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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轮。”他说，用了那个年纪的人对不太懂事的年轻人说话时惯常用的那种语气——客气，可底下藏着一点不耐烦。“装在船的两侧，就像海德公园里那些小船一样。蒸汽机带动明轮，明轮拨水，船就往前走。”
他拿起桌上一支铅笔，在一张废纸的背面草草画了几笔，“您看，这样。很简单。”
玛丽低头看了一眼那个草图，然后抬起头。“那些明轮会浪费太多动力。我不认为布置在两侧是个好主意。”
哈蒙德先生手里的铅笔停下了。他抬起头，第一次正眼看了她好一会儿。那张被海风吹得粗糙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不是被冒犯的恼怒，是那种一个人跟别人争论了太久、忽然发现对方说的不是外行话——然后他更不高兴了。
“明轮从1802年‘夏洛特·邓达斯号’就开始用了。贝洛克的那个工程师，叫什么来着——赛明顿——他把蒸汽机装在小船上，在运河里拖着两艘驳船走了二十英里。
二十英里，顶着风走。后来北美那边，富尔顿搞出来的‘克莱蒙特号’，用的也是明轮，在哈德逊河上跑了好几年了。这些您知道吗？”
“我知道。”玛丽说。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她会说知道。他把铅笔搁下，抱起手臂。“那您说不放在两侧，放哪儿？放到船后面？那么大的轮子，怎么可能那么设计？”
“应该想法子让它在水下推动船只，这样才能提高效率。”
“在水下？那样子漏水，船就沉了。”哈蒙德先生的语气更硬了，可他没有转身走开。他皱着眉头，眼睛盯着桌上那张潦草的明轮草图，好一会儿没有说话。
“那就想办法研究，克服。”玛丽说。她的声音不高，可每一个字都很稳，“您会选择研究新船，不也是看到传统风帆船的局限，才推行新东西的吗？”
哈蒙德先生看着她。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反驳什么，可没有说出来。
铅笔在他手指间转了两圈，停住了。他低下头，把那张废纸翻过来，在背面画了几条很淡的线——大概是在想，如果轮子不在两侧，不在船尾，那该放在哪里。
巴纳德律师轻声说了一句：“班纳特小姐，这家厂虽然有想法，可财务状况——”
“我知道。”玛丽说。她看着哈蒙德先生，“您的船厂需要多少钱？”
哈蒙德先生抬起头。大概没想到她会这么直接。他把铅笔搁下，手在裤子上蹭了蹭——那只手刚才还握着铅笔画图纸，此刻攥紧了又松开。
他已经独自撑了很久了。买铁的钱，付工资的钱，那些垫不上的窟窿，每一个晚上都压在他枕头底下。现在有人直接问他需要多少钱。
“很多。”他说，“新的铁料，蒸汽机，还得再招一批铆工。光那台蒸汽机就——”他顿住了，大概是一时算不过来，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算这个。
“不是问您具体数目。”玛丽说，脸上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我是说，您能出让多少股份？”
这话一出，巴纳德律师从笔记本上抬起了头。加德纳舅舅看看玛丽，又看看哈蒙德先生，端起茶来喝了一口。
哈蒙德先生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船厂当自己的孩子养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人找他要过股份。那些来谈生意的人，要么是想包一艘船，要么是想催一笔债。
可这个女人不是来包船的，也不是来催债的。她是来要他的孩子的。
他咬咬牙。“最多百分之四十九。”
玛丽看着他。他是舍不得。百分之四十九，意味着他还留着控股权，还留着那张最硬的底牌。
可他也知道，这张底牌在碰到银子的时候，没有那么硬。她靠在椅背上，忽然笑了。那笑容很轻，可哈蒙德先生看见了。
“我可以全吃下来。”她说，“只是价格，需要和我的律师好好谈一谈。”
哈蒙德先生张嘴，又合上，又张开。他大概想说那句“百分之四十九是我的底线”——可他忽然想到了一些更远的事。想到那些被他改了又改的图纸，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那些他怎么也算不出来的数据。
