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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组进驻东临矿业的第三天。
吴建平在临时改成的会议室内，连续工作了将近6个小时。
桌上摊着十几本账册，三台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同时亮着，旁边放着一摞用回形针别好的凭证复印件。
他偶尔停下来，用铅笔在账册边缘画一个小三角。
他正在整理东临矿业近五年所有跟“瑞丰投资”有关的资金往来。
从早上八点开始。
他就带着两个组员把铁皮柜里所有标注着“咨询服务费”“项目合作款”“技术协作费”的凭证全部翻出来，按年份排列，然后用审计软件逐笔核对。
到中午的时候。
他已经理出了一个初步的名单。
到下午三点，他拨通了一个号码：“小李，你过来一下。”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审计员推门进来。
“吴处长。”
“你帮我核对一下，从二零一九年三月到二零二三年九月，东临矿业支付给瑞丰投资的全部款项。我这边列了十七笔，你再系统过一遍，看有没有遗漏。”
小李在旁边的电脑上打开审计软件，输入关键词“瑞丰投资”，系统开始逐条匹配。
十几分钟后，她抬起头。
“吴处长，系统查到的也是十七笔。金额从二十万到一百二十万不等，累计是八百六十万整。”
吴建平点头：“好。”
然后，他把整理好的清单打印出来。
他拿着清单看了一遍，在最后一行画了一个圈。
“我去专案组一趟。你们继续留下。”
说完，他拿起清单和笔记本，走出了财务室。
……
县委招待所三楼。
吴建平推门进去的时候，张洪来正在看一份赵永强发来的材料。
他抬头看了一眼吴建平，看到他手里拿着东西，放下材料。
“吴处长，有发现？”
吴建平把清单放在桌上，推过去。
“张组长，这是近五年东临矿业支付给瑞丰投资的全部款项。一共十七笔，累计八百六十万。”
张洪来拿起清单，一页一页地看。
清单做得很规整，每一笔都列了日期、金额、名目、支付方式，备注栏里标注了是否有合同、是否有发票、是否有成果报告。
他看得很慢，目光在每一笔金额上停留了一下。
十七笔，从二十万到一百二十万，跨度五年，收款方全部是“瑞丰投资有限公司”。
看完之后，他把清单放下。
“八百六十万。一家投资咨询公司，五年从东临矿业拿走了八百六十万。”
“对。而且问题就在这里——”
吴建平翻开笔记本，解释道：
“这十七笔里面，只有三笔有合同。
我看了那三份合同，都是简单的框架协议，一页纸，写了甲乙方、合作意向、大概的服务范围，但没有具体的服务内容、没有成果交付标准、没有验收报告、没有结项文件。
说白了，就是空壳协议。”
“其余十四笔呢？”
“只有一张收据和银行回单。连合同都没有。”
张洪来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
“八百六十万，大部分连合同都没有。
如果只是正常的商业合作，不可能这样。
正常的审计，连一张发票都对不上，早就被查了。
东临矿业是县里的重点企业，财务不会这么马虎。”
“对。所以我判断，这笔钱更像是‘通道费’——东临矿业把钱打给瑞丰投资，瑞丰投资再把钱转给某个指定的人或公司。
中间不需要真实的业务，只需要一个看起来合法的外壳。”
张洪来点了点头，又问：“瑞丰投资的底细你查了多少？”
“我查了工商信息。
瑞丰投资注册地在省城，注册资金一百万，经营范围是‘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但我查了它的社保登记，只有两个人。
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五年收了八百六十万的‘咨询服务费’。这不正常。”
“两个人——哪两个人？”
“法人代表贺建军，还有一个财务人员。社保记录上就这两个名字。”
张洪来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
“这笔钱到了瑞丰投资之后，又去了哪里？能查吗？”
“可以查。
但需要省审计局协调银行方面调取瑞丰投资的流水。
我这边只能查到东临矿业这一端的支付记录——钱从东临矿业的账上打出去了，但收款端的资金去向，得走省局的程序。
我已经写了一份申请，需要你报汪书记批。”
“好，我马上报。”
张洪来把清单放在桌角，然后问了一句：“除了瑞丰投资，鑫源商贸那边有什么进展？”
吴建平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
“鑫源商贸那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我这几天也查了一下。
东临矿业的股东会记录从二零一九年到现在，一共开过十一次。
鑫源商贸一次都没有派人参加过。
分红记录上，鑫源商贸的名字也没有出现过。
按东临矿业的盈利情况，这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每年分红至少在五十万以上。
五年下来，累计分红应该在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之间。
但鑫源商贸一分钱都没有领过。”
张洪来皱了皱眉：“入股不领分红？天底下没有这样的股东。”
“对。正常的财务投资，不可能不领分红。
我怀疑鑫源商贸的股份是代持的——贺建军只是名义上的股东，实际的出资人和受益人另有其人。
这个人是谁，目前还查不到。
但从股份的比例和东临矿业的估值来看，这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价值在千万以上。
一个只有两个人的小公司，持有一家矿企千万以上的股份，却从来不参与经营、不领取分红。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真正的股东不敢露面。”
张洪来靠在椅背上，沉默了几秒。
“贺建军——省城人，跟贺某可能有亲属关系。
