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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议定书是在1830年2月3日签署的。
英法俄三国代表坐在同一张长桌前，把希腊的边界、政体、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一条一条写进了那份文件。
希腊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自治省，不是列强的附庸。
土耳其在未来只有接受这份协议的时间问题了。
纳瓦里诺的硝烟散尽之后，俄国沙皇的大军压向亚得里亚堡，奥斯曼帝国节节败退。
希腊独立从一句口号变成了白纸黑字。
消息传到宫里的时候，乔治四世已经看不清报纸上的字了。
他的视力在过去一年里急剧下降，皇家医师用当时最好的放大镜也矫正不了他眼前的模糊。
身体浮肿得厉害，脚踝和膝盖缠着绷带，无法自己行走。
到春天，他已经卧床不起，被挪到了温莎堡二楼那间最大的卧室里，窗外正对着那条他曾经骑马走过的小路，可他再也看不见了。
首相已经换成了惠灵顿公爵。
那位在滑铁卢击败了拿破仑的战争英雄，如今坐在国王的床榻边，皱着眉，压低声音问了一句——是否需要让夏洛特王储担任摄政王。
乔治四世半睁着那双浑浊的眼睛，嘴唇动了动，呢喃道：权柄还在我的手里。惠灵顿公爵没有再说，只是点了点头，退出房间。
五月里他的身体短暂好转，甚至让人扶着坐起来喝了一小碗汤。温莎堡里有人悄悄松了口气。
可进入六月，病情急转直下。皇家医师在日志里写道，他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意识也越来越模糊。
6月25日晚上，他开始出现临终前的征兆——呼吸急促，时断时续。
凌晨时分，他忽然清醒了片刻。
那种清醒是濒死的人才会有的，像是从一团越来越浓的雾里忽然浮上来，看见了窗外还没有亮起来的天。
那个曾经被整个欧洲议论、崇拜、嘲讽、畏惧的老人，此刻躺在被汗浸湿的床单上，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告诉夏洛特，王位轮到她了。”
说完他闭上了眼睛。凌晨的温莎堡安静极了，只有壁炉里烧尽的木柴偶尔发出细碎的崩裂声。
夏洛特是在睡梦中被仆人叫醒的。
克莱蒙特庄园的夜晚一向宁静，那一夜却有人骑马穿越整片沉睡的乡野，马蹄踏碎了黎明前最浓的黑暗。
她披着一件外套走下楼，在门厅里看见那个风尘仆仆的信使。
他的靴子上全是泥，脸上被冷风吹得通红，单膝跪地，声音嘶哑而克制：“国王陛下驾崩了。”
夏洛特站在那里，点了点头。
利奥波德从楼梯上走下来，轻轻搂住她的肩膀。她往他那边靠了一下，然后回过头，透过门厅那扇半开的窗户，望向外面那片还没有亮起来的天空。
“现在，我们要和宁静的日子说再见了。”
利奥波德的声音很轻，也很稳。“我们都做好准备了，不是嘛？”
灵柩从温莎堡正门移出的那一刻，夏洛特站在门廊下，望着那辆黑色的灵车缓缓驶过石板路。
六匹黑马披着垂到地面的黑绸，马鬃被编成整齐的辫子。蹄铁踏在石板上，发出沉闷而整齐的声响。
此刻她站在那里，脊背挺得很直，像一个船长站在一艘即将驶入风暴的船的舵轮前。
国王病重的那几个月里，温莎堡变成了一座无人打理的废墟。
宫廷管事们各有各的盘算，仆人们松散怠惰，银器蒙了灰，地毯边缘磨出了线头也没有人修补。
有人偷偷把地窖里的酒运出去卖，有人在值班室里赌牌赌到天亮。
那些曾经在乔治四世耳边说着甜言蜜语的人，如今都躲在自己的庄园里，等着风向明朗。
夏洛特只提前了一天到。就这一天，她用来整顿这座摇摇欲坠的王宫。
她从克莱蒙特庄园调来了自己的管家雷蒙德。
那个头发花白、永远穿着深色外套的老管家，带着十几个仆人，天不亮就开始忙。
乔治安娜跟在他身后，手里捧着一本皮面笔记本，把每一个需要处理的细节记下来。
黑绸不够，从克莱蒙特的仓库调。地毯上的破洞用深色绒布临时补上。蜡烛全部换成新的，旧的融掉重铸。
酒窖里的库存要清点，赌牌的值班全部遣散。
雷蒙德指挥仆人搬梯子擦窗，把那些积了几个月的灰尘从窗框缝隙里剔出来。
有个老仆人偷偷嘀咕，说这窗子先王在时也不曾擦过。雷蒙德看了他一眼，只说你如今的主人是夏洛特女王，不是先王了。
乔治安娜负责布置圣乔治礼拜堂。她让人把长椅一排一排地重新排列，从仓库里翻出那些被遗忘多年的银烛台，支在梯子上擦亮。
有个年轻的女仆不小心打翻了一桶水，吓得脸都白了。乔治安娜蹲下来帮她一起擦干净，说没事，继续干。
那些仆人看着这个年轻姑娘卷起袖子亲自干活的样子，忽然觉得新国王的时代也许和旧时代不太一样。
葬礼在温莎的圣乔治礼拜堂举行。
穹顶很低，光线从彩色玻璃窗里透进来，把那些古老的石柱染成深蓝与暗红交织的颜色。
管风琴的声音从穹顶上沉甸甸地压下来，像一只无形的手按在每个人的胸口。
乔治四世的灵柩停放在圣坛正前方，铅棺上覆着一面深红色的天鹅绒覆盖，边缘镶着金色的流苏。