想到每一次他去伯明翰买蒸汽机，都要在旅馆里辗转半夜，算那些永远算不平的账。
此刻有个女人坐在他对面，跟他说：你的想法是对的，你的钱我来出。
他沉默了很久。工棚里铆锤的声音还在响，一下，一下，像是这间船厂本身的心跳。他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哑了一些。“价格怎么谈？”
玛丽侧过头看着巴纳德律师。巴纳德把记事簿翻到新的一页，取下夹在耳后那支铅笔，朝哈蒙德先生微微欠了欠身。“哈蒙德先生，我们需要看贵厂最近三年的账册。还有您手头所有正在进行的订单，以及您和伯明翰那家蒸汽机商的合同副本。”
哈蒙德先生看着律师那张公事公办的脸，又看了看玛丽。她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
她的灰色裙子在工棚昏暗的光线里显得很素净，可哈蒙德先生忽然觉得，这个刚才跟他争明轮该不该放在两侧的女人，也许真能把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变成一艘在水下推进的船。
他转过身，朝工棚旁边那间小小的账房走去。
“账册在这儿。三年，一本都不少。”
巴纳德律师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往哈蒙德船厂跑了不下十趟。
每次回来，他那只旧皮包都鼓鼓囊囊的，塞满了从船厂账房里翻出来的单据、合同和库存清单。
他把那些纸片铺在布卢姆斯伯里十七号的书房桌上，一张一张地讲给玛丽听。
“铁料库存，按市场价折算。在建的两艘商船，按完工进度估值。船坞的地皮是租的，租约还有十二年，这个不值什么钱。蒸汽机是伯明翰那边赊来的，款子还没付清。”他翻过一页，“最有价值的反而是他手里那几张图纸。可图纸这东西，变成船之前，没法估价。”
加德纳舅舅坐在对面，端起茶杯又放下。“你就直接告诉我，他那百分之四十九，值多少。”
巴纳德摘下眼镜，用袖口擦了擦，又戴上。“按账面资产算，一万五千镑上下。可按他接订单的能力——如果能解决资金问题，这家厂一年造两艘铁肋船不成问题。从这个角度看，翻一倍也不算多。”
加德纳舅舅端起茶杯又放下。“那哈蒙德开价多少？”
“三万镑。他说，他的技术、他的图纸、他那帮铆工的手艺，都是无形资产。无形资产也要算钱。”
加德纳舅舅抬起头。“无形资产？”
“他是这么说的。”巴纳德嘴角弯了一下，那弧度很轻，“一个造船造了半辈子的人，跟我说‘无形资产’。大概是跟哪个来谈生意的商人学的。”
玛丽靠在椅背上，想了想。“两万。告诉他，这个价格已经把他的图纸和手艺都算进去了。他要是愿意，再加一条——蒸汽机那边欠的尾款，我来付。”
巴纳德把这话带到了哈蒙德的船厂。哈蒙德先生听完，坐在那张旧桌子后面，一只手按着桌上那叠图纸，好一会儿没说话。
蒸汽机那笔尾款是他最头疼的事。铁肋船的龙骨已经架好了，没有蒸汽机，那艘船就是个空壳子。他咬了咬牙，说两万五。
巴纳德又跑了一趟。两万二。
又跑了一趟。两万三，加蒸汽机尾款，再加一条——船厂未来的专利收益，按持股比例分红。
哈蒙德先生听到“专利”两个字的时候愣了一下。他不太懂专利那套东西，可他听懂了一件事——这个女人不是在趁火打劫。她是在告诉他，你那些画在废纸背面的线条，以后可以换钱。
“两万三。加蒸汽机尾款。加专利分红。”他把这几个词又念了一遍，像在掂它们的重量。然后他站起来，伸出手。“成交。”
合同是由巴纳德律师逐条拟定的。他趴在哈蒙德那张堆满图纸的旧桌子上，把每一款条文念出声来。哈蒙德先生坐在对面，两只手交叉在胸前，听到哪一条不明白就打断——什么叫做优先认购权，什么叫做专利收益分配，什么叫做重大经营事项的否决权。
巴纳德一个一个解释，有时候要翻出以前的案例来举例，有时候干脆在纸背面画流程图。
窗外的天从午后亮到黄昏，工棚里的铆锤声停了又响，响了又停。等哈蒙德先生终于把最后一页翻过去、在签名栏旁边写下自己名字的时候，煤油灯已经点起来了。
加德纳舅舅签了受托人那一栏。他把合同推到玛丽面前。玛丽从随身的小皮包里取出那本深棕色封面的支票簿，翻到最新那一页。
羽毛笔蘸了蘸墨水，她在金额栏里写下一个数字——不是两万三，是两万三千一百五十镑，其中那零头的一百五十镑，是巴纳德先生核算完蒸汽机尾款后加上去的精确数字。
她签下自己的名字，字迹很稳，一笔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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