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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推进线】
2039年9月,华夏首都,国家文物局地下深层法律战情分析中心。
与其说这里是会议室,不如说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诉讼战情室”。环形的多层工作台上,数十名国际法律专家、历史学者、翻译员和技术分析员正在紧张工作。巨大的主屏幕上,分区域显示着不同法系(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国际公约)的条文分析、判例数据库、大英博物馆历年财务与运营报告结构图,以及通过各种公开渠道和合法信息搜集手段获得的、与大英博物馆董事会成员及关键利益相关方有关联的网络图谱。
中心负责人,一位曾任职于海牙国际法庭的资深国际法专家,正在向陈思源、赵海川以及“重光工程”法律总顾问团队汇报最新突破。
“经过数月对英国法律体系,特别是《1963年大英博物馆法》及其相关判例的深度剖析,我们找到了一条可能的‘裂缝’。” 专家指着屏幕上高亮显示的法条,“该法案核心是禁止博物馆‘处置’(dispose of)馆藏。传统解释包括出售、损毁、赠与等。但我们注意到,法案在立法原意和后续司法实践中,从未明确排除一种情况:即当某件藏品的所有权存在根本性争议,且争议涉及‘非法剥夺’(illegally deprived)这一严重事由时,博物馆继续持有该物品是否仍属于纯粹的‘保管’行为?或者说,这种持有本身,是否可能构成对‘非法状态’的持续,从而触发普通法中的‘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或‘非法占有’(conversion)之诉?”
他切换屏幕,展示一份份古老的英国衡平法案例摘要。“我们在18-19世纪的英国判例中,找到了数起涉及战争掠夺物归属争议的案件。虽然这些案件大多以维护‘现时占有者’权益告终,但其判决理由中,都不同程度地承认了原所有者在‘非法剥夺’情况下享有某种‘道德权利’(moral claim),只是当时受限于国际法不健全和‘胜利者权利’观念,未能支持返还。然而,法律精神在演进。特别是二战后,随着纽伦堡审判确立‘****’原则以及对掠夺艺术品的追索实践,国际社会对‘非法剥夺’文物的态度已发生根本转变。”
另一位专注于英国议会程序的专家补充:“更重要的是,《1963年大英博物馆法》并非不可修改的‘神圣文本’。它是一部议会立法,理论上,议会可以通过新的法案予以修正或设定例外条款。关键在于政治意愿和舆论压力。我们分析了过去五十年英国议会涉及博物馆和文化遗产的辩论记录,发现要求归还埃尔金石雕的呼声从未停止,且支持者比例在缓慢但确实地上升,尤其是在年轻议员和部分跨党派团体中。这说明,那道‘墙’并非铁板一块,也存在政治风向上的‘气象窗口’。”
“所以,我们的新策略是双管齐下,” 法律总顾问总结道,“第一,准备向英国高等法院提起一场标志性的民事诉讼,不以直接要求归还为目标(明知会被《1963年法》阻挡),而是以‘确认所有权’和‘宣告博物馆持续持有状态非法’为核心诉求。这场诉讼的重点不在胜诉,而在‘破冰’——通过高调、严谨的法律程序,将大英博物馆持有掠夺文物的‘非法性’问题,正式、公开地置于英国司法体系和社会舆论的审视之下,打破其‘合法保管’的叙事。第二,同步启动针对英国议会的全方位游说和舆论施压,联合国际学界、文化界、乃至英国国内主张归还的力量,推动议会就是否修订法律或通过特别法案进行辩论。即使不能立即成功,也要将这个问题‘锚定’在英国的政治议程上。”
陈思源听得心潮澎湃。这不再是被动地等待对方善意,而是主动地、专业地开辟法律和政治战场,去动摇那道看似坚固的“不列颠之墙”的根基。
“文明之心”系统也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法律团队需要系统提供的不再仅仅是文物来源证据,还包括对英国相关法律条文演变的历史语义分析、对关键议员和舆论领袖公开言论及立场的数据挖掘与趋势预测,甚至模拟不同诉讼策略和舆论引导方案可能产生的社会反响图谱。
赵海川关注的是另一份报告,关于对“古典研究与保护基金会”的深入调查。“这个基金会的资金流向极其复杂,但最终溯源显示,其超过60%的资金来源于一个注册在开曼群岛的离岸信托,而该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与一家名为‘普罗米修斯资源集团’(Prometheus Resources Group)的跨国矿业勘探公司高层高度重叠。” 他调出该集团的资料,“‘普罗米修斯’名义上主营稀有矿物和能源勘探,业务遍及中亚、西伯利亚、南美和非洲。但我们的情报显示,该公司近年来投入巨资,组建了一支非常规的‘地质考古联合考察队’,配备了最先进的地球物理探测和钻探设备,其勘探目标区域,常常与已知的古代文明遗迹或《山海经》等古籍中记载的‘神秘之地’传闻存在地理重叠。他们在西伯利亚的最新勘探许可证范围,与林博士之前‘神话映射’分析出的坐标区域,有部分重合。”
陈思源与林薇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凝重。这绝非巧合。
“基金会与大英博物馆‘特殊收藏部’的接触内容,我们尚未完全掌握,”赵海川继续道,“但截获的零星通讯显示,他们在查询一些‘非标准材质’、‘异常能量读数历史记录’或‘与已知文明周期不符的工艺特征’的藏品信息。结合‘普罗米修斯’的勘探活动,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雄厚资金支持的、针对可能存在的‘超常古代遗物’的全球性搜寻。其目的不明,但绝对超出单纯的学术或商业范畴。”
“文明之心”系统在尝试整合这些线索时,“神话与未知假设推演模块”给出了一个初步关联图谱:将“貂蝉”项目寻找的“异物”特征描述、大英博物馆可能藏有的“特殊”物品、普罗米修斯集团的勘探区域、以及《山海经》部分篇章的隐晦地理指向,通过模糊逻辑和空间概率模型连接起来,在亚洲北部至北极圈区域,形成了一个隐约的“关注焦点区”。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沈教授声音低沉,“‘重光工程’追索的是明确的、有历史记载的文明瑰宝。但现在,似乎有另一股暗流,在追寻着可能隐藏在历史缝隙甚至神话背后的、更加隐秘和难以定义的东西。这两条线,可能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点上交汇。”
