱,被无数人嘲笑,最后孤零零地死在临安。

    可她又赢了。她用一支笔,把所有的痛苦都化成了不朽的诗词。那些嘲笑她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而她的词,九百年来,被人一遍又一遍地读,一遍又一遍地哭。

    八、梧桐更兼细雨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前后,李清照在临安去世。

    关于她的死,史书记载极其简略,只有“李清照卒,年七十二”几个字。没有墓志铭,没有悼词,甚至没有人知道她具体死在哪一天。

    她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人。

    有人说,她死在一个雨夜。那天夜里,临安下着很大的雨,雨打在她窗外的梧桐叶上,发出“啪啪”的声响。她躺在床上,听着雨声,忽然想起了一生中很多个雨夜。

    想起在青州时,和赵明诚一起在灯下校勘金石,窗外的雨声像一首催眠曲。

    想起在建康时,赵明诚病危,她守在床边,窗外的雨声像有人在哭。

    想起在越州时,文物被盗,她坐在地上哭,窗外的雨声像在嘲笑她。

    想起在临安时,她一个人坐在窗前,看雨打在梧桐叶上,一片一片地落下去。

    她忽然笑了。

    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写过一首《醉花阴》,里面有一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那时候的“瘦”,是为爱情而瘦,是甜蜜的、带着撒娇意味的瘦。而现在,她是真的瘦了,瘦到皮包骨头,瘦到风一吹就会倒。可她不觉得苦。她只觉得,这辈子够了。

    她写过那么多词,爱过那么多人,恨过那么多事,活过那么多年。够了。

    她闭上眼睛,雨声渐渐远去,像一条河流,载着她所有的愁,缓缓地、缓缓地流走了。

    第二天清晨,邻居发现她家的门没有关,推门进去,看到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面容平静,像睡着了一样。窗前的那株梧桐,叶子上还挂着昨夜的雨珠,在晨光中闪闪发亮。

    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她最后的词——那首《声声慢》的下半阕: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怎一个愁字了得”——是啊,她这一生的愁,岂是一个“愁”字能概括的?那是一个时代对一个女人的辜负,是一种命运对一颗敏感心灵的碾压,是无数个雨夜累积起来的、比山还重、比海还深的悲伤。

    可她从来没有被这悲伤压垮。她把悲伤写成了词,把眼泪酿成了酒,把一生的颠沛流离化成了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星辰。

    九百多年后,我们读她的词,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穿透时空的力量。那不是软弱,那是坚强;那不是哀怨,那是反抗。她用一支笔,对抗了整个世界。

    九、尾声

    李清照死后,她的《漱玉词》散佚了大半,现存的只有几十首。

    可就是这几十首词,足以让她成为千古第一才女。她的词,既婉约又豪放,既细腻又开阔,既有女儿家的柔情,又有男儿家的气概。她写“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也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她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也写“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她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可我想说的,不是她的文学成就,而是她的“不肯”。

    她不肯认命。丈夫死了,她不肯死;文物丢了,她不肯倒;被人打了,她不肯忍;进了监狱,她不肯哭。她像一株梧桐,江南的雨打在她的叶子上,一片一片地落,可她始终站在那儿,不肯倒下去。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

    李清照的一生,也从来不肯痛快地过。

    她等了一辈子,也没有等来一场痛快淋漓的大雨。她等来的,永远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那些细碎的、绵长的、没完没了的雨,落在她的词里,落在她的命里,落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

    雨声未歇,花魂未远。

    (第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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