夏洛特穿着全黑的丧服，戴着黑色面纱，站在最前排。
利奥波德站在她旁边，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在管风琴声音最响的那一刻，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身后坐着她的亲戚们。克拉伦斯公爵、萨塞克斯公爵、剑桥公爵，还有几个年纪尚小的远房亲王。克拉伦斯公爵年过半百，头发已经全白了，坐在那里不停地用手帕擦额头的汗，压低声音和旁边的萨塞克斯公爵说着什么。萨塞克斯公爵只是摇头，一句话也没接。
外国使节占据了左边的前排座位。
法国大使穿着深蓝色的礼服，胸前佩戴着波旁王朝的百合花勋章。
俄国大使个子很高，肩膀宽厚，站姿像一名老骑兵。
奥地利大使最晚到，他的马车在路上坏了，赶到的时候仪式已经开始，只能在门边匆匆找了个位置。
首相惠灵顿公爵站在勋贵席的前列。他穿着陆军元帅的深红色礼服，胸前挂满了在印度和滑铁卢赢来的勋章。他的脸还是那种经历过太多战役的人才会有的平静——不是没有情绪，是把所有的情绪都锁在了骨头里。
站在他旁边的是格雷伯爵，辉格党的领袖。
他看着那口铅棺的时候，脸上没有恨意。恨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此刻他只是在想，里面躺着的那个挥霍无度、欠下三十五万镑债务的人，终于不用再给这个国家添新的烂摊子了。
女爵士伊丽莎白·赫歇尔子爵坐在勋贵席靠后的位置。她是这批新晋议员中为数不多的女性，被安排在离通道不太远的地方。她旁边是霍华德夫人，两位女爵并排坐着，腰挺得很直。
忽然所有人都起立了。管风琴停下了它的叹息。那短暂的寂静里，连窗外白鸽扑棱翅膀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夏洛特站在圣坛前方，面向礼拜堂里黑压压的人群。她的声音不高，却稳稳地送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国王陛下的棺木即将离开这座他生前最钟爱的城堡。我站在这里，不只为送别一位君主。我送别的是我的父亲。我原谅他在母亲灵柩经过时拒绝打开宫殿大门的那一天，我原谅他在我每一次伸出手时转过身去的那些年。”
她停了一下，声音依然平静，像一面在暴风雨中不肯起浪的湖。
“不列颠需要在旧时代的灰烬里重建自己的尊严。愿上帝保佑国王，也保佑我们。”
她坐下了。利奥波德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他没有说话，也不需要说话。
礼拜堂里沉默了很久。然后管风琴重新响起，沉沉的，像远方的雷声穿过厚厚的云层。
送葬队伍从圣乔治礼拜堂出发，穿过温莎的街道。
载着国王铅棺的马车走在最前面。夏洛特的马车跟在后面。
街道两旁挤满了人，他们伸长脖子朝送葬队伍张望，目光掠过前方那辆载着铅棺的马车，落在后面那辆王室马车上时，忽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
不是那种礼仪性的、给国王的欢呼。是发自肺腑的，给那个挽救了他们生活的女人。
铁路建设，慈善拍卖，济贫院改革，窗户税废除——这些事她做了很多年，每一件他们都记得。
对前面那辆载着铅棺的马车，人群很沉默。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咒骂。他们只是沉默地看着那辆黑色马车从面前经过，像是在看一页终于翻过去的旧日历。
惠灵顿公爵走在勋贵队列的前排，微微侧过头，低声对身边人说了一句：“国王的棺材里，装载了一个旧时代。”
莉齐的位置不算最前排，可她个子高，目光越过前面的人影，便看见了路边人群中那个熟悉的身影。
玛丽站在人群里，穿一件深灰色的裙子，领口系着素净的黑色缎带。她没有挤到前排来，只是静静地站在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
就像很多年前，她坐在朗博恩舞厅的角落里，手里捧着一本书，看着那些转圈的人影。
莉齐不能走过去，不能说话，甚至不能朝她挥手。她只有和她眨眨眼的机会。
玛丽朝她挥挥手。那个动作不大，只是在胸口轻轻摆了一下，可莉齐看见了。
她们隔着送葬队伍的肃穆和人群的喧哗，隔着那些欢呼夏洛特名字的声音，隔着正在缓缓驶过温莎街头的旧时代，看见彼此。
莉齐把目光收回去，挺直脊背，跟着队伍继续往前走。她的嘴角弯了一下，很轻，很快就收了回去。可那是葬礼上唯一一次让她想笑的事。
夏洛特坐在前面的马车里，透过窗帘缝隙也看见了路边那个挥着手的灰色身影。
她轻轻弯了一下嘴角，放下了窗帘。马车继续往前走，那道缝隙里最后一缕阳光被挡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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