陈思源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文物的归家之路本就艰难,如今又可能卷入更深不可测的谜团与争夺之中。但无论如何,路必须走下去。文明的复兴,既要把被夺走的夺回来,也要把被掩盖的看清楚。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09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与印本部。
斯坦因从敦煌运回的第一批写本和绢画,已经完成了初步的清理、编号和分类。宽敞的研究室里,数位受雇于博物馆的学者和助手,正在灯下埋头工作。空气中飘散着修复胶水、旧纸张和墨迹的混合气味。
负责主持这批敦煌文献编目与早期研究的,是汉学家霍林奈(Lionel Giles,翟林奈)等人。他们面对眼前堆积如山、跨越数百年的汉文、藏文、粟特文、回鹘文乃至梵文写卷,既感到学术发现的巨大兴奋,也面临着语言、文化和知识储备上的严峻挑战。
一位年轻的助手拿起一卷汉文《金刚经》写本,看着上面工整的唐代楷书,努力辨识着。“霍林奈博士,这个字……似乎是‘般若’的异体?还有这里的批注,笔迹不同,内容像是读者的心得?”
霍林奈走过来,戴上眼镜仔细看了看。“是的,这是唐代常见的写经体。批注可能出自后来的僧侣或学者。把这些细节都记录下来,包括纸张质地、墨色、印章、乃至每一处涂改和破损。这些信息,未来可能帮助我们厘清写本的流传和阅读史。” 他顿了一下,语气中带着一种混合了占有感和使命感的复杂情绪,“这些珍宝,在东方那个偏僻的洞窟里沉睡了近千年,几乎被遗忘。现在,它们来到了伦敦,来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学术机构。我们的责任,就是解读它们,让它们蕴含的智慧重见天日,丰富全人类的知识宝库。”
在他的认知里,大英博物馆和西方学术界的“拯救”与“研究”,赋予了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文献以新的、更高的价值。至于它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那个叫王圆箓的道士、那些银元交易、以及背后帝国扩张的影子——似乎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成了宏大“学术事业”中一个不甚重要的注脚。
另一位研究员正在研究一幅色彩绚丽的敦煌绢画《弥勒经变》。他被其精湛的画工和丰富的细节深深吸引,但对其表现的佛教净土场景、人物关系、以及其中可能蕴含的中原与西域艺术交融的风格特征,理解起来却颇为吃力。他需要不断查阅有限的参考资料,并时常向霍林奈请教。“东方艺术的表现逻辑,与我们熟悉的希腊-罗马传统或基督教艺术截然不同,”他感叹道,“理解它们,需要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象征和叙事体系。”
这种文化隔阂是真实的。早期西方敦煌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带着西方艺术史和宗教学的视角与问题意识。他们从中寻找佛教传播的证据、中西交流的线索、以及“异域”的艺术风格。这些研究固然取得了重要成果,开创了敦煌学这一国际显学,但其视角终究是“他者”的、抽取式的。文献和艺术品脱离了敦煌石窟的整体语境、脱离了河西走廊的历史脉络、脱离了华夏文明吸收转化外来文化的宏大进程,被单独置于西方学术的解剖台上,按照西方学科的分类法进行切割、归类和分析。
与此同时,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少数先知先觉的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人,已经通过伯希和提供的部分照片和目录,了解到敦煌遗书的价值,痛心疾首于国宝的流失,并开始了艰难的早期研究。他们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能更深刻地理解文献内容,但却苦于无法见到原件,研究如同隔靴搔痒。这种学术上的被动与屈辱,与伦敦研究室里的“学术繁荣”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霍林奈等人或许隐约知道中国学者的关切,但在那个西方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将敦煌学视为一门新兴的、应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性学问。他们撰写论文、出版图录、举办讲座,将敦煌的“发现”和早期研究成果,纳入西方知识生产的体系之中,并以此奠定了自身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这种学术上的“先占”与话语权的垄断,其影响是深远的。它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敦煌乃至许多其他非西方文明遗产的研究范式、问题设定、价值评判,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学界主导的。原属国的学者,不得不首先学习西方的语言、方法和理论,才能参与到对自己文化遗产的国际讨论中,并常常处于“追赶”和“回应”的位置。
历史闪回线中的这一幕,与当下大英博物馆谈判桌上的僵局,以及国际学术界围绕文物归还的话语权争夺,形成了跨越百年的回响。当年,文明的记忆载体被物理剥离,其解释权也随之被部分转移。今天,“重光工程”和法律战、舆论战,正是在试图扭转这种态势,不仅让文物回家,也要让文明的解释权和叙事权,回归其真正的文化母体。
霍林奈不会想到,百年之后,会有来自中国的学者,携带着名为“文明之心”的超级智能和“文物基因图谱”的尖端科技,重新叩响大英博物馆的大门,不仅索要实物,更在挑战其赖以生存的历史叙事和道德合法性。文明的潮水,在漫长的迂回之后,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拍打着旧日帝国堡垒的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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