林晨之前提供的信息里提到过，蒋欣欣背后的省城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指向一个叫‘贺某’的人。
贺建军和贺某，同姓，都在省城，都跟东临矿业有关。
这条线越来越清晰了。”
他拿起手机拨了汪清泉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就接通了。
“汪书记，审计组那边有重大发现。”
“你说。”
“东临矿业近五年向省城‘瑞丰投资’支付了八百六十万的‘咨询服务费’，但没有任何实质性服务。
十七笔款项里，只有三份空壳协议，其余十四笔连合同都没有。
瑞丰投资的法人代表叫贺建军，注册资金只有一百万，员工社保登记只有两个人。
一家只有两个人的公司，五年收了八百六十万，这明显是通道。”
电话那头，汪清泉安静了一下：“八百六十万……继续。”
“另外，瑞丰投资的法人代表贺建军，同时也是东临矿业小股东‘鑫源商贸’的法人代表。
鑫源商贸持有东临矿业百分之十五的股份，从二零一九年入股至今，从未参与经营、从未领取分红。
我怀疑这些股份是代持的，真正的受益人躲在后面。”
汪清泉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八百六十万的‘咨询服务费’，加上百分之十五的代持股份。
这个贺建军，是东临矿业利益链条上的关键节点。
查。
一是查瑞丰投资的资金去向。
二是查贺建军跟贺某的关系。
三是查鑫源商贸股份的实际受益人。”
“好。我这边安排。”
“还有——”
汪清泉补充了一句：
“瑞丰投资的资金去向，你写一份正式的协查申请，我批给省审计局和省公安厅，让他们协调银行方面调取流水。
这笔钱从东临矿业出去，到了瑞丰投资之后又转给了谁，这条线如果查清楚，很多事就能说通了。”
“明白。”
挂了电话后，张洪来给赵永强发了一条消息：
“东临矿业的审计发现重大线索。
有一个叫贺建军的人，在省城注册了瑞丰投资和鑫源商贸两家公司，跟东临矿业有巨额资金往来和代持股份。
你那边查一下贺建军的身份背景，重点看跟省城贺某的关系。
另外，瑞丰投资的资金去向也在查，你那边同步跟进银行流水。”
赵永强回复：“收到。我明天去省城。”
张洪来把手机放在桌上，又拿起那份清单看了一遍。
十七笔，八百六十万，五年。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条从东临县延伸到省城的利益通道。
周顺凯查到了青山镇的矿难瞒报，查到了台账涂改，查到了资金往来。
他拿到了账本，然后就出了事。
现在，这条通道正在被一寸一寸地撬开。
……
第二天上午，赵永强去了省城。
他没有直接去省工商局，而是先去了省公安厅，通过内部系统调取了贺建军的户籍信息和出入境记录。
贺建军，四十二岁，省城本地人，身份证登记住址是省城城东区一个高档小区。
出入境记录显示，他近三年去过四次东南亚某国，每次停留时间不长，像是商务考察。
赵永强又查了贺建军的亲属关系。
他的父亲叫贺建业，已故。
母亲叫周丽，七十三岁，住在省城。
贺建军有一个叔叔，叫贺建邦——这个名字让赵永强的手指停了一下。
贺建邦，省城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板，在省城开发过好几个项目，在本地商界有些分量。
赵永强把“贺建邦”三个字记在笔记本上，在旁边画了一个圈。
他拿着这些信息去了省工商局，调取了瑞丰投资和鑫源商贸的工商登记档案。
瑞丰投资的注册时间是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注册资金一百万，法人代表贺建军，股东是贺建军和另外两个自然人。
鑫源商贸的注册时间是二零一九年一月，注册资金五十万，法人代表也是贺建军，股东是贺建军和周丽——周丽是贺建军的母亲。
两家公司，同一个法人代表，注册时间相隔两个月。
一家投资公司，一家商贸公司。
瑞丰投资在东临矿业支付“咨询服务费”的同期成立，鑫源商贸在东临矿业入股前两个月成立。
时间点卡得很准。
他拿起手机拨了张洪来的号码。
“张组长，贺建军的底细摸了一下。
他有一个叔叔，叫贺建邦，省城的地产商，在省城有好几个项目。
贺建军本人名下有瑞丰投资和鑫源商贸两家公司，注册时间跟东临矿业的资金往来和入股时间高度吻合。
他的母亲周丽也是鑫源商贸的股东。
另外，贺建军近三年去过四次东南亚某国，出入境记录频繁。”
电话那头，张洪来沉默了几秒。
“贺建邦——省城地产商。
林晨之前提到的‘贺某’，很可能就是这个人。
贺建军是贺建邦的侄子，瑞丰投资和鑫源商贸是贺建邦在东临矿业的通道。
贺建邦背后，可能还有更大的人物。”
“对。贺建军只是一个执行者，真正的受益人是贺建邦。
而贺建邦跟郑市长之间的关系，账本上虽然没有直接体现，但从时间线和资金链来看，他们之间有利益往来。”
“你把贺建军和贺建邦的材料整理一份，报汪书记。
我这边同步向韩书记汇报。
这条线已经超出了东临县的范围，需要省纪委层面来统筹。”
“好。”
挂了电话后，赵永强把工商档案复印了一份，装进公文包。
他走出省工商局的大门，站在台阶上，看着省城灰蒙蒙的天空。
贺建军、贺建邦、郑市长、常务副县长钱大勇、矿老板钱大勇……
这些名字在他脑子里排成了一条线。
每一条线都连着东临矿业那八百六十万的“咨询服务费”和百分之十五的代持股份。
他拿出手机，给张洪来又发了一条消息：
“另外，我查了鑫源商贸的股东结构——贺建军持股百分之六十，他母亲周丽持股百分之四十。
周丽七十三岁，退休多年，不可能参与公司经营。
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还是贺建军。而贺建军背后，是贺建邦。”
发完消息，他走下台阶，拦了一辆出租车。
车子穿过省城的街道，他靠在座椅上，把今天查到的信息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
东临矿业的审计还在继续，瑞丰投资的资金去向还在查，贺建军的背景正在慢慢浮出水面。
这条线越拉越长，越拉越清晰。
最终指向线的尽头——那个藏在背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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